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绘中国文化的美丽：陈钱诗学意向探源
5．1．1诗史立场的自觉形成与民族文化的美丽读解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遵循自己的价值论美学。如果说，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古典价值论美学的基本范式，那么，现代新儒家思想，则代表了现代价值论美学的基本要求。在寻求民族文化价值的独特表达过程中，或者说，在认知中国古典文明价值的过程中，陈寅恪和钱穆的历史学与诗学美学解释，就显得极有代表意义。
他们的历史学与诗学思想意向性，或者说，对中国古典文明的价值认知，之所以不同于他人，与他们的历史解释的诗学或美学立场有关；反过来说，他们的诗学价值观或审美价值观的独异之处在于：解释主体怀着敬意对中国古典文明历史进行了诗意的美好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的审美之思的重要意义在于：以中国古典诗的立场看待历史，又以中国古典历史的立场来看待诗，从诗与史的优美重合中，理解中国古典文明的诗性特质。从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上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中国学术自古强调文史不分家，实际上，还是有其内在分界和不同职责。这本身向传统文学解释者提出了挑战：即诗学解释者从文学出发，津津乐道于文学，强调文学的形式美感与人性认知批判意义，却往往不注意文学在文明或民族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倒是历史学家更能体味诗史交互中的美学意义，把民族的诗性精神作为史学解释与文化重建的重要目标，故而，重新评价陈寅恪和钱穆诗史解释的诗学价值或美学价值，就显得极有意义。
必须承认，陈寅恪与钱穆的诗歌解释或文化解释，不是为了诗学而诗学，主要是为了史学的认知或文明的美学认知，通过诗史结合的途径与材料，不自觉地建立了现代中国的文化诗学或价值论美学观念。事实上，他们确实开辟了现代诗学与美学的思想道路，或者说，进一步肯定了传统中国诗学与史学互通的价值，对于认知民族文化，确证民族文化的诗性审美价值所具有的重要启示意义。
陈寅恪游学欧美，没有攻读学位，却专注于欧美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体认；不过，其研究重心，始终是东方古典文明的美丽方面，特别是魏晋与隋唐文明的优美特质，他从西方史学中学到文明的诗性认知方法，即，从异文化的诗性精神中得到启发，返回到民族文化生命的诗意之思中。在中国古典文明的美丽之思中，经过复杂的权衡比较，他很自然地选择了魏晋文化、唐代文化和明清士人的浪漫风习，作为历史学的诗性研究的重点。他特别发明的“诗史互证”的方法，使其生命历史文化之思，不同于传统史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欧美新学。这种历史学的诗性解释方法，既是对中国诗史互通之传统的继承，又赋予了诗史相通相融的文化传统以时代意义。有了这样的眼光，他在中国文化中所进行的诗性发现与历史证悟，就完全不同于前代历史学家，其工作极富突破性。进行诗史互证，他不是简单地注诗讲史，而是从诗史互通中发现新的人性与新的生命精神立场。例如，在《桃花源记旁证》中，陈寅恪指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其为寓意之文，则古今所共知，不待详论。
其为纪实之文，则昔贤及近人虽颇有论者，而所言多误，故别拟新解，以成此篇。”在《读哀江南赋》中，陈寅恪指出：“古今读哀江南赋者矣，莫不为其所惑，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惑焉。其所惑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面对中国古典文明的具体事实，他总是从体认出发，稳妥地选择解释方法，对美丽的古典文明进行诗意的解释。他说，“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断限。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此一难也。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之前，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难也。”“质言之，解释哀江南赋之今典，必须考定此赋作成之年月。又须推得周陈通好，使命往来，南朝之文章，北使之言语，子山实有闻见之可能，因取之入文，以发其哀感。”他不是简单地重述史实，而是通过史实的解读去理解古人的文化用心。
