现实主义反对理想主义，就是一方面要一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要真切地认清“国家利益”实实在在是什么，不要追求虚妄的东西；另外一个方面，是要求国家在制定出了目标后，在实现目标的方式上，不要采取虚空无力的“理想主义”的方式，不要认为目标很容易实现，应当采取扎扎实实的办法。包括切实弄清对方的意图，自己和对方的力量对比，考虑事情发展的各种复杂可能，尽量运用外交（而非军事）的复杂、艰难、需要智慧和耐性的办法。一般人认为“现实主义”在政策建议上或者就是主张备战和打仗：这是“自然状态”或“自助状态”中唯一能做的事情。事实上，现实主义的建议更多的是建议当一个自然状态下的聪明的博弈者，尽量利用实力均衡和外交等等和平手段达到目的。
摩根索的“务实”外交就体现这样的精神。摩根索在他的着名的《国家间政治》的巨着的结尾专门论述了务实的外交，他说：“就最宽泛的含义而言，外交包括外交政策的全部内容，其任务有四重：（1）外交必须根据实际和潜在可用于追求目标的权力来决定自己的目标；（2）外交必须评估别国的目标和别国实际和潜在可用于追求目标的权力；（3）外交必须确定这些各自不同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互一致的；（4）外交必须利用适于追求其目标的手段。这些任务中的任何一项的失败都会危及外交政策的成功，进而危及世界和平”。摩根索的建议主要要点就是国家不要制定太高的、意识形态的目标，否则它无法通过外交手段去实现，最终会被逼到面临战争的风险之中。
为此，摩根索尤其反对“公开外交”，因为民众的狂热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会迫使一个国家“朝着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前进，并倾其全部资源去实现这个目标，最后，由于把国家利益和这个目标混为一谈，便寻求诉诸战争来解决这个不能以和平手段解决的问题。”这显然是违背现实主义的精神：即为了真正的利益，必须学会妥协。摩根索要求把B1（国内政治）与B2（国家对外政策）区分开来，B1不得干预B2的理性判断。所以，摩根索痛恨当代的“公开外交”和高调理想主义，他告诫说：永远不要把自己置于一种既不能不失面子而后退、又不能不冒严重风险而前进的境地。一项将法律权利的影子和政治利益的实际混为一谈的外交，很可能会发现它自己处于一种有法律上的权力但却没有政治上的必要去做某种事情的境地。换言之，一个国家也许会不顾政治后果与一种它也许有权也许无权坚持的立场前进而又不使自己承担政治的、也许甚至是战争的风险。
务实还意味着明确国家的“国家利益”，而这只能是十分基础性的利益——安全。一个政治家应当首先顾到国家利益。摩根索在论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时指出：忽视民族利益的国家只能招致自身的毁灭。摩根索举了一个例子：假如大不列颠王国1939－1940年期间把对芬兰的政策建立在纯法律道德的考虑上，并向芬兰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以抵抗前苏联的侵略。英国的地位就会被削弱，而且必然被纳粹德国所毁灭。英国也就既不能恢复芬兰的独立，也不能扞卫自己的民族利益即英国的生存了。摩根索的结论是：“各国只有在扞卫了与民族生存最密切相关的民族利益之后，才能去追求次要的利益。”
米尔斯海默也指出，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具体说，国家应当力图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内政治秩序的自治。生存支配其他动机，因为一旦国家被征服，它就没有资格追求其他目标。早在1927年战争恐怖时期，苏联领导人约瑟·斯大林就很好地领会了这一道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生存。”当然，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在追求其他目标，但安全是其重要的目标。
总之，务实的外交策略是现实主义的一贯策略。这不仅是理论家的建议，而且务实精神也确实贯彻到了美国的外交实践中。比如乔治·F·凯南就是这样的一个在20世纪冷战开始时把现实主义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着名学者和政治家。凯南把美国对外政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美国革命到19世纪，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中期到当前。他认为第一个时期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确定的基本目标和对外政策是对的。美国领导人明白自己的对外政策的界限：
