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论在许多现实主义者看来是今天的进攻型理想主义。
这是一种从内在理想到外在理想的思路。“民主和平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大动干戈，兵戎相见。如政治家米歇尔·多伊尔一直认为，在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存在的两百多年间，没有发生一场战争。当然，自由民主国家仍要和非自由民主的国家打仗，例如美国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发动与朝鲜、越南的战争，特别是近年来的海湾战争。它们在发动这类战争时所怀有的正义感甚至超过传统的君主制和独裁制的优越意识。有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民主和平论导向输出民主。它认为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在于民主的胜利或失败。一位国家安全助理说：冷战后美国的目标是扩张民主的范围，因为：“只要民主和市场经济在其他国家占据上风，我们自己的国家就会更加安全、繁荣和富有影响力。”这些人否认“圣战”，认为那是意识形态，是危险的。但是，他们又都把美国的安全联系到别的国家的内政上，民主和平论的逻辑势必迫使美国采纳干预战略。如果民主国家是和平的，而非民主国家是麻烦制造者，那么结论必然是：前者的安全取决于后者改造成民主国家。
实际上，民主和平论早就是美国政府的立场。一战和冷战都来自意识形态。越战中，腊斯克说：“美国只有在整个国际环境意识形态上安全后才能真正地安全。”美国希望达到绝对安全，而且主要用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术语定义的安全，所以美国要在国际上营造同样的意识形态环境，而不是孤零零地民主。现实主义者指出：民主和平论是危险的，它会导致悲剧性的干预灾难，战略上的过度开展，以及美国国力的下降。北约的东扩会使美国卷入地区复杂的争斗。另一方面，美国可能又在应该作为的地方无为；比如对于日本、德国等民主国家，就不进行权力平衡等现实主义的工作。这是依据良好的希望，而不是依据事实。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实主义本来说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区分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但是严格说来，现实主义会认为理想主义鼓动起来的战争可以算作“不义”或者诸恶当中的更恶者。
第二，这种进攻型理想主义完全可能是伪善。它往往被人体会为自私者借着公共的幌子推行自己的东西。如果把利益分为三种：
普世的，自己的安全，自己的权力或贪欲。那么，别的国家一般认为主张理想主义最起劲的国家比如美国，主张普世性不过是它的自己的权利和贪欲的掩盖。米尔斯海默就批判美国理想主义的伪善：
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政策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
正因为此，米尔斯海默认为其他着名的现实主义者经常批评美国的外交过于理想化的说法是建立在误解上，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向来受现实主义逻辑支配，虽然其领导者的公开言论可能让人产生相反的理解。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清楚地注意到，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实际上，其他国家决策者总在评论美国的这种外交政策倾向。
例如，卡尔早在1939年就说过，欧洲大陆的国家把讲英语的民族看成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
另外，美国本身对言辞与实际之间的这种差距是视而不见的。
两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首先，现实主义政策有时与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当追求权力与追求法则并不冲突时，现实主义政策可以名正言顺地装点上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而无需讨论根本的权力事实。这种一致性有利于外交政策的推行。试举一例，美国在二战中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在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都主要源于现实主义原因。但是，两次反击又都与自由主义法则相一致，因而决策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当意识形态冲突推销给了公众。
基辛格也指出过这种言行不一或者伪善：就是在美国自称理想主义的年代中，却在扩张领土。黎塞留的“国家理由”论——基于国家利益可以不问手段去追求它——经常受美国人嫌弃。这当然不是说美国人从来没有实行“国家理由”论——美国有许多实例，如开国先贤在建国初期与欧洲各国的交住，到以“天定命运”为词一心一意向西部开拓都是。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办法坦然公开承认他们本身有自私的利益心。无论是参与世界大战或介入地方冲突，美国领袖永远自称是为原则而战，不是为利益而战。