因此，在诗史解释中，既有客观事实的叙述，又有主观情思的表达，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去理解和体验古典文明的诗性美丽。
与陈寅恪相比，钱穆在评价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进而深刻认知中华文明的精神时，重视儒家思想或古典学术方法的运用，并不重视个人细心体认的地位；也就是说，他更愿意保持解释的客观性，让主体性解释隐含在客观史实的陈述中，他说：“诗史为中国人生之轮翼，亦即中国文化之柱石。吾之所谓诗史，即古之所谓诗、书。”“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洁净精微，则为易教。诗书之教可包礼乐，易则微近于论。木落而潭清，归真而返璞，凡不深入中国之诗与史，将不知中国人之所为论。”“史籍浩繁，史体恢弘，旁览并世，殆无我匹。中国民族之文学才思其渗透而入史籍者，至深且广。今姑不论史而论诗。诗者，中国文学之主干。诗以抒情为上。盖记事归史，说理归论，诗家园地自在性情，而诗人之取材，则最爱自然。”在我们的记忆中，现代以来的中国文明解释意向，文化的自贬倾向非常突出，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不以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荣。这促使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古典文明真的没有美丽的思想与精神吗？真的不能以之为荣吗？应该承认，等级制的中国官僚文化，长期维持着古代社会的官民等级秩序，因此，形成了缺乏包容和博爱精神的持久对抗，这就使得民众缺乏主体性的优美文明选择意识，以为邦国与地方政权，皆是官吏的家园或财富，得与失，皆与我无关，或者说，我们只关注自己小小的家园，而在小小的家园之外的一切皆与我无关。在文明的历史中，怨愤与失望，确实充满着传统的认知之中。事实上，皇权官僚等级文化，使偌大的民族国家皆属于一姓一族之绝对统治，让人民永无自由做主之意识，只要对家族文化与家族权力崇尚有加，就缺乏对民族国家的深沉博大之爱。陈寅恪和钱穆，正是从寻找美丽的中国文化史出发，试图纠正人们对此的错误认识。奇巧的是，他们都从“诗史互通”和“诗史互证”的路径，找到了理解中国美丽文化的道路。事实上，中国古典诗人对生命与自然始终有着自由的展望，中国诗歌在关注社会生活的同时，极重视生命与自然情感的象征性表达，所以，人们把“兴”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审美本质确实富有一定道理。
应该看到，陈寅恪与钱穆的史学精神意识，也不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史学精神的承传，显然，他们融注了现代精神理想。在经历了近世之变后，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现代变革，吸收了民主自由与科学人权思想，从新的立场重新审视君主与人民，对古典文明的认知形成了新的视角和意识，这实际上涉及“国史解释的目的性”。现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思想裂变之后，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在激进的思想者那里，中国历史文明仿佛一无是处，因为它使民族处于全面的落伍状态，人们连带对专制政治文化与个体精神扭曲的痛恨，将中国全部文化彻底抹杀，仿佛不一棍子打死不足以解除心头之恨。其实，任何文明或文化，皆有其丑陋与美丽，我们要正视民族文化的丑陋，也要正视民族文化的美丽，当我们过于重视前者时往往忽略了后者，反过来，也一样。
一面是引进西方历史学重建中国历史认识，一面是怀疑中国历史，将传统史学价值范式颠覆；在这种极端否定的文化思潮中，如何形成真正辩证的国史解释观念，就显得异常重要，这就涉及对历史学解释目的之重新认定。历史学解释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许多史学工作者从未严肃地思索此一问题。历史解释，就是为了求真，不错，历史解释的确要求真，不过，历史之真有“美之真”与“丑之真”，中国传统史学是丑之真与美之真并存，实际上，为了警示世人，传统中国史学，既重丑之真，亦重美之真，不过，丑之真似乎更占主导。在现代史学观的作用下，中国历史文化皆在否定之列，故而，丑之真大行其道，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学解释的重要法宝，除了批判，还是批判，这在一时大有颠覆传统开一代先河的意义，有恣意破坏的快感，因为传统中国价值观是不许怀疑和批判的，否则，会受到制裁。这种极端的破坏，带来了摧毁的快感，同时，也让人们置身于怀疑的深渊，因为中国人固有的价值信仰全部被颠覆，而新的信仰又未建立，这样，便处于价值失据的混乱之中。
