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产业集群的本地知识扩散效应与企业技术能力
本地知识扩散有两种主要途径：一是劳动力资源在集群内部的流动性；二是集群企业对本地竞争者的观察与模仿。
本地劳动力市场为集群内企业提供了大量专业化的劳动力资源，而嵌入于个体中的知识则被集群研究者认为是集群内中小企业重要的知识源。
通过本地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集群企业之间实现了知识扩散（Malmberg&； Power，2005）。例如，操作工人在集群企业之间的流动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各种设备的操作技能，加快了有关设备的操作技能、技巧等隐性知识在集群企业之间的扩散和转移。此外，有经验的操作工人有可能比毫无经验的工人更快速地学习和掌握新设备的操作方法，使企业易于实施工艺升级和设备改造。专业技术人员在集群内部的流动，加快了生产和研发相关知识在集群企业之间的转移。来自不同企业的技术人员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互动，提高了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
产业集群为企业观察和学习同行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管理方式提供了机会。处于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将会发现，它们选择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所存在的任何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有多么小，都将被集群内从事相似活动的其他企业观察到并进行比较。正是对这些不同方案的观察、讨论和比较，使集群水平维度上的企业处于一种学习和持续改进的过程之中，而这种学习和改进是集群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Maskell，2001）。笔者在对集群企业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也发现，观察和学习本地同行的生产和技术管理实践是集群内企业提升技术水平的主要途径之一。
因此，本研究提出产业集群的本地知识扩散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假设如下：
H2a：产业集群的本地知识扩散效应与集群企业的技术获取能力正相关。
H2b：产业集群的本地知识扩散效应与集群企业的技术操作能力正相关。
H2c：产业集群的本地知识扩散效应与集群企业的技术改变能力正相关。
（2）产业集群的本地企业间合作效应与企业技术能力
现有研究已经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中都存在企业间有意识的联合行动。Schmitz（1999）将这种共同行动区分为在水平方向上的个体企业间双方合作（例如联合开发新产品或者共享设备）以及企业群体的多方合作（例如商业协会和生产商工会）；垂直方向上的个体企业间双方合作（例如制造商与供应商合作改进元器件）以及企业群体多方合作（例如沿价值链建立的企业联盟）。
从水平方向来看，协作开发新产品、共享关键设备、共同引进新设备新工艺等联合行动不仅突破了中小企业的资金约束，还能够充分利用不同企业之间的能力互补性，因而将提高行动参与企业的技术能力。从垂直方向来看，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不仅能够提高零配件或者生产原料的品质，而且可以使制造商变得更加柔性，具备适应客户定制化产品要求的能力。可见，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的企业间合作都可能提高集群企业的技术能力。
因此，本研究提出产业集群内本地企业间合作效应与企业技术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假设如下：
H3a：本地企业间合作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获取能力正相关。
H3b：本地企业间合作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操作能力正相关。
H3c：本地企业间合作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改变能力正相关。
（3）制度支持效应与企业技术能力
本书以“制度支持”这个概念来代表地方政府在促进本地企业能力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所谓“制度支持”，是指行政管理机构（如政府部门等）为了减少转轨过程中因制度基础缺失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对企业提供支持的程度（Li &； Atuahene‐Gima，2001；Xin &； Pearce，1996）。
我国学者对浙江、广东等省区产业集群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刘筱，王铮，赵晶媛，2006；邱海雄，徐建牛，2004；朱华晟，王玉华，彭慧，2005）。地方政府在各地产业集群中的作用可以归纳为资源的提供者、政策和服务的提供者以及技术创新的推动者等。笔者对浙江省部分地方产业集群的调研也发现，由于有些集群中商业协会的影响力较弱，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实际承担着商业协会的组织与协调功能。
因此，本研究提出产业集群中地方政府的制度支持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假设如下：
H4a：制度支持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获取能力正相关。
H4b：制度支持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操作能力正相关。
H4c：制度支持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改变能力正相关。
综上所述，在本研究构建的网络视角下集群企业能力构建理论模型中共包含7个研究变量。其中，有4个变量属于网络层次，3个变量属于企业层次。本研究对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共提出了12项待检验研究假设。
5.2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5.2.1变量测量与问卷设计
1.变量的测量
（1）企业技术能力
本研究将技术能力划分为三个功能性子能力：“技术获取能力”、“技术操作能力”和“技术改变能力”。技术获取能力是指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获得新知识的能力。技术操作能力是指企业操作、使用和维护生产设备与设施的能力。技术改变能力是指企业消化新产品设计，根据改进市场需求调整现有产品和工艺流程参数，以及依靠自主力量对产品和工艺进行重大改进的能力。
在现有企业技术能力实证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使用专利数、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或总资产的比例、科技人员在员工人数中的比例等客观数据作为企业技术能力的代理变量。基于对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现实的思考，本研究没有采用这种常用的测量方法。笔者认为，上述客观数据不仅难以获得，而且也不适合用于测量我国大多数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技术能力。
本研究采用了社会学和管理学研究中常用的多题项主观评价测量方法来测量企业技术能力。以企业技术能力研究的现有文献为基础并结合企业管理人员和专家的访谈意见，本研究设计出16项测量条款用于测量三种功能性技术能力。其中，测量条款的第1、2、3、13、14、15、16项用于测量技术获取能力，第4、5、6、7项用于测量技术操作能力，第8、9、10、11、12项用于测量技术改变能力。受调查者（一般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被要求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在7分Likert 量表上标出相应的分数。其中，“1”分代表非常低，“7”分代表非常高。本研究使用的企业技术能力测量量表请参见附录。
