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系还与世界着名的光电企业——日本滨松光子公司联合建立了“国际光子学实验室”。在国际交往中，光电系的科学研究水平给国内外学者留下深刻印象。国际颜色学会主席、泰斯蒂克（Ters titge）教授说：“浙江大学在光学工程方面的研究具有高水平，可与国际科学研究所的水平相比拟”。在国内，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各大光机所及主要高校的光学工程专业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与联系，每年的科研合作项目均在百项以上。
高水平的学术梯队，浓厚的学术氛围，使光电系的科学研究极其活跃。出色地完成了“七五”、“八五”、“九五”国家科技攻关、国防预研、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以及其他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横向开发项目900余项，累计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5项，国家发明奖5项，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0余项，获国家专利60余项，国外专利2项，正式出版教材、专着、译着68部，发表论文1800余篇。
回首往日，光荣而辉煌。展望未来，时代赋予我们机遇与挑战。当前，国际光学工程学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光电产业已成为信息社会的支柱产业之一，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把光电子与光子技术列为21世纪首要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同样，国内也开始兴起光学工程发展的高潮，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光谷”，加快光电子行业的发展，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我们将以50年系庆为契机，以发展中国的仪器仪表和光学及光电子产业为己任，加倍努力工作，与时俱进，再铸事业辉煌。
2002年5月21日第12版
不久前，年销售额近百亿元的广州某药业集团技术总裁亲赴杭州，计划出资1.7亿元，邀请浙大程翼宇教授与其共同打造现代中药工程研究中心。这一切，皆缘于程教授主持发明的一系列现代中药质量控制技术——中药革命从这里开始
本报记者朱仁华 秦军 张冬素
墙内开花墙外先香
5月8日，夜色阑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从广州飞来的飞机刚刚落地，一位身材高大结实的中年男子便匆匆走下飞机，他就是年销售额达近百亿元人民币的广州医药集团公司的技术总裁。
一小时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响起了这位总裁爽朗的笑声。原来，他此行就是专程来请程翼宇教授在广药集团组建中药工程研究中心，并建立现代化中药制药过程全程质量控制生产线的。为此，公司计划投资1.7亿元。这已是该公司第四次赶来请程翼宇“出山”了。
程翼宇何许人也？值得这样一个大企业老总不远千里，三番五次赶来邀其加盟？
程翼宇博士，浙江大学制药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博导，我国973计划专题科学家，国家药品审评专家。今年4月20日，国际着名中医药权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在杭宣布：程教授率领的浙大计算机辅助中药分析实验室在现代中药质量控制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色谱指纹图谱和指标性成分相结合的中药质控方法等5项成果为国际首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实现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该项目已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
这一消息，在我国中药界无疑投下了一颗“惊雷”。对此，中药界权威人士给予了高度评价：“用指纹图谱分析和评价中药质量是中药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它对中药走向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掌握它就占据了中药现代化的技术制高点，中药产业技术革命将从这里开始。”
与此同时，广州医药集团公司、天津天士力集团公司等国内许多着名中药企业向程教授抛出了“橄榄枝”。国际天然药物界也立即向程教授提出了合作愿望，希望与中国科学家共同研究建立国际植物药（中药）质量控制标准。5月16日程教授已飞赴欧洲。
中药指纹图谱是一项什么技术？为何对中药现代化有重大意义？
千古难题一朝破解
中药是一个谜。
几个世纪来，西方医学界一直对中药持有这种看法。
在西方人看来，中药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它不像西药那样有着明确的化学结构和稳定的化学组成，但在治疗许多疾病时却有着异乎寻常的疗效。