这种价值失据状态，在今天依然深入人心。现实本身，要求我们重新反思历史学或文学和哲学解释的目的，解释固然是为了求真，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民族的信仰，建立国民对民族积极价值精神的强烈体认，因此，仅有求丑之真还不够，必须辩证地探索求美之真。在“求丑之真”占绝对主导地位时，陈寅恪与钱穆的“求美之真”，就显得更符合历史解释的目的性。历史要保存真，更要保存美，不能一味地保全丑之真，揭出伤疤而引起“疗救的注意”，更要“求美之真”，为民族精神的发展寻求雄健之魂。对于陈寅恪与钱穆来说，这是要有选择性的，也是要有建设性的。任何人都无法重现全面之历史，只能正视历史之主要侧面，因而，选择什么材料，进行什么样的解释就显得十分关键，这并不是说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出于不同的目的，肯定可以建构基于历史事实的国史解释，辩证的国史观显得如此重要，而我们总是陷入极端的国史观之中，结果，往往陷入极大的盲目之中，也不断造成现代中国的苦难。我们至今依然不能说真正地认识了中国历史，中国的历史从来不专属帝王将相，尽管他们主导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历史的许多美丽精神隐藏在民间，而不在官府，仅以官府作为国史的评价对象，这本身就是误区。
从现有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中国历史隐含着许多“丑恶精神”，同时，从现实体验中，也应该相信，中国民间历史必定隐藏着许多“美丽精神”，否则，这个民族的人民不可能走到现代。对于陈寅恪与钱穆来说，他们相信中国历史有其美丽精神，于是，就去寻求这一美丽精神，发掘这一美丽精神，重新解释这一美丽精神，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尽管还有许多人并未认识到其中的价值。陈寅恪与钱穆的解释工作，带有自己的建设性，在历史解释上破坏性占主导时，积极地建设就显得意义重大；陈寅恪与钱穆如何走上了共同的诗史互释道路，这其中有难解之谜。相对而言，陈寅恪对历史的美丽解释更好理解一些，因为他受到兰克史学的影响，兰克史学本身就有其浪漫主义的精神背景。与此同时，长期在发达国家游学，中外国家制度与人民生活的现实性强烈反差，促使陈寅恪执着于以美丽精神的寻求来启发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改造现代中国人的思维。
尽管学术思想的社会效果没有政治影响那么大，但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美丽精神，特别是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并源自中国心灵创造的美丽精神。
于是，他转向晋唐山水道教和文人的诗情画意中，重构了美丽的中国文化精神；与此同时，他还从明清之际文人士大夫甚至是红尘女子的精神风骨中发现了中国的美丽人文精神。他在苦难的岁月特别歌颂中国女子的美丽情操。其实，从陈寅恪的生命道路中，可以看到，他一生皆在忧患之中，年轻时代，国破家亡，那种深刻的屈辱感无时不刺痛他的心灵。他说自己不治近代史，就是不忍家国之辱，事实上，在陈门先祖后续中，不乏传承民族精神气骨的人；中晚年时代，又碰上“文化大革命”，国家大乱，文明破坏无遗，这也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后遗症。此时此景，他感到越是传写中国“丑之真”，越易使人绝望，越易使中国的文化暴徒“毁灭古代文明有方”；他传写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就是为了传承美丽，让国人在民族的美丽心史中汲取精神力量。钱穆缺少像陈寅恪游学欧美的机缘，他在精神世界中缺少亲历性比较的视野，但是，凭借他平民的聪慧与朴实，凭借他的灵性和坚执，在与留学欧美的现代学人的激烈斗争中显示了少见的大无畏精神，传承儒道精神的自由血脉，使现代中国诗学增添了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