首要而明确的答案是，我们应当扞卫民族生存切实的完整性，使之免遭外国或政治的侵扰——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注视国家的安全。……其次，当我国公民谋求私人利益的活动超出国界的范围而涉及外部世界时，必须确实做出最好的安排，以促进和保护这些活动。
凯南说，此时美国的目标是固定的，有限的，杜绝一切救世救民的狂妄，也不视任何民族有道德上的高低贵贱之分。在这一时期，有限民族利益的概念而不是普遍主义民族利益的概念占主导地位。但是后一时期美国政策就错了。此时美国置权力因素于不顾，而用墨守成规、道德说教的假设和目标取代早期的政策目标。
凯南提出的现实主义改正办法是：必须适当使用实力，同时也反对自我道德化。“否则，道德说教式的原则会使一个国家追求无止境的国家目标，选择总体战争，并把无条件投降的法令强加在战败的对手头上”。合理的外交应当谋求基本有限的对外政策目标。这种实力加有限目标的原则，就产生了凯南的“遏制”政策。既不主动出击打意识形态战争，又阻遏前苏联的进逼，使前苏联的对外政策捞不到好实惠。
有的学者评价说二战后美国的按照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进行的外交政策正是权力均衡。凯南一开始的目标是有限的，只想保住三个关键地区不落入前苏联之手：英国，欧洲的鲁尔工业区，日本。但是后来美国受到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影响，结果处处与苏联干仗。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现实主义一直延续到21世纪。美国冷战后的着名外交部长赖斯在她还是一个一般外交官时就曾批评克林顿政府，指责它光顾理想主义和人道援助，没有注意保护国家利益。在她看来，克林顿政府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的国家利益，在外交中只是就事论事，顾及一切利益集团，结果疲于奔命，削减军费，又四处派兵，不知道什么是优先应当考虑的，在不涉及美国的利益的地方也用兵。
新政府应当把美国外交政策聚焦到国家利益上来，追求关键的优先利益，即确保美国军事力量能够阻遏战争。对于非战略重要问题，不要管。一旦决定是关键事情，就要狠狠打胜。许多人不喜欢权力政治，走到反面，就诉诸国际法和规范、多边主义、联合国。这样一来，国家利益就被人道主义援助或国际社会利益所取代，这植根于威尔逊主义。首要还是应当关心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只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带来繁荣和民主的世界。所以，多边主义不能是自身的目的。克林顿政府太急于求得多边解决，那些多边协定可能对美国利益不利。这就不是领导者风范了。美国在世界上应扮演独特角色，不应当执行所有国际协定。
第三节 反面检查：硬核与保护带
以上我们阐述了现实主义范式的4项基本内核。下面我们可以从反面来检查一下，看看这些内核能不能更动，或者说更动之后是否会“退化”，影响到现实主义的基本范式的纯洁性。这不仅是一个纯粹思想实验的问题，也是实际生活中许多研究者必然常常遇到的现实问题。范式理论发展到后来，是拉卡托思的“研究纲领”思想。他对“范式”的严格证伪性有一定的松动：如果范式受到攻击，可以多少改动不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保护带），以保护硬核不动（硬核）。那么，哪些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硬核，哪些是多少可以更动的保护带？学者并没有截然清楚的一致回答。不过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很有意思，值得研究。
第一，在“现象”层面，如果和平成了常态，那么现实主义的“硬核”就受到伤害和动摇，就可能走向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所以现实主义可以承认“暂时的和平”，但是不会承认这会很久。实际上，冷战的结束和人们乐观情绪的流行几乎冲击了一直雄踞宝座的现实主义的地位。以至于米尔斯海默等人怀念冷战。但是，暂时出现“和平”，这可能不会危及现实主义的硬核。只要战争终究会回来，潜在的战争危险一直存在就行。
第二，在“要素互动”层面，如果其他变量如国际法有力地发挥作用，则变成伦理学或国际法学；如果财富的贸易往来占据主流，“双赢”式和平交易成为国与国之间分配利益的主要模式，那国际政治就变成国际经贸学。但是，“既然国家争夺的是零和博弈中不可双赢的东西，那么国家就不能通过妥协和互利交往，只能通过威胁使用惩罚或承诺支付副产品来重新分配资源。效率与总的物质能力相称，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遭罪”。物质的力量是十分“现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