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的初始逻辑是垂直的,不论是服务共同的市场还是利用共同可接近的资源,地理邻近性都是用于减少顾客和供应商之间垂直交易安排上的摩擦。随着新企业衍生以及新竞争者的加入,集群逐渐向水平方向发展,由此而形成的直接竞争者的地理集中定义了集群的“产业”身份。与此相对比的是,“技术”集群的初始逻辑是水平的。大学、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开发的新技术,提供了“能力破坏型”激进式创新,而这些创新的应用则催生了新产业并且允许新企业进入。这样,在大学、国家实验室等独特技术资源的周围,就逐渐聚集起大量使用共同核心技术但应用方法和目标市场都不同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地理集中主要是基于共同的核心技术及其多样化应用,因而定义了集群的“技术”身份。随着时间的流逝,“产业”集群由于受到资源或能力的约束,通常会聚焦于某个或若干个产业。而“技术”集群则较少是产业聚焦的,更有可能沿着横向维度发展,其中大量企业追求各种相关产业的早期机会。
产业聚焦的集群在核心产业中开发专业技能。关键的资源包括熟练劳动力、具有产业专有知识的科技人员、专业化服务供应商以及将特定群体连接在一起的强网络关系。这种资源组合为集群内企业提供了独特的协同优势,并减少了商务环境中的摩擦。产业聚焦的集群,将地区的财富与某个产业的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对比而言,技术集群的关键资源是异质性的技术发现、异质性的企业家的洞察力、累积性的创业经验,获取生存所需基本资源的强网络关系和获取创新过程关键信息的弱网络关系。技术集群主要聚焦于技术和新兴市场的早期发展阶段,并且有机会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重新定位。产业集群与技术集群在集聚逻辑、内在驱动力、发展方向以及自身存在的弱点和风险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2.2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基础
产业集群研究具有明显的多学科交叉特点。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战略管理理论、创新理论、经济社会学等学科,都对产业集群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产业集群与其说是一门独立发展的经济管理理论,不如说是多种理论思想相互激荡与融合的结果。
2.2.1产业集群研究的主要学术流派
除了产业集群以外,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在学术研究中往往还被贴上其他不同的标签,如“新产业区”、“新产业空间”、“本地生产系统”、“区域创新网络”、“创新环境”、“学习型区域”等。尽管这些概念拥有不同的理论背景,但是在研究文献中它们实际上是被互换使用的。这些概念,一方面代表了集群研究的不同学术流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集群研究背后复杂的理论根源。
比较宽泛地说,企业集群研究包括“新产业区”、“新产业空间”、“创新环境”以及Porter 的“产业集群”等主要学术流派(王缉慈等,2002)。由于Porter的产业集群研究在本书许多章节中都有专门的讨论,因此这里仅对其他三种理论流派进行简要的介绍。
1.“新产业区”学派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和停滞。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却有少数地方的经济绩效不仅没有衰退,反而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平稳发展甚至增长。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地方所从事的产业非常多样化,不仅包括先进的产业部门,而且还包括更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如法国的Oyonnax、丹麦的Jutland、联邦德国的Baden‐Württemberg、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以及意大利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等,都被誉为击败衰退的本地化经济明星(Pyke & Sengenberger,1990)。
上述地区在经济大衰退环境中的出色表现,激发起西方经济地理学界的研究兴趣。其中许多地区的经济运作模式被认为具有足够相似性,使它们可以被冠以一个共同的头衔——“产业区”。按照Becattini(1978)的定义,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产业区”最初主要是意大利学者如Becattini 等人在描述“第三意大利”地区产业地理集中现象时所使用的概念。随着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产业区”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及其相关学术领域中众所周知的一个名词。
“新产业区”学派继承和发展了马歇尔对产业区和集聚经济性的相关论述,其以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区为主要研究对象。“柔性专业化”和“社会嵌入性”是构建该学派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
(1)“柔性专业化”
美国社会学者Piore 和Sabel(1984)的着作《第二次产业分工》,将新产业区研究的影响范围拓展至英语国家。在这部着作里,两位作者使用“柔性专业化”描述产业区的生产组织特点。所谓柔性专业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新产业区内,单个企业生产总是集中于有限的产品和过程;另一方面,新产业区内中小企业在互相竞争的同时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作为一个整体,其生产是相当灵活和多样化的。这种集体的灵活性保证了对高度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和投入供应的及时反馈,对新技术和市场信息的快速吸收,以及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使用、培训和分配(王缉慈,1998)。
Piore 和Sabel 声称,随着市场日趋饱和、消费者对标准化产品的不满意程度不断提高,大规模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这种需求危机,伴随着能源和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涨,使那些以专用性资产和规模经济为特征的大企业深陷困境。Piore和Sabel认为,有两种制度响应能够用来解决“福特制”危机:一是在全球层次上,通过国际“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来维持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市场稳定性;二是在地方层次上,通过激发一种持久的创新来支撑动态的、柔性专业化的生产组织模式和劳动力职业化模式。从事后看来,只有第二种方案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以产业区和高技术区的形式得到实现(Lagendijk,2006)。