尼布尔坚持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民主社会有各种缺点，但它与少数人掌权的社会相比，则显然是一种优越的政治组织形式。同时，尼布尔不断警告美国人，不要以为自己没有世界上其他民族行动时的那种权力欲。美国也进行过帝国主义冒险，但一个具有强烈的世界使命感的民主国家从来不愿意主动承认它的行动有任何不高尚的动机。尼布尔强调说，虽然扞卫和扩大民主自治的工作比其他方式的民族救世主义更有道理，但美国人必须抛弃那种天下唯有自己最清白、最正确的幻想，必须抵制那种：“诳称仁义，以权压人”的诱惑。
亨廷顿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通过冠冕堂皇的词语推广到全世界。新的道德化口号赋予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
第三，这种对别的国家的危害，最终会反过来危害到自己国家的安全。这是现实主义最为看重的问题：不是道德地保护别的国家，而是审慎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了普世的理想伤害到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不可饶恕的政治家错误。方纳说：“杜鲁门主义”沿用了战时那种将世界划分为自由的和受奴役的两分法，同时运用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救世主思想，即美国的使命就是战胜黑暗力量对自由的进攻，可以说，杜鲁门主义创造了一种语言，大部分美国人就是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战后世界的。当时就有一些批评家指出，将冷战生硬地定位为世界范围内自由与奴役的斗争，会产生一些不幸的后果。凯南的冗长电报导致了“遏制”政策的产生，但他认为杜鲁门主义那种一概而论的语言使得以个案方式来审视国际危险或判断哪一个危机才会真正威胁到自由或美国的利益，统统变得不可能了。在沃尔特·李普曼也反对杜鲁门将外交政策变成一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讨伐运动”。
方纳还说，美国政府一直用“为自由而战”的语言来论证为什么政府必须建立一大堆不受民主监督的国家安全的机构，如原子能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CIA）（分别建立于1946年和1947年）等等；同时也用来证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行动是合理的有必要的，尽管那些行动无论从哪一种自由的定义出发与自由都毫无关系。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50年代初策划在危地马拉和伊朗的政变，用那些拥护美国利益的独裁者取代了民选的政府，因为后者被认为对美国的海外投资形成了威胁。这些事件在当时都被奉为“自由进步”的样板。
在摩根索看来，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界定，这只能是国家安全。对此，国家可以而且必须以适当的权力来维护。国家的安全是外交必须以适当的权力来扞卫的、不可再减的、不能妥协的最低要求。但是“理想主义”信条则不属于国家利益。对其追求，还会危害国家利益。基辛格则认为，美国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美国既然是自由民主国家，如果不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同样原则，就显得不够真诚。所以，美国“应当支持民主政府而非高压政府，并且预备为其道德信念付出代价，这是不容置疑的。美国应该审慎运用其裁量空间去支持推动民主价值和人权的政府与组织，这也十分明确。”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味不顾代价地追求理想主义目标，那就会忘记和损伤美国其他基本优先利益。美国必须务实，必须“了解美国本身能力所及的范围。美国必须小心，在她执行全球外交政策的财务、军事资源都被削减之时，不要去增加道德承诺。皇皇大言，没有能力或意愿做后盾，会使美国在其他所有事务上的影响力消退。……不论美国多么强盛，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要求其余的人类接受她的意愿与喜好；必须先确立优先事项。即使的确有这样的资源存在，对于不加区分一体适用的威尔逊主义，一旦美国民众清楚了解由它衍生出的承诺和牵扯，也不会予以支持。”如此一来，反而会在国内外损害美国的威望。价值与需求之间应当建立均衡关系后，外交政策就必须一开始就界定何者构成重大利益——也就是国际环境的哪一种变化可能伤害到国家安全；不论此威胁是什么形式，也不论它表面上多么堂皇合法，都得加以抵抗。
当然，要反对进攻型理想主义很困难。即使领导人自己明白其中的危险，他还必须具有抗衡大众压力的勇气。摩根索说：政府是舆论的领袖而不是它的奴隶。那些负责处理外交政策的人如果不时刻牢记这项原则，就不可能遵守前面各项外交规则。好的外交政策的理性要求从一开始就不能指望得到舆论的支持。舆论的偏好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这就又回到了现实主义的一个原则：不能屈服于大众，特别是以理想的名义出现的“民主”；精英要负起自己的责任，要领导而不是被领导。这要求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完美结合。摩根索的着名表述就是：“政治家既不能屈从于公众的情绪，又不能漠视公众的情绪，他必须在使自己适应这种情绪和引导这种情绪以支持他的政策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谨慎的平衡。总而言之，他必须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