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张炜的主体性价值尺度，通过塑造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物形象来体现。洞察历史本身，事实上，就是要洞察历史中的人和历史中的人性。张炜的长篇小说所进行的历史还原，特别注重这种人物形象的创造，张炜对于历史生活中的人，态度特别复杂。《九月寓言》中的人，都是普通的人。乡下的农民、煤场上的工人、阶级间的对抗，在这部作品中，被作家尽力淡化了。尽管他幽默地运用农民的语言把“工人阶级”写成“工人拣鸡儿”，但这丝毫没有表现阶级对立倾向。这些普通人中有村干部，如赖牙。赖牙这个形象，显然不同于赵炳。在叙事格局中，大脚肥肩比赖牙要可恶得多。这些普通人之间，不存在阶级间的对立与斗争，他们在特殊时代，被饥饿和性欲折磨着。在《九月寓言》中，张炜表现了被饥饿和性欲折磨着的乡村的人性变异，这其中也掺杂了情的描写，但情被艰难苦涩的情调所控制。爱情倾诉的时刻，成了生存苦难的倾诉时刻。《柏慧》也没有表现阶级间的对抗，它着重表现两类不同知识分子的根本差异，表现了淳朴的乡下人和贪婪的新型商人之间的根本差异。张炜深刻地感到，作为现代人必须守住源于清洁的精神，源于正义的自由精神。
贪婪者和掠夺者，应该受到历史的制裁；善良者和牺牲者，应该受到历史的尊重。我们应保护那种真正的人性，保护那没有被践踏的大地，保护那种心灵的纯洁和神圣。如果说，这两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尺度是古典的人性尺度，那么，《古船》和《家族》的主体性评价尺度，则是反阶级论的新价值尺度。阶级的划分，并不必然保证人性的高尚。在剥削阶级的子孙身上，也有着残忍和邪恶，也有着正直和善良乃至牺牲精神，同样，在革命阶级的战士身上，有着真正的人道精神，也可能存在邪恶与残忍。历史是不能以简单的阶级论去划分和定性的，在这里，张炜显然是对阶级论至上的时代进行了新的价值评判。在那个阶级论至上的时代，只要是剥削阶级的子孙，无论你是否进步，一律是专政和革命的对象。只要是革命阶级的战士，无论你多么暴戾和残忍，都是可以团结和原谅的。尤其是在专政的特殊时期，阶级论成了法律判断的唯一尺度，人性、人心、人道全都丢失了。
在一瞬间，阶级论决定着人的生死祸福，这显然是非正常的时代。但是，在当代乡土小说中，很少有人真正去重估这段历史。张炜抛开这段历史之前的社会文化之考察，例如，隋迎之的父辈们的生存历史，就在张炜的视界之外。宁周义和曲予的生存历史，虽在张炜的视界之内，但他显然带有同情和美化倾向。曲予是开明的绅士，是同情革命并支持过革命的人；宁周义则代表着与新生阶级对抗的势力，宁轲是这个阶级的叛逆者。在宁周义、曲予乃至隋迎之父辈的时代，乡下人或底层民众的生存境况如何？张炜显然是不熟悉的。作家不是历史学家，不可能具有这样的通史眼光，只能以亲历性体验为主，重视历史的记忆与想象，表现20世纪40年代以来乡土中国的历史。不知，张炜本人是不是所谓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子孙”？但是，张炜作品中的替代性主人公，大多是这一阶级的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是这一阶级的忍耐者和牺牲者。
作家的主体性经验，总有一定的亲历性，否则，这个主体视角和主体性价值尺度，就不能获得充分说明。在当代乡土文学中，张炜的创作视角是独特的选择，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作家对这一阶级的子孙的同情和歌颂，显示了巨大的创作勇气，作家所要消解的价值根据，显然，是这种阶级论评判尺度；唯有消解这种评判尺度，才能对人性人心进行价值重估。
以我个人的亲历而言，1980年前后，所谓的贫农阶级的乡村干部和农民，与所谓地主阶级的乡村农民，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解放了的地主阶级的子孙”，获得了做人的尊严，一反过去的软弱和顺从姿态，敢于与乡村干部对抗了，他们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展示自己的才能。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表现了这种乡村真实。在他的系列作品中，张炜看到了“剥削阶级”子孙身上的高贵气质，例如，《柏慧》中的“我”，《家族》中的曲予和宁轲，以及许多“剥削阶级”的女性，他们具有忍耐、牺牲和奉献精神。
与此同时，张炜还看到了所谓革命战士，如《古船》中的赵炳、赵多多，《家族》中的飞腿和殷弓，他们对待战友和敌人时残忍与暴虐。这是十分惊人的笔法。在历史的正面英雄人物身上，张炜发现了十分恐怖的东西，而在历史的反面人物身上，则看到了十分可贵的东西。这种新的价值尺度，作为主体性价值尺度，融入了张炜的独创性和发现性，使他的长篇小说关于人性、人心和人道的探讨，具有划时代意义。
第三，张炜的主体性价值尺度，在于寻找人心的信史，寻找人性的价值准则，寻找人道主义的生命理想。张炜的小说创作，从阶级论入手而力图超越阶级论的思考方式，因为从阶级论出发，人类将永远陷入复仇和斗争的残酷中。这种价值准则，显示了张炜的严肃性思考，他的近期创作，已从这种阶级论创作视角，转入现代生活中善与恶、正义与不义、洁与耻的艰难思考之中。随着当代政治对阶级论的消解，文学中的阶级论表现模式已不复存在。如果说，阶级论带有政治化社会化弊端，那么，古典伦理原则和自由伦理价值原则已具有人性的力量，因此，张炜的主体性尺度，转变为生命伦理和社会伦理价值原则。从这一尺度出发，张炜的创作特别显示出生命伦理意义。不义、可耻、欺诈、残暴，这些被许多作家放逐了的价值判断准则，张炜重新予以探讨，善良与邪恶有了形象而又明确的界划。在《柏慧》中，张炜对瓷眼这类人物的假面进行了充分的揭示，对于老教授和导师的忍耐、牺牲、高洁和正直，抒情主人公有着无限的赞美。
在人们普遍废弃伦理原则的时代，张炜高唱生命伦理原则的赞歌，充分显示了张炜的主体性价值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炜的长篇小说具有人道意义，充分体现了作家所具有的人道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作家的道德自由使命。
