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宿命意识
现实主义虽然反对理想主义，但是它并不指望消灭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看到国际政治的现实性的残酷：不能双赢（在内政中是可能的），只能你死我活（权力这种“利益”的特点就是如此）。但是，它并不指望消灭这一现实性。悲观或宿命意识，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现实主义虽然坚持国际政治必定是现实的，但是并不为此欢呼，毋宁说是在沉痛而坚定地指出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这种宿命意识首先表现在认为国际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永远不会改变。用吉尔平的话说就是：“国际关系的性质数千年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与善良的人们的期望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着名的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认为美国人是乌托邦式的道德家，他们试图让德行制度化、铲除邪恶的人并消弭陈规陋习。大多数美国人把战争看成丑恶的行为，最终应从地球上销声匿迹。这种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完全相斥，后者认为战争是国际体系生活中的固有部分。国际政治的悲剧性的含义因此是：国际政治总的来说是令人感到难堪的、丑陋的；而且这种丑陋性由于深入在人性或结构之中，永远不会改变，并且将一直如此伴随我们。早在现实主义的老祖宗修昔底德的着作中，就弥漫着这种气氛。斯特劳斯在其《政治哲学史》中讨论修昔底德对于人性和国民性中的必然之恶的永久性时说道：撇开雅典灾难的原因不谈，越多地读修昔底德的着作，人们就越少地感到雅典的灾难是罪有应得。而且更一般地说，我们对这整部着作的最初反应不是对正义得到了伸张感到满足，而是更可能感到悲哀。“这一悲哀之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这样一种愈益加深的感觉，即雅典人的失败并不是正义的胜利，相反正义本身存在于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之中。……我们都不会不注意到，胜利的斯巴达人变得至少与雅典人一样富有侵略性。”
罗森伯格在评论摩根索的思想时说，现实主义由于对各种历史事件都是用不变的、“植根于人类天性的客观规律”来解释的，于是国际政治的实质变成为非历史的：只存在无穷尽的经验例证的积累，它们再现的是有着不同参与者的同样氛围的场景。
现代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认为，不安全、侵略和战争在国际舞台上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而且这一状况是人的状况，即是说这种状况最终起源于固有不变的人性之中，因此不会随着人类社会各自的特定形式和种类而改变。为支持这一观点，现实主义者指出人类自古至今的历史充满了战争。米尔斯海默的着作的名字就叫：《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显然不是无意识地随便取的名字。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
如此暴力的循环往复，在新的千年里还远未终结。和平的愿望可能仍不会实现。因为塑造国际体系的大国相互提防，其结果是争权夺利。实际上，它们的最终目标是去取得相对他国的支配性权力，因为拥有支配性权力是确保自身生存的最好方式。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限度的安全。国家注定因此相互冲突，因为每个竞争对手都想取得相对于他人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种悲剧。除非塑造这种体系的国家同意组成世界政府，否则便难以逃脱这种悲剧。然而发生巨大转变的前景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冲突与战争注定会持续不断，成为世界政治突出而持久的特征。
在结构主义现实主义看来，永远不变的无政府体系－结构的压力必然使每个国家追逐权力、相互厮杀。米尔斯海默说：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强制性法则，它的体系由独立国家组成，国家之上没有任何中央权威。换句话说，主权是国家的固有部分，因为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统治机构。政府之上不再有政府。米尔斯海默还说：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它们清楚自己的外部环境，并从战略高度考虑如何从中求得生存。尤其是，它们考虑其他国家的优先选择和本国的行动会怎样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以及哪些国家的行为会怎样影响自己的生存战略。米尔斯海默对国际政治的悲剧性所给出的理由是：
任何说我国不是现实主义所描述的国家，都会受到别的国家的询问：你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说对贵国就不必设防？不必对贵国采取均势战略？但是这和在内政中要求取消警察有什么不同？或者更厉害：
只对你不必使用监督？在无政府状态下，要大家仅凭保证和良心相互信任，是不是太危险？所以，“大国的首要目标是为了生存。求生存本身是一个绝对无害的目标。但是，由于结构的压力，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
当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也有人认为这会改变国家的性质，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战争。苏联也确实曾经想跳出现实主义的恶性循环，但是“结构”的压力最终使苏联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博弈场中来。结构对于单位体的行为的压力或一致性的塑造力不仅在市场中十分明显，而且表现在国际政治中。华尔兹以及其他的结构主义现实主义者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前苏联建国之初的外交行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初期宣扬国际革命，蔑视外交传统。事实上他们声称：“我们不会被系统社会化。”托洛茨基明确表明了这一态度当被问及作为外交人民委员他将如何行事时，他答道：“我将对各国人民发表革命宣言，然后拂袖而去。”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比这个事件还有戏剧性，用华尔兹的话说：
在一个竞争的舞台上，一方将需要其他各方的援助，拒绝参与政治游戏将导致自身的毁灭。苏联很快就感到竞争的压力，并在对外政策中得到反映。于是，列宁在1922年派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Chicherin）参加热那亚会议时就提醒他：“避免使用空洞之辞。”而契切林则体现了身着燕尾服的传统外交官员的特征，而不像那些衣着简单划一的革命者。为了达成交易，他避免使用具有煽动性的言辞，从而成功地与另一个国际社会的弃儿、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德国，达成了停战协议。
华尔兹的结论是——这个例子有力地说明结构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尽管出于内部原因国家不愿遵循普遍的国际实践，但是最终依然选择加以遵循。华尔兹在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表象之后说：
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表明并不存在什么国际的无产阶级，而只存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其行动将取决于他们自己对本国特殊利益的界定。因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利益的自动保持和谐，就像现实所见的资产阶级政府之间利益的和谐一样，是难以解释的！
