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周书中，立天道，即立自然法则，清静无为，德化天地，确乃静观之自然景象。从静观上看，天地自然确实“无为而无不为”。天，气运变化，无所求，亦无所欲。要刮风则刮风，要下雨则下雨，要天晴则天晴，自然变化万千，人莫知其始终。作为在大地上生存的人，就是适应天，天道有常，则人道有常，显然，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推崇的伟大智慧。大地亦如此，四时有常，天地变化则万物繁衍生息。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之天道观，强调天，强调博，强调混沌，所以，天道自然与人心感应，仿佛极其自然，然而，天地自然变化之理，如果不从大处着眼，而是从小处着眼，那么，天地之道，是否依然可以用“无为”、“朴”、“道兼于天”等观点来看待？实际上，从小处看自然天地，处处皆有争竞，处处皆有欲望，万物皆以其力，以其欲，在争竞中求生存，在争竞中展示生命灿烂，只不过万物之生死，相对于天地之有常来说，显得实在有些微不足道。问题正在于：人道不同于天道，人道有其人之法则，无法完全效法自然法则，人道之法则是微观法则，或者说，是微观法则的放大。作为人的世界，人的法则构成人间世的巨大力量，虽然从广泛的时间空间观念上看，人间世之矛盾或人间世之人道，最终要归化到天道之中，从广袤的天地时空意义上看，人类或人道实在微不足凭。问题在于，人不是天，亦不是地，人毕竟是人，在人间世这有限的生存时空中，总想竞争，总想满足欲望，而且，欲望是人间世争竞的基本动力所在，那么，我们能以天道来统辖人道，或以天道来代替人道吗？
庄周所代表的道家天道观，并无错误，问题在于，是否应以天道辖人道，以天道消解人道，这是讨论庄周学说思想得失之关键。按照庄周的天道观，“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强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周还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天道》）从此可见，庄子对道的想象广大深邃，所以，建立正确的天道观，十分重要，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认识自然，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指导人生。不过，从道家的天道观来看，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自然，而是通过笼统地或直观地感悟自然天地，然后，将之视为天地人生之法则。天地，果真是虚静无为吗？
天地，果真无意志吗？在不同文明中，有其不同看法。在西方文明中，天地自然之意志为神之意志，天地自然之道，为科学之对象世界，因此，天地自然之道，在西方文明中，一变为宗教神学之思想，二变为科学哲学之对象。但是，我们却急急忙忙将天道视作人道之根据，将天道视作人道之根本法则，既没有将之化为宗教信仰，也没有将之化为科学思想，只是将之转化为人道之本和虚静无为之源。因此，对庄周乃至老聃之天道人道思想保持必要的反省，殊为应该。
为何说道家或庄周急忙将天道化为人道呢？一方面，这从庄周书可见，即凡论天道皆为人道思想寻求根据；另一方面，从庄周书之论辩亦可见，即凡属人道与天道违，则为歧途。在庄周书中，将天道转化为人道之根据，可从《天下》中看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圣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在这里，庄周学派所论之天人、神人、真人和圣人，皆合自然之道，可效法以正道，但是，不能由天道过渡到人道，或者，人道与天道相违，则不是正道。在此，庄周学派再次谈到了儒家。如何看待儒家及人道？应该承认，儒家亦有其天道观，即强调天尊地卑，万物有序，故儒家之人道效法于天道，就是要强调尊卑之理和仁化之理。强调尊卑，故天地有序，不争不斗；强调仁仁或亲亲，可以化解矛盾，使尊卑有序得以维持。由此可见，先秦诸子，各家皆有其天道与人道，问题在于，他们的天道观，其立足点上并不相同，这就是儒道之争或中国文化之争的关键所在。既然人道皆源于天道，那么，什么是天道，如何理解天道？天道观不同，则人道观不同，那么，天道观与人道观之争，或人道观之是非美恶应该如何评价呢？庄周学派的“天道即人道观”，从现实生活而言，缺乏现实性；这种人道观，是纯粹的自然观，也可以说只可供个人修身养性之用；对于个体生命之畅适与快乐，对于个体生命之无忧和超越，确实具有现实启迪性。问题在于：人道观必须立足于人类社会，适合于人类社会之人道观，则必须知人。比较而言，道家之人道观，则弊于知人。
在道家或庄周学派眼里，人皆非人，充满了机巧与机心，人已失去人性。
