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了务实，美国的政治文化还包括自律和道德等要素。自律是自由主义与清教道德主义二者的结合。自由主义即对于自己的私域及相应的“权利”意识极端重视。清教道德主义意味着自我管理、人民主权、自己负责任——包括对他人的责任。它们分别包含丰富的理念，又能推出许多次级理念。如自律建立在平等（这不是希望庇护的、妒忌的、结果的平等，是奋斗的、反等级制的、机会平等的平等）与自由之上（作为自律的自由与一般的“独立”不同，不是导向犬儒式消极避世，而是导向积极主宰自己的命运，这又是来自希腊罗马贵族共和主义的奉献精神和公共实践精神）。这一点，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强调过。
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经常互动，相互之间可以是支持的，也可以是冲突的。如自律理想主义与务实现实主义之间的张力——罗尔斯即强调这里的区别；强烈的宗教使命感与宗教宽容可以冲突；共和与平等也可以冲突——这形成了从立宪自由向大众民主的转化；也是美国长期的联邦与州权冲突的背景；平等与独立的张力互补也就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张力互补。前者更强调独立，权利神圣；后者（平等）则可以导出普选意识，大众精神，反智主义等等。再如务实导向韦伯式纪律，这固然是美国成功的秘诀之一，为富兰克林等津津乐道。但是也压抑了美国国民性中的独立、自由的一面。所以“西部牛仔”电影的盛行，反映了被压抑者的白日梦宣泄。但美国人也不会为了独立自由而当真放弃平庸务实而投向牛仔，否则，历史上只不过多了一个梅里美描写的西班牙强盗与吉卜赛流浪者，而不会有美国政治。务实和自律使得自由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
第二节 美欧政治文化品格的换位与发展趋势
美欧政治文化的差异在今日突出地表现为欧洲更多地主张在国际交往中多边合作，通过联合国，遵守国际法；而美国却主张单边主义，抛开联合国，蔑视国际法。美国的这些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欧洲各国的批评。然而，美国的着名新保守主义者、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对欧洲的批评却不以为然。他在他的新作《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中一方面指出美国与欧洲的政治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渊源已久、而且将持久不变的深刻差异：
现在到了停止假装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假装认为欧洲和美国对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不能再假装他们还拥有同一个世界。在涉及实力的所有重要问题，如实力的效用、实力的道德性和对实力的渴望上，美国和欧洲的观点都在产生分歧。
欧洲正在远离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它正在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而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在历史之中，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中动用实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靠不住的，实现真正的安全、防务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
但是另一方面，卡根又振振有辞地论证说：美国的这些做法，恰恰是欧洲列强在18-19世纪的做法；而18-19世纪的美国却俨然像是今日的欧洲，大讲理想主义、国际法、启蒙理性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品格的换位？原因无他，实力变化了。18-19世纪的欧洲的实力远远超过美国，所以它们不愿意被国际法之类的东西束缚住手脚。今日欧洲落到后面，成了弱者，弱者总是喜欢讲“正义”，而不是讲“实力”。然而美国既然已经成了强者，为什么要自缚手脚？这一高论应当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让人们不禁想到当代现实主义社会契约论者高帖尔（David Gauthier）所赞同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助格罗康之口说出的“政治现实主义者”的“正义”观：唯有弱者才订立社会契约，确定不相互伤害为“正义”，以便保护自己的安全。强者（比如“隐身人”）才不会这么做，除非他是疯了。
卡根研究员还进一步有“高论”：欧洲之所以能够奢谈“正义”、“理想”、“法治”，恰恰是因为美国军事实力的保护，是在享用“免费的午餐”（而不知感恩？）。所以，美国为了让欧洲能进入“天堂”，只好自己不进去。这话说得颇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慷慨悲壮之风；实际上不过是“霸权稳定论”的一种延续。“好的帝国”或霸权稳定论成了今日美国建立帝国的重要理据。但是，我们想要指出的是，这种思路与“现实主义”的政治洞见是冲突的。
总结本书的讨论，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文化中的现实主义的长处就在于对于政治的冷静、清醒。这尤其表现在它的内政中的宪政、权力制约、平衡、妥协、务实。我们在导论中就指出，“政治”的特点是异乎寻常巨大的权力。用霍布斯的话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利维坦”。
用卢梭的话说，这是人间的神。这种异乎寻常的巨大性来自政治权力的几个特点，一个是它的垄断性，政治是垄断性的全国暴力；另一个是它的合法性（正当性），它是唯一得到正当性论证的垄断暴力。
政治现实主义者正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人间力量／权力的不可或缺——为了安全，为了进入文明社会；同时又看到了这样的力量的巨大威胁，才不惜采取种种“现实”的机制如法治和权力之间的制衡。
对于一切无法限制的权力，现实主义者表示极度的不信任。甚至康德在设想“世界政府”的时候也指出它的最大危险是失去制约。这正是所有讲“天下大同”的理想主义者所不足、所应当汲取的地方。
然而，今日美国的“好帝国”式霸权稳定论，恰恰是抛弃了这样的现实主义警惕。所以，不可否认的是，跨入新世纪以后的美国政治正在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背离了有益的现实主义，走向了变味的现实主义；这同时也意味着其政治文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中所蕴涵的危险东西在美国正在逐渐抬头。虽然对将来的发展谁也不能做预言家，但是一些趋势还是可以事先讨论和警示的。
