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外部网络效应对集群技术操作能力的回归分析
为了分析集群企业技术操作能力与外部网络效应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技术操作能力为因变量，以全球知识转移、本地知识扩散、本地企业间合作和制度支持为自变量，并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阶段为控制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R2为0.263，调整后R2为0.239。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的F 值为13.964，显着性概率为0.000，表明回归模型具有统计显着性。D－W 值为1.807，表明回归模型的误差项具有较好的独立性。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 I F）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326和2.163，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4.外部网络效应对集群企业技术改变能力的回归分析
为了分析集群企业技术改变能力与外部网络效应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技术改变能力为因变量，以全球知识转移、本地知识扩散、本地企业间合作和制度支持为自变量，并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阶段为控制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R2为0.212，调整后R2为0.193。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的F值为10.936，显着性概率为0.000，表明回归模型具有统计显着性。D－W 值为1.651，表明回归模型的误差项具有较好的独立性。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 I F）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325和2.173，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5.5.2结果与讨论
本章实证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外部网络效应和企业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本章首先基于全球价值链、产业集群和企业技术能力理论文献构建了一个网络视角下的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构建模型，并提出了有关外部网络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假设。利用在浙江省三个集群中的问卷调查数据，本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三个基本回归模型的拟合情况良好并且都具有统计显着性。研究假设实证检验的结果如下：
（1）集群企业技术获取能力与外部网络效应的回归结果表明，集群企业技术获取能力与全球知识转移（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 ＝0.161，P＜0.01）、本地企业间合作（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 ＝0.206，P＜0.01）以及制度支持（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 ＝0.384，P＜0.01）都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H1a、H3a 和H4a 得到支持。集群企业技术获取能力与本地知识扩散的正相关假设（即H2a）则没有得到支持。
（2）集群企业技术操作能力与外部网络效应的回归结果表明，集群企业技术操作能力与全球知识转移（标准化回归系数β＝0.260，P＜ 0.01）、本地知识扩散（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 ＝0.146，P＜0.05）以及制度支持（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0.189，P＜0.01）都是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H1b、H2b 和H4b 得到支持。集群企业技术操作能力与本地企业间合作的正相关假设（即H3b）则没有得到支持。
（3）集群企业技术改变能力与外部网络效应的回归结果表明，集群企业技术改变能力与全球知识转移（标准化回归系数β 0.285，P＜0.01）、本地知识扩散（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 ＝0.103，P＜0.10）以及制度支持（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0.197，P＜0.01）都是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H1c、H2c 和H4c 得到支持。集群企业技术改变能力与本地知识扩散以及本地企业间合作的正相关假设（H3c）则没有得到支持。
至此，本章5.1节提出的研究假设中有9项得到了实证证据的支持，3项没有得到支持，对研究假设检验结果的总结。
关于假设检验的结果，有以下几点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首先，本研究的实证证据显示，全球知识转移对三种企业技术能力均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参与全球网络、成为全球网络的一个节点有助于全面提升集群企业的技术能力，全球网络是集群企业获取技术知识、积累技术能力的重要渠道和途径。不过，由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并没有对全球知识转移机制进行区分和刻画，也没有对全球知识转移与企业技术能力之间关系的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作更细致的分析。因此，虽然实证证据能够表明全球知识转移与企业技术能力之间确实存在着显着的正向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具体形成机制则仍然需要有更深入的辨析和探讨。
其次，本研究的实证证据显示，制度支持对三种企业技术能力均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在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由于集群往往是地方经济的支柱和龙头，因此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支持集群企业的发展。在笔者调查的集群中，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大多表现出强烈的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和愿望，政府和企业总体上保持了一种对话、服务、支援式的而不是强制、命令、干涉式的关系。显然，这种相对和谐的政企关系以及有效的政策支持，对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产生了显着的促进作用。不过，本研究采用的方差分析的结果却展示了“制度支持”的另一面，即政府支持的作用并不是普遍的，而是主要集中于大中型企业或者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企业。这也许是由于大中型集群企业的经济表现更容易被政府部门观察到，并促使政府部门实施有利于这些企业发展的支援举措。不过，如果政府部门长期忽视对小企业特别是中小“创业”企业的专项扶持，那么就有可能对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再次，本研究的实证证据显示，以本地知识扩散和本地企业间合作为代表的集体效率，与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积累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在集群研究文献中，本地知识扩散通常被视为集群创新的基础，而本地企业间合作则更被认为是集群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本研究发现，这些群体优势还能够反作用于集群中的个体，促进集群中个体企业的能力积累。然而，实证证据同时也进一步显示，集体效率对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积累的影响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的。本地企业间的合作只对技术获取能力产生显着影响，而对技术操作能力和技术改变能力没有显着影响。本地知识扩散对技术操作能力和技术改变能力有显着影响，但对技术获取能力则没有显着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本研究的实证证据为外部网络效应与集群企业内部能力积累之间密切关系的存在提供了支持，从而在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力的“外生性”观点和“内生性”观点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笔者认为，这种沟通和联系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都以出口为导向、也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都以集群的方式组织生产。但是，如果试图将“出口导向”和“产业集群”作为主要的产业发展战略（正如许多国家和地区所做的那样），就必须了解这种战略究竟可能对企业造成哪些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因为毕竟企业才是参与全球竞争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本章提出的理论模型并不排斥竞争力的“外生性”观点，也不是完全支持“内生性”观点，而是认为这两种理论观点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竞争力外生视角和内生视角的结合，可能会为识别企业竞争力的来源提供具有洞察力的见解。从本地网络的角度来说，本研究承认企业集群可能产生总体大于个体之和的效果，但是更倾向于设想这种“1＋ 1＞ 2”的效果可能会反作用于本地网络中的个体。从全球网络的角度来说，本研究承认参与全球网络可能对企业竞争力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体现在产业升级的潜在可能性和前景方面，但是更倾向于设想这种效果是通过改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能力而实现的。为了检验这些设想，本研究构建了外部网络效应与企业技术能力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对相关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研究努力，本研究基本上实现了在企业竞争力两种理论观点之间建立联系这一研究目的。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此项研究仍然是高度简化和略显粗糙的，外部网络效应与企业内部能力要素的关联机理和影响因素尚且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