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悲剧性的原因是：在历史上乃至在今天，许多国家的国内理想恰恰必须建立在国外霸权上，古代雅典城邦国家民主共和，内政不可谓不理想，但是民主共和的代价转嫁到了奴隶和外国身上，作为“雅典帝国”的辉煌，背后是雅典对于其他国家的霸道，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萨战争史》中对此有淋漓尽致的描写。民主是有代价的——谁来承担？既然不是公民，那就只能是“外邦人”。希腊梭伦对国内－族内人实施“解负令”或平等化，对“外人”则不平等待遇——“双重标准”。
对美国自由赞美有加的方纳就指出，奴役黑人的现实并非一定与美国白人对自由的理解相矛盾。事实上，有人会说，正是因为有了奴隶制，共和自由才可能实现，因为奴隶制将一大批依赖他人而活着的穷人排除在外，把公共事务的领域留给了那些因拥有财产而享有独立的人。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拥有奴隶是获取经济独立自主的途径之一，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享有真正的自由必不可分的条件。共和理想中的社会由独立的、积极追求公共福利的人所组成，这种共和理想与对那些公民圈子以外的人实施的奴役并不矛盾。这样，“自由人的自由”实际上导致了“对奴隶的最大压迫”的产生。如此而来，那种基本上视自由为私有性权利的自由主义式定义中，没有什么比把政治国家看作是一群人为寻求对天赋人权的保护而组织起来的观点，也就可以十分方便地用来扞卫奴隶制了。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如果政治自由的核心原则是政府必须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建立，那么，要求奴隶主放弃他们拥有的奴隶财产，将如同把奴隶本身降低到受奴役的地位。
当时进步运动的健将们，除像老拉福莱特那样的极少数反战派之外，大多支持老罗斯福的增加军费、扩建海军、占领巴拿马运河、用兵加勒比海、向远东扩张等一系列政策，并为他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呐喊助威。
这种内与外的悲剧性关系，也体现在美国的国教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当中。着名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指出，美国清教徒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道路正确，其信念之坚韧实无与伦比。
早在殖民时期之初，弗朗西斯·希金森就在《新英格兰和种植园》一书中写道：“我们信奉的是真正的宗教，并接受全能上主的圣谕……因此，我们从不怀疑上帝与我们同在，既然如此，谁能与我们对抗？
这一信念使我们得到无比的慰藉，同时帮助我们抵制了所有其他的念头。”《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摩西领导犹太人在西奈山接受“十诫之约”的事件，可以视为是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或“政治社会”。“政治”的一般涵义是“权力”或垄断性合法权力。与此相关，它的另一涵义是“公共利益”，亦常常表述为“正义”或权利的保护。
《圣经》怎么理解社会的共同利益或基本正义呢？可以清楚地看到。
按照这些诫命，社会正义的重点不在对于对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上，而在于对于财产权利的边界的模糊化、削弱化上。上帝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不仅购买的奴隶到了一定年限就应当释放，而且购买的土地到了安息年——七年之后就要允许赎回。到了僖年——七个七年——后的第五十年更要无偿退回。“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旅客、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土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手里，直到僖年。到了僖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这让人直接联想到的是梭伦在雅典进行的减负令改革。这一改革也以释放奴隶和退回抵押的土地等为特征。也是以雅典公民为实行范围。而旧约中的护贫命令也主要是对“族内”的：在每七年进行的赦免债务时，“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兄弟，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赦免了。”