6．3．3在原野上眺望：向善而在的生命理想信念
尽管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鲜明地体现了主体性价值尺度，但是，当张炜面对历史的无序、苍茫和变故时，他的这种主体性价值尺度便处于质疑和拷问之中。张炜的心灵，并不总是坚定不移地指向自由。作家毕竟是作家，当他在创作中充分体现出审美自由时，是幸福的欢乐的，但是，当作家面对现实的苦难和锁链时，当作家不得不受制于现实生存法则和文化历史惯性时，就会感到历史的悲怆和沉重。历史生活信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易于改变，它有其文化惯性，屈服现实生存法则。这种现实法则，与人类理想法则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作家绝不会天真地认为：“现实生活的改变，可以通过一两部长篇小说来完成。”现实的改变是艰难的，改变现实，既不能屈从于实用主义原则，也不可能完全顺从理想主义原则。通常，理想主义原则是改变现实的动力，对于理想主义，人们的内心也十分矛盾。理想主义，要么是对古典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扞卫，许多仁人志士为此献出了一切；要么是对未来社会和生活的展望，这种展望，通常因为生活的不可预测扭曲了人的心灵，使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人的尴尬之处在于：九死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到头来成了一场幻梦；或者，誓死扞卫的社会理想，在实用主义现实法则的支配下，发生了深刻的异化，违背了理想主义者的初衷。因此，张炜认为，对任何理想主义都不能过于乐观。我们已不止一次受到所谓理想主义的愚弄，同时，对实用主义绝不能过于顺从，实用主义原则，最终必定戕害人的心灵。张炜不止一次地指出：“我知道，一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愿望是自然的，不加以倡扬已经够我们这个世界受的了，这个欲望，常常破坏而不是形成我们的道德原则。而现在有人想让它取代我们的原则，要知道，蛮横聚起的浮华和粗鄙的财富，要消失是很容易的。”“没有时间放眼远望，没有时间维护环境，也没有时间卫护人心，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可是大而言之，我们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被金钱毁灭的历史。”可见，张炜对时尚性价值准则，早就保持了必要的警惕。
如果说作家没有犹豫、怀疑和消极情绪，那肯定不符合事实，作家常常不得不尴尬地生存。作家也是人，必须遵循现实生存原则，但不是无思无欲的人，他常常通过创作本身，反抗生活的庸常性和世俗性。作家常有被历史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常有被现实制约得不能自由的时候，因而，他需要抒发。不执着于理性与自由的作家简直不可思议，没有自由理想追求的作家也极为可悲。作家如何获得坚定的理想，调整自身的生存压力，获得生存的勇气和信心，获得认识历史的灵性和力量，显然，非常必要。张炜获得这种创作新理念和认识历史的灵性，是通过在野地上眺望实现的。在原野上眺望，是作家静观默察的时刻；在原野上眺望，是作家思索历史与人生的时刻。在这种眺望中，张炜对野地充满了最深情的歌赞。请听张炜的倾诉：“没有对一片土地痛苦真切的感知和参悟，没有作为一个大地之子的幻想和浪漫，就永远不会产生那种文学。”“在这片大地上，再多的喧闹和欢呼、再多的浪笑也掩不住呻吟和泣哭。我熟悉这种声音。我也许做不了什么，但我要做什么。我爱艺术才爱弱者，爱一切善良的人。我的深深的牵挂才使我勤奋，使我勇敢和坚韧，也使我有了成长的希望。”“只有土地才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性质，并且会一直左右我们。
我们应该懂得从土地上寻找安慰，寻找智慧和灵感。”“原野的声音正以奇怪的方式渗透到我们心灵深处，细碎而又柔和，又无比悠长，深深的，徐徐的，包容了一切。”“当我还一时无法表述野地这个概念时，我就想到了融入。因为我单凭直觉就知道，只有在真正的野地里，人可以漠视平凡，发现舞蹈的仙鹤。泥土滋生一切，在那里，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歌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用不着再多举例。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进行历史还原时，张炜特别重视在原野上眺望，这种姿态是许多作家忽视的。在原野上眺望，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使我们真正领悟到了生命的秘密和生命的价值。
在原野上眺望，使张炜获得穿透历史秘密的智慧。人的生命历史与自然历史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这块土地，人们出生、生长、劳作、死亡，用西方死亡哲学的观念说，即“归入泥土”。人可能在土地上留下过烙印，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人死了，土地还存在，人的历史不在土地中，人的历史在人心中。与自然的伟大和崇高相比，人的虚妄、挣扎、斗争、掠夺是何等的愚昧。从原野的眺望中，张炜看到了历史的苍茫感，看到了存在的悲怆感，因此，人如何得救？在张炜看来，唯有忠实于这片土地，扎根这片土地，保护这片土地。只有土地，只有大自然才能真正使人自由，自然会抹平人的一切蛮横与专断。在原野上眺望，成了张炜主体性价值判断的依托，张炜找到了这种强大的依托，因而，他的历史反省具有深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