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野上眺望，意味着张炜领悟到了人生境界。生命的历史如此悲怆，如此隐秘，如此不可捉摸，人心是如此艰涩，如此愚昧，如此不可教化，而大地又是如此多情，如此广博，如此充满生机。张炜似乎在向我们诉说人生的悲怆：人的渺小和局促感，决定了人的狭隘；人的贪婪和愚昧，决定了人的生命悲剧，因此，人只能在大地和原野中领悟生命的本原意义。正因为总是走不出“小我”，人才如此残忍，一旦人超越自我，从那种私欲化的实用主义和残暴的理想主义中清醒，就会变得善良和通脱。人在宇宙中，人在世界中，当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时，就获得了新生命的力量，此时，人就进入了大我境界。作为宇宙世界的一分子，人顺从天道，遵循人道，自由才真正能够实现。此时，人就会聪明智慧，张炜的生命领悟使小说叙事有了精神升华。在原野上眺望，意味着接纳大地的生命启示，人束缚在自我生命世界中，就会被感官的欲求和偏私的成见所裹挟。
胸怀不开阔，心灵就不能安宁，在原野上眺望，大地的一切皆展露出生机与活力。那小草带雨露的歌唱，预示着生命的清新与纯洁；那芦青河的歌唱，洋溢着生命的动人旋律和生活的美妙乐章；那一望无际的麦田，预示着大地的丰收和生活的富足。在大自然中，一切的一切，自然生长。从生到死，从荣到枯，遵循着大自然的生命节律，保持着大地的温柔。在大自然中，接受这种生命启示，人就灵敏自由；在原野上眺望，保证作家在审度历史时从容、冷静和自由。人心不能受制于时尚，心灵的自由与生命的历史相贯通，历史需要描述，也需要审视，更需要清醒的理性判断。历史还原，实质上，是心灵历史图像的再现。过去的一切，在土地上找不到踪迹；死去的人，逝去的岁月，在大地上找不到印迹。那些坟墓，那些碑文无言地述说着苍茫的历史；历史简直无法重新想象，因而，历史也最难沟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意味着遗忘，历史存在于人的心灵记忆中，就像张炜在《九月寓言》开头时所表达的那样：“老人的叙说，既细腻又动人。”人心中记载的一切，只有图像，只有人物形象，时空也在特殊情况下定格。人们总是好奇地瞪大眼睛听人诉说，人心的历史无法交流，只有那些渴望记忆历史的人，才珍重历史。然而，历史是无尽的智慧，这是种族的智慧，更是生存的智慧。
在现实自由的天空下，回忆一下往日的苍茫，洞察一下现时的骚动，走向历史心灵的深处，把握本真的隐秘的生存图景是非常必要的。存在即遗忘，我们存在的历史，被耽搁和遗忘许久了，历史的书页，被人粘连在一起，有人禁止我们去翻开它。
然而，真的历史的书页，在我们心里，必须不断地翻阅。作家是心灵历史的倾诉者，因而，在原野上眺望，获得生命的力量，获得生存的勇气十分必要。在原野上眺望，我们看到的是大地、天空，看到的是树木、庄稼，看到的是高山、河流，看到的是野草和鲜花。在这种肃穆的自然天地中，在自然的荣枯中，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和纯净的生命启示；历史评判本身需要这样的参照系，这种眺望本身使我们对生命有某种新觉悟。在原野上眺望，从根本上说，是对历史回忆的思想调节，因而，这种眺望决不能冲淡生命的苦痛记忆。对张炜来说，融入野地固然重要，守住静夜，守住心灵，“沉默彻悟”更为重要。在原野上眺望，从叙事效果看，可以调节历史主题的冷峻，也可能冲淡历史真实景象的压抑。原野主题，显示了张炜长篇小说的诗性光芒、生命灵性。因此，张炜的历史主题毕竟比原野主题，意义更为重大。原野属于诗人，历史属于智者，张炜把两者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心灵的广博。
与融入野地相比，潜入历史更难，张炜在潜入历史深处时，总是跑到原野上眺望，吐吐闷气，抒发感情，这实际上是张炜找不到历史出口时的艰难选择。有的批评家，把张炜的融入野地的姿态视作海德格尔的哲学沉思，这是根本性误置。其实，张炜与海德格尔根本不同，海德格尔是在自然时空中思索人的位置，是在物化世界中寻找人的家园。这是纯粹的自然之思，是诗思，而不是历史现实的思考。海德格尔是从物的层面潜返到心的层面中去，为人找寻栖身之所。这种找寻，是非历史的、非个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普遍宇宙玄思，是凌空蹈虚的自由想象，是逃避现实罪恶的诗性幻想。张炜则不同，在生存体验中潜返到历史中，他以个体的亲历重新去构造历史。这个历史是本真的生存图像，这种历史场景中活动的人，是人的纠葛、情爱、残暴和斗争。这里的人，为饮食、栖居、财富、地位、权力、性欲、家庭在搏斗。张炜找寻的，是不重复的个体生存处境，是人心的焦虑与渴望，是人性的挣扎、追寻和搏斗。张炜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乡下人和知识者。这里有血，有泪，有欲，有苦难，有挣扎，有搏斗，也有呻吟和呼唤，就是没有玄想。
