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随着对资本主义选举制度的认识加深。
恩格斯认为，自从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郑重地提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根据革命形势和条件的变化及时改变斗争策略，要重视和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要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普选权对于工人阶级只是“陷阱”，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而应当把它看做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是工人阶级“最好的宣传手段”。恩格斯认为，“合法性”客观上对工人阶级政党是有利的。议会中的一个讲坛，可以比在集会、报刊上更有利于宣传工人政党的主张并让它广泛地深入群众。它是宣传、教育、启发、训练、组织群众，为未来革命做好充分准备的斗争手段。作为唯物辩证法大师，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议会斗争的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把它视为工人阶级政党唯一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正式使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提法。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都赞成无产阶级要获得真正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打碎包括政体在内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历史表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过是使工人阶级遭受社会奴役的共和国。恩格斯晚年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和观察资本主义发展新现象的基础上，在这方面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提出可以借鉴资产阶级国家政体形式的卓越思想。1891年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他在1894年又一次重申：“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的晚年思想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即凡是没有争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首先争取到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再改造民主共和国，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现成政治形式。虽然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针对欧洲工人政党而言的，但包含着一个深刻哲理：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从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性质上说的，而在政体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具有历史的联系和继承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某些形式应采取扬弃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一刀两断。
这里不用列出更多的例子就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过程中辩证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确实也包含一些已经为实践证明是过时的东西。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成为放弃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基本政治理论观点和一些重要分析框架，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适当调整，就可以直接运用于对今天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永葆青春的方法论，只要认真把握和运用这个方法论，我们就能对不断变化的发展的政治现实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理论方法论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过程中，在具体方法（method）的层面上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且不同研究方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但是不同的方法都突出体现了一个特点，这就是立足实践、与实践的结合。
运用理论分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主要表现在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了来自于黑格尔本人的辩证法理论，同时也运用了来自于费尔巴哈的唯物哲学理论。调查实证方法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用来批判分析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途径，他们调查工人阶级的状况，投身当时工人阶级运动，为了批判英国议会制度，马克思甚至亲自到议会去旁听。《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分析普鲁士国家的各种现实问题时，就经常运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在对国家与法的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考中，马克思都是紧密结合普鲁士国家的社会现实来进行的，将他对众多问题的研究集中起来看，可以说马克思对当时的整个普鲁士国家政治与法的各方面进行了一次实证解剖。马克思曾作为编辑向投稿者提出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这种注重实际的研究方法在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体现，他的研究完全是建立在对具体对象的具体分析之上的。另外，历史分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研究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一个被忽视的环节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在“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以后，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详细的批判。
当这一批判处于高潮之际，即1843年7-8月，马克思开始阅读大量的历史学着作和政治理论着作，写下了厚厚的五大本读书笔记，这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从这些内容来看，这五本笔记主要涉及政治、历史。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认真摘录分析研究了人类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从空间上说，涉及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波兰等欧洲的主要国家以及美国；从时间上说，从公元前600年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近2500年。马克思写下的“主题索引”表明他曾经专门对笔记进行过整理和思考。从时间上看，《克罗茨纳赫笔记》处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过程之中；而且从内容上看，它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相同，《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批语直接被运用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行文中，这些充分说明《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政治理论形成中的重要一环。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思想演进过程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
不同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表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实践性。以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政治理论的形成为例，在没有转向唯物主义之前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理论的信奉者，其思想理论基础从整体上看是黑格尔主义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实际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来分析法律条文的实际社会生活内涵，对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调查研究，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的明察洞鉴，使实践不但成为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理论颠覆的动因，实证的方法转化为理论的分析；另一方面，实践奠定了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思想基础，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方法论的要求，使马克思开始研究世界历史，历史是社会领域的经验知识，这一研究的直接成果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一过程的主要方法则是历史分析。可以看出，是实践使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决定国家的政治理论假设，通过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从理论上得以证实，并得到了历史实践的验证，在这里不管是实证方法、理论方法还历史方法都是以实践为前提，并且通过实践把这各种研究方法交织在一起的。需要指出的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倾向是，比较侧重于研究其形成中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和作用，即侧重于研究理论知识的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验知识对他们的政治理论形成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