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5.1.1企业竞争力的“外生论”与“内生论”
学术界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力来源的讨论，可以归结为竞争力“外生论”和“内生论”两种主要理论观点。
本书第2章和第3章中讨论的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商品链）、全球生产网络是竞争力“外生论”观点的典型代表。这些网络视角下的企业竞争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假设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与其他企业和机构所建立的网络关系来获取资源、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激发和促进创新，进而突破规模本身所带来的竞争局限并实现收入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在分析层次上，不论全球还是本地网络视角，都属于组织间的“中观”分析（Meso‐level），较少将组织内层次纳入其分析框架。在研究对象上，这些网络视角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组织间关系的属性和特征，而很少虑及组织内部要素对竞争力的贡献。因此，如果站在企业与环境的界面上观察，在网络视角下，企业的竞争表现是外部的组织间关系属性和特征决定的，而企业本身在这里则被简化为一种类似于“原子”的网络节点。
对比而言，竞争力的“内生论”与“外生论”的观点恰好相反。以企业能力理论为代表的竞争力“内生论”认为，能力和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最主要来源，当企业拥有竞争资源并具备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时，企业就能够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在分析层次方面，企业能力理论属于组织内的“微观”分析（Mircro‐level）。在研究对象方面，能力理论主要聚焦于企业内部能力和资源的积累与构建。因此，如果站在企业和环境的界面上观察，企业的竞争表现主要是由能力和资源等内部要素决定的，这里的企业也不再是“原子”型的而是异质的，是不同异质性能力和资源的集合。
然而，现实中企业竞争力的“外生”和“内生”来源，并不像理论分析中描绘的那般泾渭分明。一方面，没有企业是一个孤立的岛屿，它们总是会与其他企业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网络关系，这些网络关系是企业获取竞争资源和互补性能力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企业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外部网络关系获取所有关键的竞争资源，它们还需要不断在内部积累资源并掌握和提高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这是促进企业成长的根本动力。显然，尽管两类竞争力理论观点在研究焦点、分析层次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如果从企业经营实践的角度观察，两者之间不仅不是互斥的而且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更进一步，本研究认为只有在综合考虑“内生论”和“外生论”观点的框架内，才可能更充分地理解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企业也为分析两类竞争力理论观点的互补性提供了绝佳的样本。这是因为：本地网络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取竞争资源的主要渠道，产业集群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普遍采用的提升本国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以及由中小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网络为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获得竞争资源（如市场、资金和技术等），提供了更广泛的渠道。全球网络在带来更多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严峻的竞争挑战，对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资源利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本章中，本研究首先以全球网络视角、本地网络视角以及企业能力视角的已有研究为基础，尝试建立一个分析两类竞争力观点之间关联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模型的分析对象定位于产业集群中的出口导向型本地企业，这样就可以同时考虑全球网络和本地网络对企业能力的影响。然后，本研究利用在浙江省绍兴轻纺产业集群、诸暨山下湖珍珠养殖集群以及台州汽摩配件产业集群中企业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对模型中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这里的本地网络视角是指第2章中讨论的产业集群相关研究；全球网络视角是指第3章中讨论的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研究；企业能力视角是指第4章中讨论的企业能力理论。在本章建立的理论模型中，主要分析外部网络与企业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这里只选择讨论企业技术能力，一方面是因为技术能力本身对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全球网络、本地网络与企业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有较好的文献基础，能够为模型提供理论支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企业能力（如营销能力、组织能力等）不重要，或者全球网络和本地网络不能对这些能力的构建产生影响，只是这些能力与外部网络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探讨。
5.1.2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1.概念模型
本章构建的网络视角下集群企业能力构建的概念模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全球网络效应、本地网络效应和企业技术能力。基于全球网络视角的现有研究文献，本研究将全球网络中可能影响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的各种知识活动和学习机制统称为“全球知识转移”。基于本地网络视角的现有研究文献特别是“集体效率”模型相关成果，本研究将本地网络中存在的并可能影响到集群技术能力的各种优势，概括为“本地知识扩散”、“本地企业间合作”和“制度支持”三种本地网络效应。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研究文献，本研究采用了本书第4章中表4‐2所示的能力结构分类，将集群企业技术能力划分为“技术获取”、“技术操作”和“技术改变”三种子能力。
2.全球网络与集群企业技术能力
Bell &； Albu（1999）总结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三个主要来源：企业内部、集群内部以及集群外部。其中，集群外部的企业技术能力来源包括：顾客和贸易商知识，规格和产品、工艺建议，机器设备和其他投入品供应商，操作知识、外部的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外部的贸易和营销服务，外部的规划、设计和技术管理培训，与设备或其他投入品供应商在设计和工程方面的共同工作经验，同集群外部技术机构或企业的合作技术开发与测试。虽然并非所有集群外部的能力源（或者说知识源）都必然包含在全球网络之中，但是全球网络（不论将其视作价值链、商品链还是生产网络）可能向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供应商提供大多数上述提及的知识和服务。