（2）本地网络效应
本地网络效应包括“本地知识扩散”、“企业间合作”和“制度支持”。本地知识扩散是指集群企业从本地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以及对本地竞争对手的观察和模仿中获得知识的程度。企业间合作是指集群企业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生产、技术合作的程度。制度支持是指地方政府与机构的科技政策、项目对集群企业创新的支持程度。
以Bell &； Albu（1999）和集体效率研究成果（Caniels &； Romijn，2003b；2003c；2003d）为基础，本研究设计出11项测量条款来测量“本地知识扩散”和“企业间合作效应”。其中，测量条款的第5、6、7、8、9项用于测量“本地知识扩散”，第10、11、12、13、14、15项用于测量“本地企业间合作”。“制度支持”的量表（本地网络效应测量条款的第1、2、3、4项）来源于Li &； Atuahene‐Gima（2001）的研究。受调查者被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在7分Likert 量表上标出相应的分数，“1”分代表非常不符合，“7”分代表非常符合。本研究使用的本地网络效应测量量表请参见附录。
（3）全球网络效应
全球网络效应是指“全球知识转移”。全球知识转移是全球网络中领导企业向发展中国家企业转移知识的程度。
以Bell &； Albu（1999）和全球网络研究文献（如：Humpry &； Schmitz，2002；Ernst &； Kim，2002）为基础，本研究设计出10项测量条款用于测量全球知识转移效应。受调查者根据实际情况在7分Likert 量表上标出相应的分数，“1”分代表非常不符合，“7”分代表非常符合。本研究使用的全球网络效应测量量表请参见附录。
2.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共分五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在进行问卷设计之前，笔者对企业技术能力、产业集群以及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相关成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文献研究。根据文献研究结果，设计出调查问卷的初稿。
第二阶段，笔者所属学术研究团队就调查问卷初稿先后举行了三次专题讨论会，每次均有数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参与。根据这些讨论会上老师和同学提出的意见，笔者对调查问卷初稿的测量条款和语义表述进行了修正，并形成了调查问卷的修改稿。
第三阶段，利用召开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浙江省科技厅重点课题研讨会的机会，笔者对15位来自省内不同院校和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并请这些专家就调查问卷提出修改意见。同一阶段，笔者还对数位集群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并请他们就调查问卷提出意见。
第四阶段，根据专家访谈和企业访谈的结果，再一次对调查问卷作出修正。在绍兴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帮助下，对浙江绍兴、诸暨的20位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试调查。同时，还对浙江大学管理学院22位在职MBA 学员进行了试调查。
第五阶段，根据试调查反映出的问题，笔者对调查问卷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正并最终定稿，形成本研究使用的正式调查问卷。
5.2.2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为了考察嵌入全球网络和本地网络对企业技术能力的影响，本研究选择浙江绍兴轻纺、诸暨珍珠和台州汽摩配件三个产品出口比例较高、与国际市场联系比较紧密的地方产业集群中的集群出口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来源。
受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浙江省科技厅重点课题的资助，笔者与团队其他成员一起于2006年7月至10月间，数次奔赴浙江绍兴、台州等地实施大规模企业问卷调查。先后调查了诸暨的山下湖镇，绍兴县的漓渚镇、平水镇、福全镇、柯桥镇、钱清镇、安昌镇、袍江工业区、滨海工业区，台州市的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温岭市、玉环县等地400余家集群企业。
本研究调查共发放问卷412份，回收问卷400份，其中有效问卷387份。
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其中，由于受访企业对资产额和销售额数据比较敏感，尽管本研究采用了区间选择而不是填写具体数字的方式提问，但仍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拒答现象。
5.3测量效度与信度检验
5.3.1效度与信度的检验策略基于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和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设计了本地网络效应（除“制度支持”外）、全球网络效应以及企业技术能力的测量量表。在正式施测之前，笔者首先请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以及浙江省内15位专家对量表进行评测，根据专家反馈的意见对量表作出部分修改。然后，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22位在职MBA 同学以及绍兴和诸暨20位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帮助下，笔者对问卷实施了预调查，并针对预调查中出现的问题对测量条款的语言表述进行了调整。因此，本研究的各个测量量表具备一定的内容效度。
不过，内容效度只是整个理论构想确认过程的一个初始步骤，除此之外还需要进行建构效度和理论效度的检验（O’ Leary‐Kelly &； Vokurka，1998）。建构效度可定义为，测验或度量能够测量到的理论建构的程度或测量出心理特质的程度。建构效度由于有理论的逻辑分析为基础，同时又根据实际所得的资料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因此是一种最严谨的效度检验方法，可以避免内容效度有逻辑分析却无实证依据（吴明隆，2003）。
建构效度检验包含两个内容：收敛效度检验和区别效度检验。所谓收敛效度，是指单个测量条款与被测变量包含的所有条款总分之间的相关性。
所谓区别效度，是指变量之间的区别效果。本研究采用“CITC”（CorrectedItem‐Total Correlation）作为收敛效度的检验指标，并通过因子分析检验测量的区别效度。根据Kerlinger（1986）提供的标准，本研究将CITC 的临界值设定为0.5，因子负载的临界值也设定为0.5，并且同一条款不能在两个以上的因子中同时出现负载高于0.5的情况。
为了进一步检验测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还对各测量量表的信度进行了检验。信度包括外在信度和内在信度。外在信度是指不同时间测量时，量表一致性的程度。内在信度是指每一个量表是否测量单一概念，以及组成量表题项的内在一致性程度如何。对于多题项量表来说，内在信度特别重要。内在信度检验最常用的方法是Cronbach’s Alpha 系数（吴明隆，2000）。本研究将信度检验的临界值设定为0.7，低于0.7则表示测量没有通过信度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