这样的行动所表明的“社会”并不是完全私人化的社会，而是“社群主义”的，共同体取向的。至少在共同体内部，强调人与人的内在紧密关系。个人的发展不能完全不顾别人的情况。为此，某种“侵犯”财产权的“重新分配”就是不时需要的了。归还土地，释放奴隶等等，正如墨斯那所说的，“这些律令如果被遵守，便可以确保每个家庭长远地能够控制为了成为积极的决策的生产者所需资源。……长远地讲，没有人会被迫生活在其他人的慈善之下，或者甚至听从别人的命令劳作而挣得一份活口。”“注意：这些律令严苛地限制着‘所有权’与对于财富的控制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程度。”可以看到，至少在小范围中（社群共同体）中，这种社会结构被认为是可能的。（瓦尔泽等社群共同体主义者指出，“共同体成员”身份的极端重要性）
米德说：“杰克逊主义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感情，就像对家人的爱，而不是一种学说。国家是家庭的延伸。美国同胞是由历史、文化和共同道德观联系在一起的。在非常根本的层次上，美国人中间有一种亲情”。
第二，动态的代价理论。许多人认为一个自由的民族必须处于不断向外扩张的运动中，否则就会腐败，就会失去自由。亨特说：“这一有关美国使命的概念的重大转变，反映在一个被经常用来描述美国的知名的夸张词汇：流动的共和国，她的人民对自由情有独钟，但又常常在移动之中”。1848年2月在参议院辩论墨西哥战争时，一位参议员说：“必须依靠行动——依靠无休止的不断的行动”，美国才能维护自由。“让我们伸展到准确的、适当的范围，我们的自由才能永存；因为，在这一过程，力量将得到加强，火焰将更加明艳，它将照亮一个更加广阔的田野。”如果不这样，而是试图“限制我们高贵民族的不可限量的能力，……最终沦为欧洲的盘中餐、砧上肉，而欧洲早已是人口密集、社会弊病丛生、不堪重负了。”
黑格尔就曾经看到对外战争对于共同体的作用。他相信，没有战争的危险性和战争所需要的牺牲，人就会变得软弱，变得自私自利；社会就会陷入自我享乐主义的沼泽之中，共同体也会最终解体。
人对“主人与主宰，死亡”等等的惧怕是一种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超越自我，能使他们时刻想到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而是具有共同理想的共同体的成员。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即使或许每30年左右会打一场短暂但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或者打一场保卫本国自由和独立的战争，比起一个只有和平的国家来也要健康得多，也会更令人满足。
第三，有的美国人还提出了一种观点：美国扩张会带来荣誉与威望，并把自己的理想推广到全球。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文明的领导，现代的文明领导当之无愧地是美国。美国站立在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上。文明的中心历来都是朝西转移的。早先人类文明发源于亚洲，穿过地中海，到了近代便驻足于英国。英帝国衰退了，美国站到了这一进程的边缘。美国人已经开始了穿越大陆向西进军的进程。到时候，他们将把他们生气勃勃的影响延伸到亚洲，那里是人类文明初见曙光的发源地。他们说：一种既致力于自由又致力于强大的政策，绝不是两种不相容的东西的危险与稳定的结合。相反，海外的强大将使国内的自由更放异彩。当胜利一个接一个地来到，美国冒险事业的边界一扩再扩，自由民众对他们的特殊命运的自信心将更加稳定、更加深化。
米德说：“杰克逊主义政治哲学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本能，是一系列信仰和情感，而不是一套想法。然而，与杰克逊主义价值观和本能产生共鸣的想法和政策主张获得了广大支持，在政策过程中通常也能找到有影响的支持者。”
米德指出，这种杰克逊主义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深刻的国家荣誉感，以及相应的满足荣誉观念要求的必要性。美国人能够为国家荣誉而走上战场。1812年战争就是一个范例。正是因为美国人憎恨英国对美国的不断污辱导致了战争（然而，那些美国航运直接遭受英国干涉的商人们却反对这场战争）。荣誉观念的力量从那之后便从未消失。在杰克逊主义者看来，杰弗逊主义外交所主张的远离战争的措施无异于胆怯和软弱。只有勇敢抵抗，才能对付恃强凌弱的人。其他都是绥靖政策，既可耻，又无益。
