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感困扰者
如果不开诚布公地讨论“当目标脱离了道德和伦理的束缚之后可能导致的恶果”，那么对人类目标的论述就是不完整的。有一些很悲惨的案例是，一些人看似是被“目标”驱动，但是对他人和自己造成了令人感到可怕的伤害。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误导人们追求的反社会的目标”和那些“激发人们追寻正向结果的目标”之间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但两种目标（亲社会的目标和反社会的目标）也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它们能够触动年轻人的能量与激情方面。因为有显著数量的有着明显目标感的年轻人，最近正在从事大量的破坏行为，且没有减轻的迹象。对我们来说，尝试去理解一切可能激发他们行为的动机，以及搞清楚这些“错用的目标”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就显得十分迫切。
每个暴力案例都有其特别的情况。年轻时期的恶意行为通常是由多重因素引起的。想要对这种行为有一个全面的解释，就需要将所有可能涉及的社会和心理议题都一并拿来讨论。在这里我不打算做这样全面的探讨，我认为其他不良的社会和心理因素也会导致这些暴力事件，因此我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有误导性的目标感”可能扮演的角色上。
2005年7月7日，四个串通好的爆炸点发生爆炸，使得伦敦公共交通系统瘫痪。前三颗炸掉几乎同时炸掉了三节地铁车厢，第四颗炸弹在一小时之后在一辆双层巴士上爆炸。这次爆炸袭击共造成了56名乘客身亡，将近700人受伤。英国政府指认出了四个年轻的犯罪嫌疑人：一个18岁、一个19岁、一个22岁，还有一个30岁，四人都已经在爆炸中身亡。通过英国国会下议院的一份对此事件深度分析的政府报告，我们得以走进这四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9
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甚至惊出一身冷汗的观察结果是，他们的背景“显得没什么特别”。他们早期生活所构成的经历看上去和他们的同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在爆炸案之前的大多数行为看起来也还算是合乎常规的。这四个人当中最年长的那个，也就是报告中所认定的元凶，在人们的记忆当中是“安静、用功、从不惹麻烦的人”。另一个人是“功课很好，并且是个有天赋的运动员”，在学校当中给他人留下的印象是“冷静、友善、成熟、谦虚，在同学当中也很受欢迎”。第三个人是“聪明的孩子，在学校的成绩很好，也很擅长运动”。事实上，这几个人都热衷于运动，并且参加了很多户外运动，如划船、漂流、露营等。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年轻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但他们的生活中也包含了一些干扰因素，这些是不寻常的。那份报告指出，“元凶的性格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的话越来越少，变得越来越内向。在一些场合里，他会有一些反常的、不符合他过往随和风格的过激行为”。他的过激是受到极端分子的观点影响，其他三个年轻人也同样受此影响。在他们采取行动的前夕，他们沉醉于极端言论的狂热不断累加，还录制了一段视频，表达他们想要采取行动的想法。他们的陈述富有极度理想主义的、坚定而超脱世俗的色彩，“我们的动机不是来源于这个世界上有形的东西……而是臣服于真正的上帝”，10以及“我们对死亡的热爱正如你们对生命的热爱”。之后的声明中提到了“殉道”的价值，据报告称，这正是驱动这些年轻人发生这样的行为的核心思想。
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年轻人所经历的驱动力，和那些投身于亲社会动机的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感觉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些年轻的英国人公开表露出来的动机，“彰显了强烈的对于他们所秉承理念的执着，一种想要改变世界的热切渴望，对于他们所觉察到的不公平的一种试图恢复公平的意图，以及支撑和引导他们执着于此的精神信仰”。此外，这些被误导的年轻人很像那些高度投身于亲社会目标的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他们的承诺”，并且“投身于长期的计划来完成他们的使命”，最后一点是，这些年轻人受到他们所欣赏和模仿的对象——“那些成年引导者”的行为事例以及思想拥护的极大影响，这点也和具有高度亲社会目标感的年轻人非常相似。在上述问题所有方面，带有反社会目标年轻人和亲社会目标的年轻人有着共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在缺乏目标感的年轻人身上是没有的。
带有不同目标感的这两种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所选择的目标本质上的反差。选择亲社会目标的年轻人对于生命抱有肯定的态度，他们并不会拥护死亡或毁灭。亲社会目标的年轻人也不会把暴力当作终极追求的合理方式，无论它显得多么高尚；他们也不会为了追求终极目标，而把他人生命看得无足轻重，反而是视他人生命为自身的目标，认为生命是必须得到保护。至于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全身心投入他们所选择的目标，但并不会希望是借由死亡来实现目标，而是以一种他们内心能够感觉到“自己是谁”以及“想成为谁”的方式活着。这种方式，是和他们新近建立的自我认同相一致的。