中药里面到底含有哪些成分？在同一种中药中是否每一付药都含有这些成分，并且含量都大致相同？
没有人知道，就连几千年来深受中药福庇的中国人也不知道！中药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成了千古难题。
不过，这个千古难题经过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中药分析实验室的多年攻关，已开始逐步破解。
5月12日，在程翼宇教授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该实验室。
这是一个国家最高技术等级的中医药科研实验室。简单装修过的实验室里配满了先进的电脑分析设备，一名博士研究生正对着显示屏上一条心电图状的曲线，做着中药质量分析。
程教授告诉我们，这条波纹状的曲线，就是中药“复方丹参滴丸”的化学指纹图谱。
仔细看去，图谱上共有94个谱峰，每个波峰下标着不同的数字。显然，这些数据代表了“复方丹参滴丸”所含有的94种成分，以及每种成分的含量。
“这就是解决中药‘神仙难辨’的有力武器！”程教授笑着告诉我们，“像这样的中药指纹图谱，两年多来，我们已做了5个药品，其中包括我省正大青春宝的‘参麦注射液’。”
那么，这些中药指纹图谱可解决什么问题呢？
“它使得中药质量控制成为可能！”程教授说，“有了这些化学图谱，再加上信息处理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手段，就可以科学地认识中药物质基础及其影响中药质量的因素，从而制定出现代中药质控标准。这样一来，我国中药可以走出国门，打入西方市场。”
指纹图谱成为中药“护照”
中药是中国的国粹，几千年来，不管中国有多少水灾、旱灾、战祸等，中华民族始终在繁衍壮大。有人说，这是与中药的广泛、长期使用分不开的。
但多年来中药始终没被西方人接受。细细推敲起来，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中药里有哪些成分，也不知道如何控制这些成分的含量。
板蓝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板蓝根是一味非常好的中成药。可许多吃过它的人感到，板蓝根冲剂有时候挺有效，有时候却一般。原因何在？追根溯源，就在于它制造过程的质控标准上存在问题。
通常，中药厂按一种叫“靛玉红”物质的含量来控制板蓝根冲剂的质量合格与否，这种标准已经较低。事实上，板蓝根除了含有“靛玉红”外，还含有其他几十种成分，单单用是否含有“靛玉红”来作为其生产的质量标准，既不科学，也不严谨，无法确保它的安全、有效和稳定。其他中药也有同样的问题，难怪老外不愿接受我国的中药产品了。
与中药难以走出国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洋中药”却长驱直入。2000年我国中成药出口7800万美元，而“洋中药”进口竟达1.5亿美元，远远超过中成药出口额！堂堂中药发源国和中药生产大国竟成了中药进口大国，这不能不让国人震惊！
洋中药为何能畅行国际市场并进口到国内？原因就在别人已在中药生产的质量控制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据介绍，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产汉方药的主要企业就开始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控制质量。法国、德国的植物药剂大多以“标准浸膏”投料，减少了以植物药为直接原料带来的产品质量不稳定，并通过严格控制生产工艺的各个过程，保证各生产批次中成药化学指纹图谱间的稳定性。美国、英国及印度等都纷纷采用指纹图谱分析技术评价植物药（草药）的质量。
可喜的是，中药指纹图谱分析技术引起了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上月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文件，全面启动中药注射剂指纹图谱研究工作，74种在临床中使用的中药针剂已开始“绘制”指纹图谱。据悉，国家规定从2004年开始，指纹图谱将成为中药的质控标准和新药申报的必备条件。也许用不了几年，我们买到的中成药产品的外包装上，除了商品条形码外，还将会有化学指纹图谱。
有关人士分析说，浙江大学程翼宇教授等所创建的技术比国外的指纹图谱技术更为全面、深入和实用。我国中药企业因此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可靠和严格规范的质量保障体系，由此可以预言，中药打入国际市场指日可待。
2002年5月25日第5版
三位大师的敦煌之恋——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在杭召开
本报记者梁建伟 本报通讯员余广珠
浙江距离敦煌千里迢迢，江南水乡和地处戈壁沙漠的敦煌环境有天壤之别。是什么将这两者连在一起？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着名的丝绸之路吗？是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文化吗？当然是的，昨天在浙大纪念的三位大师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国心、严谨的治学态度，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敦煌学中。他们的学问薪火相传，弟子及弟子的弟子把浙江的敦煌学研究推向一个世界公认的学术地位。
