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成长是集群企业成长的典型特征，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机制与模式是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主流学派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和制度学派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机制与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一般都假设存在一个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集群企业，认为集群企业具有无差异的产业环境和同质性的内部能力，依托无差异的网络模式获得集群共享性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集群企业的特殊成长规律，推动了微观层面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
但事实上，产业集群是不断演进的。在微观层面，集群企业的网络化成长模式表现出了显着的多样性特征，即不同的集群企业依托不同的网络模式获得不同的网络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因此，识别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不同模式，揭示集群企业选择不同的网络模式以实现企业成长的内部机制就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基于演进分析框架研究集群企业网络模式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初步表明，集群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差异性和内部能力的异质性对企业网络化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总的来说，相关的系统性研究不多，理论的体系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借鉴企业网络理论对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的研究成果，基于演进分析框架，本书从匹配视角分析了集群企业网络的内生机制，认为集群企业只有选择与产业环境特征和内部能力状态相匹配的网络模式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成长；产业环境特征、企业网络模式和内部能力状态构成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的三个重要维度。基于集群企业网络模式的内生机制研究，本书进一步构建了“产业环境-网络模式-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机制模型。
结合对浙江省集群企业进行的三次集中性的实地访谈经验，进一步优化了本研究的概念模型，设计了相应的调查问卷，并以此对浙江省海宁皮革产业集群、慈溪小家电产业集群、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绍兴轻纺产业集群、永康小五金产业集群中的300家企业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获得196份有效问卷，并利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多种统计方法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综合匹配机制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1）产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起权变作用。在“产业环境-网络模式-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机制理论模型中，产业环境不确定性作为权变因素对企业“网络特征-企业成长”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利用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分组回归方法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网络特征-企业成长”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关系强度、网络范围和地理开放性均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正的影响；在高不确定性样本组，关系强度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正的影响，而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负的影响。这一实证分析结果反映了我国集群企业内部能力较弱的典型特点。
（2）企业内部能力状态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起驱动作用。在“产业环境-网络模式-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机制理论模型中，集群企业内部能力状态作为驱动因素对企业“网络特征-企业成长”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根据能力动态性，本书将企业内部能力分为吸收能力和制造能力。基于方差分析和交互分析的实证检验表明，内部能力与网络特征交互项的引入提高了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表明企业内部能力与企业网络的有效匹配促进了企业成长。具体来说，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的制造能力与关系强度的交互项以及制造能力与网络范围的交互项均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负的影响。在高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吸收能力与网络范围的交互项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负的影响。这一实证结果表明，随着企业内部能力的增强，集群企业需要调整企业的网络模式。
（3）“产业环境-网络模式-能力状态”的综合匹配是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的核心。“产业环境-网络模式-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机制模式的实证检验表明，一方面，产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权变作用取决于内部能力状态。具体来说，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随着企业制造能力的提升，集群企业网络的关系强度和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从正变为负；在高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随着企业吸收能力的提升，集群企业网络的范围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从负变为正。另一方面，内部能力状态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驱动作用取决于产业环境不确定性。具体来说，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制造能力与企业网络特征的交互项显着影响了企业成长。在高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吸收能力与企业网络特征的交互项显着影响了企业成长。这两点表明，“产业环境-网络模式-能力状态”的综合匹配是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的核心。
（4）基于综合匹配机制模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总结了我国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四种典型模式。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书归纳出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四种典型模式。具体来说，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制造能力的不足使得集群企业依赖以较高的关系强度、较大网络范围以及较高地理开放性为特征的网络模式实现基于量的扩张的成长，即模式Ⅰ。随着制造能力的提高，集群企业拥有的以较低关系强度与较小网络范围为特征的网络模式促进了企业成长，即模式Ⅱ。这表明集群企业开始以互惠的方式融入更高层次的网络之中，进而实现基于质的提升的成长。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吸收能力的相对较弱使得集群企业拥有的以较高关系强度与较小网络范围为特征的网络模式促进了企业成长，即模式Ⅲ。这一结论体现了集群企业在应对较高环境不确定性时所采用的基于模仿的跟随策略。而随着吸收能力的提升，集群企业拥有的以较大网络范围为特征的网络模式促进了企业成长，即模式Ⅳ。这一模式表明集群企业开始从基于模仿的跟随战略转向基于自主创新的先行战略，以应对环境的变动。
与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构建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综合匹配模型。虽然很多学者认识到了区域产业演进视角下集群企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相关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还不多。本书在借鉴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们对浙江集群企业成长的观察，基于集群企业的异质性假设，理论构建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外部环境-企业网络-内部能力”综合匹配模型。这一研究推动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理论的深入研究。
（2）揭示了浙江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综合匹配机制。基于浙江省196家集群企业的实地调查数据，我们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综合匹配机制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环境特征与内部能力状态共同决定了适合集群企业成长的网络模式。具体的匹配机制反映了浙江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大多数浙江集群企业的内部能力还相对较弱；二是大多数浙江集群企业对社会网络具有较高的依赖性。这一研究促进了我国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的发展。
（3）识别了浙江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四种典型模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现实中并不存在唯一最优的网络模式。基于综合匹配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本书识别出了浙江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四种典型模式。其中，模式Ⅰ和模式Ⅲ是两种传统的网络化成长模式，模式Ⅱ和模式Ⅳ则是未来集群企业升级的两个重要方向。这一研究对于集群企业根据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特征与内部能力状态构建相应的网络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而丰富了我国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研究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