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看法当中显然有由达尔文主义发展而来的强调竞争的伦理观念，这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时髦风尚。人们感到世界正在迅速出现紧迫感，美国人也发现自己需要精神方面与商业方面新的海外边疆，因为国内资源将要耗竭，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先是19世纪70年代，后来是80年代，最后最严重的是90年代）使国外市场成为（至少某些人认为）国家未来繁荣所不可少的东西。内战结束后数十年中美国生活的剧烈转变，也许为人们接受这一政策作了心理上的准备。工业化，城市化，数以百万计的移民的到来，加重了国内压力（或至少精英们已有此担忧），最终的出路在于海外冒险。
这些倾向反映在一系列冲突之中：国家分裂成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集团，伦理道德与地方性文化的分歧，这一切也许反倒使国内各方合力制定出一个更加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海外的研究者还提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杰克逊主义。在他们看来，杰克逊主义是现实主义的，进攻性的，而非孤立主义。杰克逊主义者认为美国不需要明确无误的战争理由。事实上，他们比外交政策机构里的许多人都更为清晰地将道义与战争区别出来。在杰克逊主义者圈子里，海湾战争是一场受欢迎的战争，因为保卫国家的石油供应与杰克逊主义的观点正好合拍。这种观点没有忘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短缺和价格飞涨，显然认为石油供应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因而支持这一观点的人随时准备投入战争，扞卫这一利益。有关所谓伊拉克在科威特野蛮行为的宣传没有将杰克逊主义者推入战争，美国在联合国宪章下有义务保护成员国不受侵犯的法律观点也没有。这是迫使杰克逊主义者坚守立场的一些说法。杰克逊主义者毫不在乎。
总之，这一路线的解释也可以称为“一恶到底”论。对于这样的解释路线，根本就不存在美国政治的“断裂”或悖论需要解释，存在的只是有待“揭发”的黑幕。
（二）P3：外部现实导致了内部现实（C——B2）
“结构主义”反对从内到外的解释路线，认为这是缺乏解释力量的“还原论”。他们主张的是结构优先，只有从结构出发，才能解释“单位”的行为。国际政治中的结构，就是国际社会的性质。这是P3的路线。
很明显，走P3路线的是“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包括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华尔兹批评从A或B1到B2的传统现实主义的“还原论”思路。他说：传统现实主义者是行为主义者，他们认为国际结果是由行为单元——国家——决策所决定的。因果关系是单向度的，即从国家内部构成到它们行为所决定的。这是他们惯常的思考方式。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就属此列。新现实主义者将老现实主义理论颠倒过来。旧现实主义是行为主义取向的：好国家产生好的结果，坏国家则产生坏的结果。新现实主义则是结构主义取向的：结果不仅取决于（而且往往并不主要取决于）国家性质，而且取决于国家行为发生于其间的结构的变化。从这样的结构主义的思想出发，他们认为：不安全因素由于其永恒的无政府主义性质而成为国际秩序中普遍并且长期存在的一个特征。由于国际主权尚未建立，每个国家都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并且除了拿武器进行自卫外，没有其他手段来消除不安全因素。这种威胁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把其它国家的防卫行为误以为是对本国的威胁，威胁因此成为一种自圆其说的预言。这种现象所产生的后果便是所有国家将寻求相对于其它国家的权力最大化。竞争和战争是国际体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其原因并不在于国家本身的性质，而应归咎于国家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的无政府主义特征。
华尔兹指出：战争以及帝国主义的原因存在于一些国家或者所有国家内部。但是如果病因得到治疗，那么这些症状是否会消失呢？
这很难令人信服。虽然经济理论确定了战争的特定原因，但是在经济、社会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千差万别的国家都曾卷入战争。
在国际上，不同国家曾造成过类似的不同的后果，而类似的国家也曾造成过不同或类似的后果。相同的原因有时会导致不同的效果，相同的效果有时则源于不同的原因。这使我们质疑还原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因此提示国际政治不能依靠分析性方法（analytic approa-ches），而必须采用系统方法。
具体到“内外断裂”问题上，这一路线认为P1的解释过于简单化。它认为“断裂”至少是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即使有断裂和悖论存在，也是可以解释的，不必把它化解为“幻相”。在P3看来，并非内部的X导致了外部的X，并不是人性恶或对于权力的莫名贪欲导致了国家（B2）的邪恶行为，而是国际“结构”（无政府）的压力，使得追求安全的国家不得不最大化自己的权力；因此，P3批评P1：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没有意识到“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在国际舞台中，“单位”的属性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无论国家从内政上讲是“理想”还是“现实”，它在国际舞台上都是现实的。当它国内现实时，它显出连续性；当它国内理想时，它不得不“断裂”。
内X不必一定产生外X的思想出现得很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曾经说过，他对“共和国基本上要比其他政体爱好和平”的看法颇不以为然：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全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及迦太基还是商业国，但它们打仗的频率，不论是侵略或防御，绝不下于同一时代的君主政体邻国。就近代来说，英国政体中有平民代表组成国会中的一院，商业也是英国数百年来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少有其他国像它如此作战频繁的。
华尔兹是从政治结构是等级化的还是非等级化的来区分两种“结构”的。不同的结构会把不同的目标放在首位。国内政治与国外政治的结构不同，前者是等级权力的，后者是平等权力的，所以在前者当中，人们不必把追求权力、保护安全放在首要目标的地位，在后者中人们就不得不如此。