1999年4月20日，在大西洋的彼岸，两个男孩儿艾瑞克·哈里斯（Eric Harris）和戴蓝·克莱伯得（Dylan Klebold）在臭名昭著的科伦拜校园枪击案中杀害了12名同学和1名老师。这两个男孩儿跟伦敦自杀性爆炸的年轻人相比，从心理个性到理念信仰，很多方面都不太一样。但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一种想要改变世界的热切渴望；对死亡的颂扬；对他们行为的精神上的认可感；一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决心的能力；将他们的长期计划付诸实施的能力；受先前一些事例所影响的倾向性。一个男孩儿在他的日记本上写道：“我想要在世界上留下持久的印记”。11另一个男孩儿在他的“遗愿”中写道，“如果生活里不带有一点死亡色彩，还有什么意思呢？”
哈里斯和克莱伯得留下了900多页的文件，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委屈以及报复计划。此外，他们还建了网站，制作了视频，宣扬他们“宏伟”的观点，比如“我们将要发起一场受剥削者的革命”。12其中的很多文件可以追溯到枪击案的前一年，有很多证据显示这两个男孩儿为了谋划这场暴行做了相当多的长期计划。他们大量地引用古典文学，就在实施枪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还录制了他们引用宗教学意义的话语，例如“上帝的最后审判日”以及“世界末日”。
如果这些男孩儿追求的是亲社会的目标，他们所有的能量、计划以及坚持不懈的热情，将会是受到崇高目标激发的年轻人身上的完美特质。当然，这些男孩儿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困扰，他们反社会的目标感也是在这些困扰的作用下而形成的。在多年之后，当专家审视这些悲惨而聪明的男孩儿所留下的资料库时，将会对他们在计划和投身于这场枪杀案时的精神健康状况了解得更多。而现在，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尽管“亲社会目标”和“反社会目标”在表面看来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在根本上却有如此的不同，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在关于如何改变世界这个问题上，两种目标有着根本上相反的想象；在关于他人应该如何被对待方面，这两种目标的假设也有着鲜明的对比。最重要的是，亲社会的目标是肯定生命的，也遵从传统的道德、伦理和法律标准；反社会的目标会颂扬死亡，不把任何可能“妨碍”他们恶意企图的标准当回事儿。
年轻人误入歧途，选择反社会目标的原因有很多种，但在这么多案例中，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年轻人还没有充足的机会去找到一个亲社会的目标，如果找到的话，是可以预先防止他们受到反社会目标的诱惑的。任何空虚与空白，最终都会被填补，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13如果我们不能给年轻人积极的指引，激励他们的行为，他们很可能转而去找寻不那么积极正向的指引。很显然，在“觉察”我们的孩子是否正在发展以及如何发展出人生的目标感时，所有的大人以及教育工作者必须密切留意年轻人出现任何反社会的倾向。
找到崇高目标的年轻人通常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而不会表现出愤怒和自我膨胀。他们会学习如何将理想主义转化为现实主义，但是他们不会将理想主义转化为愤世嫉俗或虚无主义。由于他们已经找到了能够激励他们的目标，并且用积极的行动来度过人生，因此就能够避免恐怖的自我毁灭以及暴力倾向。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有意描述当今年轻人人生目标的找寻情况，同时指出一些人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想要确切地指出作为家长和社会具体能做些什么，以便有效地帮助年轻人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为这个目标，我们决定深度访谈12个我们认为是非常有目标感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动机、主动参与、有快乐感，并且对于他们找到的有着巨大价值的目标能够深入其中、持续追求的年轻人。研究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在每个案例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一系列作用于他们的关键因素。在下一章中，我们会仔细来看看这些因素，以及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在过程中也会说明为何社会会让这么多年轻人感到失望。接着我们会探讨父母以及出现在年轻人生活当中的，其他成年人应该如何有效地帮助年轻人找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