Piore 和Sabel 及其追随者倾向于将产业区看做是新兴的一种大企业的替代品以及一种经济重建模型。尽管受到很多批评,但Piore 和Sabel 的“柔性专业化”理论实际上为产业区研究以及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创新的产业区本身都提供了一种合法性。它激发起更多学者对产业区现象的注意,并促使人们将产业区看做是一种进步的产业组织模式(Marangoni & Solari,2006)。
(2)“社会嵌入性”
社会嵌入性是产业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构想。它是将新产业区理论与新古典区位理论区别开的关键特征。根据经济社会学的观点,经济活动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嵌入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些社会关系所组成的网络结构之中,这些关系和网络能够产生信任并阻止欺诈行为的发生(Granovetter,1985)。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的交易模式与纯粹经济学视角所期望的模式并不一致。人们更愿意选择与自己有友谊或者血缘联结的人进行生意往来,而不是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公开市场上寻找交易伙伴(Uzzi,1996)。当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包含了以友谊、亲缘和经历等为基础的信任时,这种关系就是社会性嵌入的。信任既是社会关系的结果,同时也可以看做是这种社会关系的表征。
产业区理论家认为,地理邻近能够促进个人或组织间双方信任关系的形成。因为,如果信任最好是通过了解行为主体的特质来建立,并且如果这要求有重复性的相互作用,那么个人联系就可能促进这种相互作用,而个人联系则进一步得到地理邻近的增强。产业区理论强调,地理邻近有利于行为主体对交易经验的吸取,这种经验会构建导致重复交易(以及共享支援服务)的信任,并最终提高区域经济增长水平(Harrison,1994)。从社会嵌入性的维度来看,这种双方关系又称为关系性嵌入。
除了行为主体之间的直接联系外,信任还可以通过本地社区来建立。
Becattini(1990)指出,本地社区的最重要的特性是其相对同质性的价值观系统。这种价值观是对工作、活动、家庭、互惠以及变革的伦理和规范的一种表达。与本地价值观并行的是机构和规则系统,价值观通过这个系统在整个区域内传播并在代际间传承。市场、企业、家庭、学校、本地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或私人的经济、政治、文化、慈善、宗教和艺术实体等,都属于这个机构和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背景,定义了经济活动的惯例以及行为规范,提高了产业区的社会凝聚力,并在产业区内部形成了“信任”的文化氛围。这种经济活动是对更广泛社会网络的嵌入,因此又称为结构性嵌入。
嵌入性对于产业区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平衡了区内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矛盾。产业区理论一般认为,区内企业之间是通过质量和技术而不是价格来进行竞争的。作为信任关系的一种表现,“顾客-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单源采购。当“顾客”企业感觉到必须通过多源采购来防止供应商不准确的定价以及机会主义行为时,这种多源采购也会以区内所有企业都能够接受的社会性方式进行。同时,企业还会合作向区域内引进新的工作,组建公会获取低息贷款,联合采购原材料,合作竞标大型项目,以及进行联合的研究开发等(Harrison,1994)。此外,基于嵌入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还是实现产业区“柔性专业化”的必要条件。
“柔性专业化”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使竞争与合作相协调;二是如何解决整个集体所需资源的再生产与集体中个体缺乏诱因去生产这些资源的矛盾。Piore 和Sabel 指出,解决这一问题不可能依靠价格,而必须依靠“认同”,实现认同要求将生产活动融入社区更广大的生活中去。地方自治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家族主义或者家长主义都有助于形成特定的社区(谢富胜,2006)。
简言之,新产业区学派是“新区域主义”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学派特别强调嵌入性、网络化和地域性对于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典型产业区中,经济增长主要的驱动力量是领导中小企业的企业家以及各种支援机构,将这些组织模块联结在一起的是社会链接和自组织网络而不是交易,是对集体利益以及他人可信任性价值的崇信而不是基于市场的激励。
地理邻近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个体间建立信任关系和网络的便利,以及社会、文化、制度传统的空间嵌入性。由此建立起来的地域性社会网络,进而协调了区域内部的竞争与合作,使产业区实现柔性专业化生产并最终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不过,典型产业区的上述属性,也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一些学者反对将产业区看做是和谐的、建设性的社会经济系统的“乌托邦”式观点,因为过度的社会嵌入性和网络化同样会造成“锁定”,从而使地方丧失发展和创新的动力。还有一些学者质疑产业区中企业和交易的本地空间嵌入性,因为现有研究发现,许多产业区内企业的空间嵌入并不是完全“本地化”的,而且在企业和区域之间呈现出很强的多样性。此外,典型产业区(如“第三意大利”)本身也处在持续演进和变革之中。已经有很多证据表明,即使是在“第三意大利”,产业区外部(全球性)联结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产业区内部的企业规模和关系治理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因此,识别产业区演进规律,探索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传统产业区的发展之路,是新产业区学派面临的重要课题。
2.“新产业空间”学派
“新产业空间”学派,又称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加利福尼亚”学派。20世纪80年代,Scott、Stprper 和Walker 等学者将起源于对非均衡发展的激进解释以及政治学、经济学和技术研究领域新进展的思想,注入经济地理学研究当中。特别是在调节理论、批判性劳动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新进展的启发下,“加利福尼亚”学派的研究者们以产业变革逻辑为基础,为“新产业空间”的出现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解释(Lagendijk,1998)。
构建“新产业空间”模型的最初目的,是在空间集聚和产业组织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其论述主要强调这些概念之间的双向联系。一方面,“加利福尼亚”学派的学者们观察到在日趋非一体化经济的产业组织中有引发经济活动在某些区域内集中的趋势,如硅谷、“第三意大利”等;另一方面,这些集聚又被认为有助于进一步打破一体化的生产和劳动分工。这种循环过程主要被归因于外部经济性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学派将以熊彼特演化经济思想和长波理论为基础的技术性解释,与调节学派的历史性视角相结合,作为其理论概念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