宿命或悲观意识的第二个涵义是人类的愚蠢。这尤其体现在“结构主义”的现实主义中。因为结构是个人所不知道的，他们各自以为自己在追求自己的欲望，但是实际上受到结构的控制，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华尔兹的理论受到微观经济学的启迪很多。他说：
经济学为了解释个性千差万别的个人的行为的一致性，提出了结构——市场——的概念。在市场结构中，每个单元都寻求自身的利益，大量单元同时行动产生的结果超越了独立单元的动机和目的。
每个单元都希望工作得轻松一些，而把产品的价码抬高一些。但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而价格却要更低。每个公司都寻求增加利润，而所有公司都这样做的后果却导致利润率的降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目的，而产生后果却完全与他们的意图相悖。成员自私的愿望，却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利益。市场作为诱因，介入了经济行为及其结果之间。它影响了行为体的计算、行动以及互动。
国际政治中揭示过一个重要的现象：“安全困境”。我以为这一现象也体现了人的愚蠢，但是却难以消除，因为囚徒二难是典型的国际政治场景。
有学者指出过安全困境思想与现实主义的思想的关系：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翰·赫茨（John H．Herｚ）在《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随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安全困境”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赫茨认为：“‘安全困境’或‘权力与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当权力单元（比如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或民族国家）比肩共存时会发现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能规范其行为和保护其免受攻击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怀疑和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的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由于完全的安全始终无法最终求得，这样的竞争只能导致自我失败。”赫茨还指出，他所提出的“安全困境”与英国历史学家和权力政治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几乎在同时提出的“霍布斯恐惧困境”（“ｐredicament of hobbesian fear”）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安全困境”概念的理论渊源实际上是霍布斯哲学中充满悲观色彩的“自然状态”理念。
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由于受自我保全或自我安全冲动的主使，人人都欲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是同时又都欲得到支配别人的权力，于是就发生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每个人都会杀每个人的困境，人类结合成若干个服从于中央权力的社会，即国家或“利维坦”这一凡间的神来维持秩序。然而，由人类建立起来的国家之间则依然因为没有更高的权威而继续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根据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依然会促使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而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安全困境”，即某一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为会不自觉地导致降低他国安全，从而使他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而竭力增加自己的实力，以至卷入安全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叶江指出，自赫茨提出“安全困境”概念之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的新现实主义或防御性新现实主义理论迅速将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肯尼斯·华尔兹指出：“自希腊的修昔底德和印度的考蒂利亚时起，武力的使用以及控制武力的可能性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着重研究对象。约翰·赫茨新创了‘安全困境’一词以描述这种状态，在此状态中，各国都无法摸透彼此的意图，为了安全，各国便将自己武装起来，而在这样做时，恶性循环便形成了。各国出于安全考虑将自己武装起来后，更感不安全，需要购买更多的武器，因为保护任何一国安全的手段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而后者又转而武装起来作为对前者的反应。”华尔兹进一步认为，各国实际上无法摆脱这一困境，但是多少还能易于应付。但是，进攻型现实主义就更加厉害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体系中理性的国家只有以进攻、扩张来求得稀缺的安全，即解决安全困境的办法除了主动出击，别无他途。”
很明显，在很大程度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安全困境”，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的最佳生存之道是利用其他国家，牺牲他国之利，为自己获取权力。最好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由于这一信息被普遍认同，因此，无休止的安全竞争连绵不断。”
所以，米尔斯海默的进攻型理想主义看上去比起其他人如华尔兹的现实主义要凶悍、要更咄咄逼人，实际上换个角度说，他希望表达的是更为悲哀的观察。因为在他看来，与华尔兹等人的观察不同，国际体系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主。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去获得均势。有时，当大国认为改变均势的成本过于高昂时，它们就不得不坐等更有利的形势，但猎取更多权力的欲望不会消隐，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hegemony）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
这种权力的无情追逐意味着大国总是可能在伺机改变权力分配。一旦具备必要的实力，它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简言之，大国存在进犯的预谋。然而，一个大国为了获取权力不但要牺牲他国利益，而且会不惜代价阻止对手获得权力。因此，当权力隐约出现有利于另一国的变化时，大国会极力扞卫均势；而当有可能出现有利于本国的变化时，它就会抓住机会，想方设法打破平衡。为什么大国会如此表现呢？米尔斯海默的答案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国际体系的三个特征一并导致了国家间的相互提防：（1）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2）国家总是具有用来进攻的军事能力；（3）国家永远无法得知其他国家的意图。有了这一担心——不可能完全一劳永逸地消除——国家认为实力愈是强于对手，自己生存的几率就愈高。毫无疑问，生存的最高保证是成为霸主，因为再没有其他国家能严重威胁此类巨无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