这种变了味的现实主义表现在：自恃物质实力的超强发达而试图在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中毫无自我约束，为了建立帝国而讨好民众的潜意识，企图用称霸的方式得到绝对安全等等。它所融入的其他美国政治文化因素包括新保守主义理解的“理想主义”、基督教右派的政教合一观念、美国国民性中的自行其是的“单边主义”等等。
这导致的结果将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是在外政上丧失美国的道从内政上看，英国的现实主义大师卡尔早就看到美国的力量的崛起和对世界领导权的追求，他在20世纪上半叶就提醒美国人：在无政府的世界里，国际秩序或许只能依靠某个上升的大国，但是这个大国必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和美国比德国和日本更有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的原因。反过来说，一个大国如果自以为实力超群就可以不顾及道德上的约束，它的地位必然不能长久。
美国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的有益方面、合乎制度伦理方面的一些要素，正在受到伤害。比如现实主义由于对人性的不信任，设计了宪政、小政府、州权的力量等等以约束总统的权力（参看本书第一部分第二章）。但是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美国的总统权力（联邦权力）一直在无限扩张，目前己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有人说布什是一位“君王式”的总统。君王往往依靠君权神授，布什依托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积极干政而获得政治资本，岂不是在威胁美国现实主义政治所导出的另一项国策——政教分离？（参看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三章）还有，现实主义本来依靠法治或者程序正义来制约政治中的人治的危险。但是美国目前在外政中破坏程序（比如检查大规模杀伤武器意味着当事人自己取证，而没有查到这样的证据后，又不承认自己失败，这都是程序正义或法治所不能接受的。再比如虐待俘虏的最终辩护理由是为了取得口供），甚至在内政中也破坏程序（类似于紧急状态法的侵犯公民权利的做法借助于反恐的理由而得以通过）。现实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反对大规模的“社会工程”，主张渐进，主张保守。但是布什以及其他的主张在全世界推广“民主”的美国总统们却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在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大肆“建设美国式民主”，其效果往往不佳，甚至适得其反。王晓德指出：“在美国外交史上，美国的输出民主往往通过非民主的方式。在美国决策者看来，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自治的实现不是靠着本国社会性的政治运行和经济发展，而必须靠外力的推动。
它们只是被动的承受者，对美国政策必须无条件服从，否则美国将采取一切手段迫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接受美国的安排。这样就出现了枪口下的选举，压力下的政体变更，直接出兵的武力干涉。”显然，这些做法正是对“民主”本身的莫大嘲讽，是一种在侵犯他国主权的情况下为他国建立民主自治的荒谬。美国喜欢要求别的国家充当“负责任的国家”，但是它自己作为一个大国，却诉诸赤裸裸的炮舰外交、践踏法治和国际机制、国际惯例，这与其说是“负责任”，不如说是在国际舞台上起到了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之所以背弃早年的务实和谨慎，走向咄咄逼人的态势，无非因为自己实力的强大。卡根的言论就体现了这一点。
但是，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实力呢？国家的权力由各种能力组成，其中一些是经济性质的，如工业化和生产力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说，权力是“能够有效地使用的力量”，即为完成某种目标而具备的“力量加上有效使用它的能力”。如果说物质实力确实是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比如约瑟夫·奈就指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十分重要的。他说：如果美国想保持强大，就必须关心其软实力。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是有形的、能起到支配作用的力量。这是硬实力，它依赖引诱（胡萝卜）或威胁（大棒）。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种间接的使用力量的方法。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达到了它想达到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想追随它崇尚的价值观，学习它的榜样，渴望达到它所达到的繁荣和开放程度”。这就是所谓“软实力”。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大多产生于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而这又是通过这个国家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处理方式表现出来的。
在我看来，约瑟夫·奈的这些话对于美国的当政者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和警告：如果说美国的现实主义价值观中有什么可以吸引其他国家的地方的话，就是对于宪政、法治、人权的重视。如果美国政治因为过分的帝国称霸欲望和骄傲自大而在世界人民面前不断破坏这些价值，如果美国不断单方面发动“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而损害其无意称霸的“好帝国”的自我声称，那么它就是在自行丧失自己的合法性，从而破坏它的软实力。其他国家虽然无法直接与其强大的实力对抗，但可以通过国际机构、经济及外交手段限制它。而且，美国的内政在其外政的影响下也有可能日益走向专制化，最终将使美国走向衰败。历史上一切专制帝国，都免不了消亡的历史命运。
用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话说，美国的“现实”做法实际上十分不现实：因为它正在伤害自己的基本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