大漠深情
姜亮夫：敦煌国宝岂能在海外
被誉为一代国学宗师的姜亮夫老先生是我国着名的敦煌学家，也是着名的语言学家，对楚辞学、音韵学、古文献学也有很深的造诣。
他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姜老是云南昭通人，1902年5月，姜老出生于一个以教书为生的知识分子家庭，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得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亲授，1930年拜章太炎为师。
姜老与敦煌学结缘，是他自费去法国巴黎攻取博士学位的那一段时间。当时，他看见中国两位年轻人王重民、向达受当时教育部门委派，在巴黎博物馆、图书馆里，将流失出来的敦煌卷子抄写、影印，带回祖国。姜老感慨国宝流落国外，毅然放弃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加入王重民他们的行列。此后的一段时间，姜老不仅抄录巴黎的敦煌文献，也到伦敦、罗马、柏林等地抄写、影印敦煌卷子，回国后进行整理、研究。
1953年，姜老调到浙江师范学院（后更名杭州大学），先后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姜老的着作达千万字，享誉海内外。《瀛涯敦煌韵辑》、《敦煌——伟大的文化宝库》、《敦煌学论文集》、《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等，证明一个道理：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蒋礼鸿：教你认识艰涩的敦煌文字
《敦煌变文集》是20世纪我国学者从国外抄写回来的敦煌文献。不少文字辨认不清、理解不易、领会很难。谁来把它们翻译出来？
蒋老对古代俗语词研究精深，他要为中外学者打造敦煌学研究的必读手册。蒋老用两年的时间，读完900多页的《敦煌变文集》，同时，一本名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书问世了。这本书只有薄薄的80多页，5.7万字，但这本小书，给国内外学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日本着名汉语俗语研究学者波多野太郎指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可以说是大着，裨益中外学者很大。”美国学者则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为“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我国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更认为：只有像《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样的书多了，我们才能编撰《汉语大词典》。
蒋礼鸿是浙江嘉兴人，1939年之江大学毕业。1952年起，蒋老历任浙江师范学院讲师、杭州大学教授（现为浙大西溪校区）。今天，《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至43.6万字，成为敦煌文献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也是所有敦煌学着作中被引用最多的书。
郭在贻：承接敦煌学的枢纽
郭在贻是姜亮夫、蒋礼鸿的学生，山东邹平人，1961年毕业于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他是在当时青年学者奇缺的大背景下冒出来的。
郭在贻有着深厚的古文献和古汉语功底。他曾借口神经衰弱，不堪集体宿舍的吵闹，搬到资料室里住，得以广泛阅读资料室的藏书。“文革”开始那年，他已由博览群书进入到专门性的学术研究领域。“文革”后，郭在贻转入古代俗语词研究领域，先后发表有关敦煌文献方面的论文数十篇。
郭在贻不仅继承了姜亮夫、蒋礼鸿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精髓，还为浙江的敦煌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郭在贻编写“敦煌学三书”计划，带着学生一起搞这个宏大项目，书没完成，郭在贻英年早逝，但他的学生完成了他的遗愿。
郭在贻的“敦煌学三书”计划培养了几位杰出年轻学者，浙江从此出现更多年轻的敦煌学者，浙大也成为着名的敦煌学研究中心。现在，浙江大学除了在硕士生、博士生中开设敦煌学课外，在大学本科生中也开设敦煌学选修课。
大师带我探究竟
张涌泉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他是我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也是我国第一个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后。
张涌泉师从郭在贻教授。“我见到郭先生是在1979年。中文系第三个学期开设的课程有一门是古代汉语，先生便是任课老师之一。”张涌泉本来对古汉语没有特别的爱好，但先生那渊博的学识、生动的讲授，激发了他对古汉语的兴趣。张涌泉成了先生家常客，开始阅读一些古汉语方面的名着。他的一些学习札记，都得到先生的指点，并推荐给学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