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党的生命力和活力取决于党的个体的生命力和活力，取决于党员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党员个体性主体的存在和发挥，这种空间越大，党员的主体性越是容易得以发挥和实现，党的生命力和活力就越是旺盛。（4）与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双重的社会化过程（身份角色的社会化和行为的社会化）相类似，党员个体与党之间亦存在双重的组织化过程：身份角色的组织化和意志行为的组织化。这是两种方向相反、作用力相反的组织化过程。在前一个组织化过程中，强调的是身份角色，其力量传导过程由上到下，其基本原则是个体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在后一个组织化过程中，强调的是个体意志如何走向集合，其力量传导过程由下向上，其基本原则是主体意志的体现（或者说党内民主）。前一个组织化程度越高，则意味着个体的能动性越弱；后一个组织化程度越高，则意味着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一致性程度越高，个体能动性程度越高，但是包含着效率水平低的风险。这是一对巨大的矛盾。由这一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产生出党的组织内部的第三大关系即党员群众与党的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关系。由身份角色组织化所决定，在组织中，任何党员个体都被客体化、原子化，党员群众服从于党的领导干部，党的下级干部服从于党的上级干部，本质上是党的组织结构各单元之间权力传导的人格化表现；反之，在意志集合的组织化过程中，每一个党员的人格意志是平等的，从理论逻辑的原则高度上讲并不存在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在这里，党员的主体性复活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种组织化过程并不总是平衡的，在现实生活中，身份角色的组织化程度往往高过意志集合的组织化程度，尤其是后一个组织化程度很低而前一个组织化程度很高的时候，党员的主体性将丧失殆尽，这时党的生命力亦就衰退了，甚至开始异化了。由此可见，如何防止党员主体性的衰退，或者说如何提升党员主体性的发挥和实现程度，是党能否保证自身“先锋队”性质不变，始终保持生命力和提升领导水平、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
再次，从经验总结的切入点和文本叙述简明性要求的角度来说，有四大因素推动着我们从主体性的视角出发来概括浙江地方党的30年党建经验。
其一，虽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要求逻辑遵循历史真实，但逻辑的展开过程并不等于历史现象的面面俱到和时间循序的平铺直叙，而必须透过丰富、庞杂的历史现象找出贯穿于30年来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轴心，并以此为文本叙述的脉络铺排和编辑30年来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具体历史进程。换言之，关于浙江省30年来党的建设经验总结所提炼概括的内容必须是核心性的、一以贯之的。
其二，浙江地方党的建设经验总结，课题本身就要求着文本叙述的主题要富于浙江特色，其提炼归纳的内容要具有我有人无，或我做得好、做得早、做得快的特征，依据这样的要求，总结浙江地方党的建设经验必须超出全国统一部署推开的党建活动层面，如“三讲活动”、“先进性”教育，等等，并深入到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所特有的层面。
其三，与全国各地一样，浙江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党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位列全国中下游到“走在全国前列”，则是与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独特性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总结和归纳浙江地方党30年来党的活动和建设的经验，必须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动因相联系，必须将对党的活动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放在领导、推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层面上来考察，而不能将党的活动和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分割开来，理解为“两张皮”。也就是说，关于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经验所概括的内容与浙江地方经验和社会发展的经验内容二者必定是相通的、兼容的，而不是对峙的、排异的。
其四，历史是连续的，过往的30年对今后深化改革开放有着深刻的影响。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目的是为指导下一阶段的改革开放提供历史启示和理论指导。换言之，关于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经验总结，其所概括的内容，既是过去30年的历史写照，同时又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实际问题而给出的历史启示，内含着面向历史、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三大基本要素。
第四，如果说决定本书作者从主体性视角出发考察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经验，在客观层面、研究对象层面上是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考虑，那么选择主体性视角，在主观层面上却是源于作者对主体性范畴的追求和对主体性方法论的崇敬。作者深为党的十七大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命题欢欣鼓舞。认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这一命题，不仅为发展党内民主提供理论基点，而且这一命题对全部党的活动和建设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主体地位范畴是主体、主体性这一哲学认识论范畴在政治学中的转借，其现代政治学意蕴在于揭示了：人性是政治的基础；常识是政治规则的基本元素；而人民则是政治舞台的众多角色和观众。从主体性的角度看现代政治则可说，凡是合乎主体性要求的，政治就昌明、社会便发展，反之，政治就黑暗、社会便停滞。当将主体地位与党的建设连接起来思考党的建设时，实际上已为认知、评价浙江30年来党的建设和党的活动历程确立了一个新的基本维度。
从主体、主体地位的视角认识和理解党的活动和建设，其长处在于将在传统的党的学说的认知方式下长期被遮蔽或忽略了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党员乃至人民群众在党的活动和建设过程中的地位问题以及执政党的制度供给、政策供给的价值指向问题凸显了出来。
首先，从主体、主体地位的视角认知和理解党的活动和建设，为我们重新确立了人民群众和党员对党的主体地位，亦即在本体论层面，相对于人民、相对于党员来讲，党是客体，党是为着人民群众（包括党员）的利益的工具系统，而不是相反地将人民和党员理解为实现抽象教条和理念的工具。在党与人民、党与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改革开放前“左”的教条主义观念（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将人民和党员仅仅理解为为了实现教条主义化了的空想社会主义理念的工具，而不理解为社会主义是人民（包括党员）为了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观念反映和重建社会关系的制度要求的主体。换言之，以主体地位为维度，亦即要求党的活动和建设要以人性及党的人民性为基础，以常识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准则。
其次，从主体、主体地位的视角认知和理解党的活动和建设，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和党员是党的力量源泉，明确了人民（包括党员）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力量，进一步明确了党要遵从人民和党员的意志，而不是党将人民和党员理解为自己的驯服工具；党不是因为人民或党员的服从才有力量，恰恰相反，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党体现了人民（包括党员）的意志，遵从了人民和党员的意志意愿。
最后，从主体、主体地位的视角认知和理解党的活动和建设，界定了未来进一步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行进路径，明确了党的意识形态引领、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的大方向、大原则，以及增进党群关系的具体抓手和切入点。
依据以上关于主体、主体地位维度的界定，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地方党的建设历程，我们认为浙江党建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地方党总是依据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特征，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或被动地坚持以人民的主体地位、党员的主体地位为基本维度推进自己的活动和自我建设，尤其是在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政策供给层面敢为全国先，解放、保护和激发全省人民发家致富、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权益要求和主体能动性，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和落实，保障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障了人民各项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权利的落实。
鉴于上述考虑，全书共安排九章。第一章是绪言，概论主体方法论的含义、意义及全书主要精神。第二章，讨论浙江地方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经验，着重叙述思想解放、地方党的意识形态引领对主体意识的生成，进而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第三、四、五章着重讨论浙江地方党的政策、制度供给如何成就浙江人民尤其是农民成为自我主体，如何保障人民展现、实现自己的主体能动性。第六、七、八章则侧重于叙述浙江地方党的自身建设始终坚持主体性维度的基本经验。第九章主要讨论过去30年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经验、党建主体维度论对当前及今后党的活动、党的建设的启示和意义，阐述了我们关于诸如思想解放、党员主体地位的确立、党内权力与权利结构的改善等重大问题的一些看法。本书由胡承槐、王侃、邱巍共同撰写。
全书的主旨由三位作者共同讨论而定，其中由胡承槐撰写第一、二、九章的初稿，王侃撰写第三、四、五章初稿，邱巍撰写第六、七、八章初稿。全书的统稿工作由胡承槐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