张炜文学叙述中所要表达的自由生命价值信仰，不在于融入野地，不在于重建自然的神殿，而在于他对历史的还原，对历史本真图像的描绘。
在历史的本真图像中，人们无话可说。只有恐惧和窒息。对于历史图像本身，张炜除了描述，还是描述，他无话可说，一旦说破，就显出了描述的浅薄，于是，张炜把思的权利和想的权利乃至体验和评断的权利交给了我们。事实上，这种历史倾诉本身，设置了一连串的文化隐喻。从张炜的文化隐喻出发，在体验历史的同时，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生存信念。
6．3．4生存的信念与向善而在者的生命自由想象
张炜的长篇小说在进行历史还原的同时，总是不断地思索人生的价值，在设置一连串的历史文化隐喻的同时，也在探讨着中国人的生存信念。建构起真正的生存信念，才是张炜所刻意追求的文学创作目标。张炜小说中的历史记忆，是我们能够体验和还原的生存历史，它是中国乡村的生存图像，是中国知识者的生命记忆，是我们的文化世界和历史世界，因而，对张炜小说历史观念和历史图像的评断的权利，属于我们。我们不能漠然视之，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解读张炜的长篇小说，让人们能够想到，作为历史叙事者，他似乎在明确地说，述说着故乡的历史，给予我们本原的生命图像体验，但是，这种述说，又不是直接的，并未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挑明。既然这种描述把生命的求索权利让渡给了我们，那么，就有必要以理性的思索完成关于张炜小说历史意识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是要给张炜小说中的文化隐喻作出明确的答案，是要明确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信念。这是价值论美学的任务，也是价值论美学的价值所在。如何理解当代人的真正生存信念呢？张炜对生命的审问和质疑，是问题的关键。
首先，张炜的长篇小说，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探究了中国文化的神秘性和思想的神秘性。张炜似乎在说明，中国人的生存价值偏向，显示出神秘文化的认同倾向。小说家不可能像哲学家那样，给生活本身确定明确的规范。生活世界中的是是非非，不是可以简单判明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与反，常常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还原历史时，小说家总是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生活本身十分复杂。张炜正视了中国文化的神秘性，对于这种文化的神秘性，张炜与贾平凹的态度不同。贾平凹在《太白》、《废都》和《白夜》中描写的神秘性生活，是为了强化突出神秘生活的原始性，仿佛神秘生活自有其文化趣味，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事实上，中国文化中确有重视神秘生活的审美价值的传统，如六朝怪谈、唐宋传奇和《聊斋志异》。他们以中国文化中的奇谈怪论，满足人们审美猎奇的需要，不过，在这种奇谈和魔幻的摹写中，作家有着特殊的价值取向，其中的隐喻指向，不是指向神秘，而是指向人的生命智慧；不是玩味神秘与愚昧，而是由此透视人性之美。贾平凹在忠实这种传统的同时，又特别强化了文化神秘的叙事趣味，他对神秘文化基本上抱着欣赏和认同的态度。张炜则对神秘文化有着深刻的批判。在张炜的叙事中，人的愚昧往往正是出自对神秘文化的认同。