在庄周看来，儒家之人道观，可以看做是：“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然慈仁，谓之君子。”“天下大乱，贤理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断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阐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在庄周看来，“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觉，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子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庄周言明了天道与人道之关系，并指明天道高于人道，乃人道之本。“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膺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从此事上，以此离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天道》），显然，庄周过分强调天道的地位，带有特别的神秘性。
这就是庄周学派的天道人道同一观。对于儒家而言，天道则是尊卑有序，故君子爱仁，君子友仁，天下和平。应该说，儒家拼命夸大人道，将人道齐于天道。如果说，道家之天道人道观是天道人道同一观或天道决定人道观，那么，儒家之天道人道观，则是人道彰明天道观或人道趋同于天道观。这在《论语》、《圣子》和《大学》、《中庸》中皆有涉及，儒家重仁义礼智，也重自然比德，故儒家之人道立法，在于求礼，求仁，求义。儒家到底在追求什么？从实际出发，他们追求基于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之维护。
这个秩序之维护，在于礼义。儒家之人道观，其致命缺陷在于：平等观之丢失。人有长幼，世有君臣，位有尊卑，一切皆在于维护这些秩序。长幼、君臣、尊卑之间肯定有矛盾，矛盾之克服，只能通过礼义，那么，这种以道德所维护的秩序牢固吗？由于平等观念之未建立，维护正义之法律缺失，结果，只有礼乐崩坏，仁义尽失。儒家的人道观所维护的只是虚假的人道观，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观相悖离，这正是以道救儒之偏的积极价值所在。由于道家和儒家在人道观方面，都无法真正保证人的平等、自由与尊严，因而，儒道之人道观皆有缺失。儒道人道观，乃中国文化之必然产物，它之形成与发展，与民族之智慧和理想息息相关。不过，从现代意义上说，儒家和道家之人道观，都不能适应于现代人的要求。如果从人道观对人的解放程度上说，道家的人道观显然优于儒家的人道观，而且，道家的人道观也是明显针对儒家之人道观而创立。儒家之人道观，维护了不公平的法律秩序，对良心和仁义的强调，往往又使得不平等之社会秩序合法化或道义化，结果，沉沦于儒家的人道观中，大众之生命自由与生命价值受到更多限制。道家之人道观，显然，是对儒家之人道观的解放，其价值立场，就是要否定儒家之人道理想观。应该说，道家之人道观，否定了儒家的人道观，触及了儒家人道观之致命缺陷，但道家之人道观并未真正建立基于正义、理想的人道观，他们是从人道观中逃离，退回到了纯粹天道观之中。
在评价道家天道人道观时，如果从美学价值入手，还是富有生命启示意义的，因为超越于人类现实生活之上的伟大人生与美德伦理，就是与天地齐平，原天地之大美，让人的生命焕发出无穷的自由光芒。所以，道家之天道人道观，极富美学意义，因为审美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人，体察天地自然之大美。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之价值观，就是原天地之大美的自由价值观、超越世俗人生之伟大自由价值观。就价值论美学的立场而言，西方天道与人道相分的价值观，既发挥了自然之大美，又发挥了人生之大美，而中国文化中的天道人道和谐价值观，则使天道观带有人伦道德的色彩，又使人道观具有天道观的神秘色彩。因此，就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而言，天道与人道相分，更有利于建立真正的天道自然观与人道价值观，相反，天道与人道相合，则使人道观具有了神秘主义色彩。从美学意义上说，两种天道人道观皆有意义，但从指向人道自由正义这一目的而言，接纳西方文明中的天道人道相分观，是对儒家天道人道相合观的有效克服。中国价值论美学的现代构建，应该重视原始道家的思想传统，这是古典中国思想与现代思想的伟大对话原则。在古典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在人文价值与科技文明的冲突中，人们在寻找新的价值论美学原则时，完全可以从原始道家思想中得到启发。道家价值观，显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价值，也突出了艺术的自由想象与生命逍遥的意义。道家审美价值观，对于回返自然，并在自然生命的体验中领悟生命的意义，的确，富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