第四，野蛮与文明。杰克逊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是混乱无序的，并将永远如此。美国必须高度警惕，全副武装；美国外交必须狡猾机灵、强硬有力、不比其他国家讲廉耻；必须常先发制人。米德说：“在美国社会的所有主要思潮中，杰克逊主义者最不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一般而言，杰克逊主义者更喜欢惯例，而不是成文法，家中的人际关系如此，国际领域也是如此。杰克逊主义认为，国际生活中也有行为规范，就像英格兰边陲的部落战争一样，实施恐怖主义罪行的人便会失去这种规范的保护，与角落里的老鼠一样不值得关注”。
第三节 总结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的内外断裂是存在的，从一开始就存在。美国第一届政府中，杰弗逊代表理想主义，他崇信自由，他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具有国家使命感、具有适当外交政策的好社会。
他于1784年至1789年在欧洲担任外交使节，深感“在肉体与精神两方面受到压迫的情况下，人性是极可悲的”。他不主张大国扩张政策。但是汉密尔顿是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残酷的事实将使美国人不得不认识到，在国际事务中，力量、自我利益与感情是发挥决定作用的。所以必须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保护商业活动不受怀有嫉妒心的欧洲列强的欺侮。假以时日，美国便会强大起来，不再委屈地充当“欧洲列强的工具”，并最终达到自己的强盛。作为一个自主的力量，美国将“在美洲事务中占支配地位……并能在同新世界周旋时左右局面”。
这次争辩的结果，由于华盛顿的支持，获胜的是汉密尔顿。华盛顿在1796年9月离职时发表“告别演说”，向批评政府的人们开火，说这些人“仇恨秩序、仇恨好政府”，昏头昏脑地迷恋着法国。亨特说：“汉密尔顿自然曾为筹备这次爆炸性演讲出了力，几乎可以说是他炮制了这篇演说，正如他炮制了杰伊所签的条约那样。”
后来的历史发展具有戏剧性和深刻的启示性。当杰弗逊当上总统后，他发现他与之打交道的世界，确实如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是由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实力主宰一切的。结果，杰弗逊慢慢地做出了让步，完全违反了他自己早先关于一个好社会与最低纲领外交政策的质朴观点。杰弗逊以前认为国家的最高追求是自由、平等，但在一个争斗不休的世界上，这是不是一种不现实的乌托邦思想？杰弗逊早年关于自由的观念，同汉密尔顿关于国家强大的观念，看起来确实是冲突的，如今他超越了不同观念间的冲突。杰弗逊终于同意汉密尔顿需要一种自我伸张的外交政策的观点：“要求更多的家业土地，对维持一个保证个人机会、自治、道德高尚的共和制政治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不扩大领土，一个领土有限、人口日繁的共和国是要衰落的。城市需要发展，商业与手工业需要取代农业的主导地位，否则，居民将屈服于奢侈、堕落、贪污、腐败的诱惑力。因此，自甘局限、无所作为将得到报应，而扩张才是拯救之策，才是所有真诚的共和国国民的当务之急。”
认清这一断裂也是重要的。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危险在于：
一方面，一些人可能忽略自由主义的特殊主义特征，误把某种特殊主义的价值作为普遍主义的价值强加于人。另一方面，一些人可能过分强调自由主义的特殊主义性质而忽略其普遍主义的价值。对于前者，我们可以举近代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为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早实施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英国——恰恰是最早在对外政策上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更为不幸的是，英国在对外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时常常援引以前面论及的自由主义者约翰·密尔曾对中国清王朝禁止鸦片贸易大为愤慨并支持英国对中国出兵的理由：对中国输出鸦片“在本质上就是自由问题”。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在冷战中强调“人权”原则，是将特殊主义利益与普遍主义原则混为一谈的典型事例。客观而言，人权的原则以及当时前苏联所力主的国际主义原则都包含了高尚的普遍主义理想，其原则本身确有令人神往的价值，有益于任何一个社会、自由与福祉。但不幸的是：一些国家的以人权为旗帜的政策与行动，往往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追求特定国家特殊主义利益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