他说：国内与国际结构的差异反映在系统单元如何定义其目标，以及如何发展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在无政府领域中，同类的单元共同行动。在等级制领域中，不同的单元相互作用。在此类领域里，单元的功能相似，并且趋于保持这种相似性。同类单元力图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甚至完全的自给自足。在等级制领域，单元彼此不同，并趋向于加强专业化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单元紧密地相互依赖，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这种相互依赖就越发紧密。
所谓分工、“专业化”和合作，是经济学最喜欢讲的人类社会在近代的巨大进步的原因，它可以节省资源，提高效率，增加大家的利益，达到双赢。但是国际上，这样的进步却没有发生。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国家“愚蠢”，而是国家太“聪明”：在一个无政府的领域中，“由于无法依靠他国，每个单元的动机就是能够实现自我保护。‘关心自我’是国际事务中的律令。某些国家领袖也许认为通过参与更为全面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有国家的福利都能够得到增长。但是按照这一观念行事，是国内社会律令的要求，然而这一律令在国际上却行不通。
在缺少结构约束的情况下，人们想做的事情与结构所鼓励的行为是不同的。国家不愿置身于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之中。在自助系统中，对安全的考虑迫使经济收益服从于政治利益”。
现实主义认为结构的压力是谁也无法逃避的。它使得内与外必然断裂，使得所有在内政不同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上的表现趋于相类似。米尔斯海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日本战犯石原莞尔在1946年5月东京战犯审判庭上，在挑战一位美国公诉人时说了以下这段话：
你没有听说过佩里吗［美国海军的准将Matthew Perry，他参与了第一次美日贸易协议的谈判］？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吗？……日本的德川家族相信孤立；它不想和别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紧紧地锁着自己的门。然后佩里坐着黑色的船从你们的国家来了，打开了那些门；他把他的大炮对准日本并警告说：“如果你们不和我们做生意，当心这些东西；打开你们的门，也要和别的国家谈判。”当日本打开门并试图和别的国家做生意时，它明白了所有的那些国家都非常具有侵略性。所以为了自己的防御，它把你的国家当作老师，开始学习怎样能有侵略性。你们也许会说我们成了你们的徒弟。为什么你们不把佩里从另一个世界中传讯，把他当作一个战争犯？
所以对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者来说，内外有别或断裂或“国内理想、国外现实”是正常的，天经地义的。如果不这样，反而说明国家领导人有问题了。如果“逻辑一贯”，国内民主，国外也民主，那就是没有明白两个领域的巨大差异性；最终会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重大问题。
我们觉得，以上现实主义的解释不无道理，但是仅仅强调“结构”的力量更大，还是简单化了。为什么国家如此体会到结构的力量？
这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在我们看来，关键是各个层次的性质的不同。
让我们把公式（Ⅱ）再展开一层，在前面加入W：
W-A-B1 B2-C（Ⅲ）
所谓“W”这一要素，指的是人的肢体、器官。为什么要提到人的肢体、器官？这一本体论层次的特点是不可能单独存在，必须在人这个个体中才能存在，这就是“有机整体”的含义。所以，W与A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箭头的：肢体与器官对于一个人来说固然有“因果作用”，但是反过来，整体的人对于肢体与器官的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有决定作用，双方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因果关系。
这个分析看上去似乎与此处的“政治学”讨论无关。其实关系很大。政治学对于许多政治哲学家所依据的就是“有机体类比”的本体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当被视为是某种“有机部分与有机整体”的关系。在内政政治学中，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类比，很多事情都难以说明。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意思就是如果个人完全孤立地单独存在，是不可能的。话说得那么绝对，乃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坚信社会与人的关系是有机体关系。近代法国社会学传统尤其是杜克海姆（也译为涂尔干）的社会学也继承了这一类比。所以才能理解他的“有机团契”和“机械团契”的对比。国家社会是“有机体”，或至少是“准有机体”。只有有机体内部，个人才能放心担当一个“器官”，只发挥一个方面的功能，而放弃“独立主权”。在非有机体之间，则各种“个体”单位不敢这样。
在国家内部，可能出现矛盾，但是还有调和的可能，伯恩斯说到，在美国政治19世纪的发展史中，大公司的兴起与个人财富的膨胀曾造成了社会分裂，滋生出了相当的忿怨情绪。比如当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这个政治制度经常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但是美国内政中的不和谐并没有导致内战，因为大家还认同这个有机体，相信“政治平等”（每个人在选举和政治讨论中有平等的一票和平等的选择）和“自由市场体制”这两种意识形态能够有基本的共存可能。
与W与A的关系相比，从A到B，即从国家再往上到“国际社会”，虽然人们习惯上也称“国际社会”或“人类共同体”，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国际有机体”。因为国际社会对于其各个单位即各个国家的存在不是本质性的、必不可少的。有机体的类比到此于是不再适用，出现了本体论上的质变性的断裂。结果，各个国家不得不充当主权者。
所以，“国内理想”不能推广到国际上。
（三）Q2：内部理想导致了外部现实（B1——B2）
总之，从探讨美国内与外的断裂的问题当中，我们发现内政与外政的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其辩证关系值得人们的深入研究。
下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的内政与外政的贯通。现实主义一般认为内政不影响外政，断裂是正常的。但是，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美国的内部情况对于其外部表现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