神秘文化体验，是人们屈服邪恶和强权的心理反应，《古船》中的老城墙，就具有这样的隐喻性，人们不敢动古城墙的砖石，与此同时，这种古代文化心理，既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又充满宿命论意味。例如，“赵炳”（四爷爷），一方面认同道家文化，一方面又用这种文化来愚弄人。这对人性本质的透视非常关键。张王氏对神秘文化的体认，在《古船》中，又起到了反向透视的作用。张王氏的言语，对于表现赵炳隐秘的心理和邪恶的本性，起了很好的表现作用。一方面，用神秘文化来构造作品的叙事效果；另一方面，又用神秘文化来探究人的生存心理和中国文化的愚昧性。他的心理是复杂的。对于神秘文化，中国人一方面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相信；当生存无望和苦海无边时，人们就用这种神秘文化来求得心灵安慰。神秘文化制约着中国人的心灵，毒害着中国的反抗精神，表现出生命轮回和报应观念。因此，如何理解神秘文化，成了判断张炜小说价值的关键。在我看来，通过神秘文化的描述，张炜增添了小说的叙事效果；同时，从生存论入手，批判了这种神秘文化对中国人心灵的损害。从神秘文化的体悟中，建构不了真正自由的生存价值信念；这种神秘的生存信念，只能使中国人深陷于文化愚昧和文化专制的深渊。
其次，张炜的长篇小说，也注重对人的现实出路和潜在的心理渴望的表现。他试图通过神话传说来隐喻人心的渴望，表现中国人潜在的生存信念。在《柏慧》中，作者着力表现徐芾东渡的故事和登州海角的古歌，这一叙事线索，以虚线效果统领着《柏慧》，这实质上是张炜的生命文化隐喻。关于徐芾的民间传说，在底层民众的心里，是很美的故事。正如陶渊明的“桃花源”，为士人所津津乐道一样，徐芾的故事，也为底层民众所崇信，这与道家成仙得道的故事一样，在中国底层民众心中是久远的向往。
在生存无助、不堪重负的生存境况下，人们向往的乐土便是离开原乡，逃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仙岛。这种冒险性故事传奇，虚虚实实地，隐匿在张炜的长篇小说中；他有意无意地设置这样的历史背景，既有服务于叙事的直接审美效果，又有演化主题深化生存体验的表达效果，这里，已经间接地传达了张炜的现实绝望感。当人们纵欲无度时，当人们疯狂地破坏自然时，当人们肆无忌惮地毁坏大地时，张炜有着深刻的绝望。几千年来，中国人总盼望一个神异的英雄把中国治理好，为理想牺牲和奋斗，结果呢？总是处于治乱之变和文化轮回之中。现实总在发生着变革，然而，现实的变革，并没有使人心和人性变得完善，相反，人的贪婪和罪恶，人的残忍和卑劣变得更加放纵。如何改变这种现实，张炜也一筹莫展，当罪恶得势时，张炜感到了深深的绝望。还原历史，需要勇气，也包含着理想与渴望；还原历史，是为了正视历史和改变历史。当历史与现实道路分叉时，张炜便以历史传说来寄托底层民众的希望；这种希望与绝望的抗争，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心理安慰；这种美丽的传说背后，隐匿着人心的悲凉和生存价值信仰的危机。
第三，张炜长篇小说的历史文化隐喻，并不都是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本真的展示。这类历史文化隐喻，表征着生存的现实法则，凸现了底层民众的卑微低贱与绝望体验。像《九月寓言》的生存隐喻，实质上，深刻地揭示了国民性弱点。鲁迅开创的现代乡土小说，十分重视对国民性的探讨。
这种探讨，在现当代乡土小说中，有了合法延伸。真正承继了鲁迅“改造国民性”这一思想主题，并赋予这一主题以当代性意义的作家，就是张炜。
张炜的长篇小说，不乏抱朴、闵葵这些质朴善良的人，在这些质朴的人身上，张炜表达了高尚的生命理想，然而，张炜又特别重视国民性弱点的探讨。尽管我们可以给人性的扭曲，找到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这种人性扭曲，与中国人的生命反抗精神的缺乏相关。反抗精神愈弱，人性扭曲就愈烈，生存愈艰难，人性就愈扭曲，一切屈服于生存原则。国民性的弱点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现实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九月寓言》所表现的人性扭曲，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在阶级不可调和的时代，在阶级论作为价值评判准则的时代，人性的扭曲是必然的，因而，张炜以悲剧性观念来观照这种人性的扭曲。鲁迅作为独特的思想家，对人性的扭曲的分析，从普遍意义上入手，他把这种人性的扭曲，归结为中国专制文化的“吃人”本性。张炜也深刻地探讨了这种人性扭曲的社会文化根源，这种人性扭曲的社会政治，根源在于经济的特别落后和政治的特别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