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与全球采购商、分包商以及原料供应商建立起来的国际链接，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商获得先进技术知识的重要渠道（Humpry&； Schmitz，2002；Schmitz，2004）。Ernst &； Kim（2002）归纳了全球生产网络中旗舰企业向供应商转移知识的四种机制：以市场机制为中介的主动转移（正式转移，如FDI 和技术咨询），以非市场机制为中介的主动转移（非正式转移，如旗舰企业向独立供应商提供技术协助），以市场机制为中介的被动转移（商品贸易，如通过标准化机器转移），以及以非市场机制为中介的被动转移（非正式转移，如独立供应商通过反向工程、观察、研究文献获得的知识）。在这四种知识转移机制中，除了第一种以市场为中介的主动转移是指领导企业向其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转移知识的机制之外，其他三种都是领导企业与其发展中国家独立供应商之间的知识转移机制。
首先，嵌入全球网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了“从出口中学习”（Learningby Exorting）的机会（Salomon &； Shaver，2005；Blalock &； Gertler，2004）。全球网络中的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可以在出口中获得大量非出口企业无法得到的市场知识和技术知识。例如，通过与国际客户的互动，发展中国家企业可能接收到关于消费者偏好、竞争产品以及国际竞争对手等宝贵信息。当这些信息反馈回出口企业后，企业就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调整自己的生产组织。当这种通过观察、经历、模仿以及比较获得的技术和市场知识得到有效整合与利用时，就可能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的实际技术能力。
其次，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可能从全球采购商处获得直接的技术支持。
在全球价值链中，通常是由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供应商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按照什么规格进行生产（Humphrey &；Schmitz，2002）。领导企业通常会向发展中国家供应商提供有关产品规格和制造工艺的要求，这种明确的产品规格、原料和元件的规格与属性等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技术知识体现形式。同时，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供应商提高产品质量和交付效率，全球买家和龙头企业可能对供应商产品质量和制造工艺的改善提供必要的建议，而且还有可能向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提供“手把手”式的技术支持（Humphrey &； Schmitz，2000）。
再次，全球采购商和龙头企业也有可能不直接促使发展中国家供应商进行创新和技术变革，而是设定赢得其订单所需要达到的目标和规则（UNCTAD，2007）。这种“游戏规则”的设立，一方面是对发展中国家供应商提升其技术能力的激励，另一方面也为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技术学习和技术努力指示了方向和目标。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目标市场中的法律、规则和标准等制度，也具有类似的作用。
最后，参与全球网络分工，还可能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从进口中学习”的机会。在引进设备中体现的知识，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得技术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它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唯一的来源（Bell &； Albu，1999）。嵌入全球网络使发展中国家企业不仅能够获得有关产品技术和市场的信息，还能够获得更多有关生产工艺以及设备供应商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企业选择合适的生产设备以及设备供应商，从而提高引进国外生产技术的效率和效果并加快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
尽管现有全球网络研究很少直接讨论嵌入全球网络与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构建之间的关系（Morrison、Pietrobelli &； Rabellotti，2006），但是通过上述分析，笔者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推断，全球网络中各种知识活动和转移机制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因此，本研究提出全球网络知识转移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的理论关系假设如下：
H1a：全球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获取能力正相关。
H1b：全球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操作能力正相关。
H1c：全球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改变能力正相关。
3.本地网络与集群企业技术能力
Bell &； Albu（1999）归纳了发展中国家企业从产业集群内部获得技术能力的六个来源：熟练劳动力的内部转移，以集群为中介的操作技能和操作程序培训，集群内部设备或生产相关服务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知识扩散，集群内部采购的规划、设计和技术管理服务，企业与集群内部技术机构的创造性协作，以及为调整设备或开发新产品而进行的测试和实验中的集群内部合作。这六种来源分属于“集体效率”模型中的被动集体效率和主动集体效率（Schmitz，1995；Schmitz &； Nadvi，1999）。Caniels &； Romijn（2003a）认为，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集体效率，都可以促进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
本研究将可能对企业技术能力积累产生影响的本地网络优势概括为“本地知识扩散”、“本地企业间合作”和“制度支持”三种效应。其中，“本地知识扩散”是被动集体效率，而“本地企业间合作”则是主动集体效率。这里需要对“制度支持”效应做一些说明。“制度支持”代表了政府在集群中的作用。虽然集体效率模型并没有对政府在集群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展开讨论，但是据笔者对浙江省地方产业集群的观察，地方政府通常是产业集群发展和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政府部门不仅仅规范和监督企业经营行为，它们同时还是重要的服务提供者。因此，本研究认为本地网络效应中应当增加刻画政府作用的变量，我国学者对国内其他地区产业集群的研究也为这种判断提供了支持。
接下来，本研究将分别讨论本地网络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