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通过对环境经济手段的比较分析，揭示其在改善农村环境方面的局限性，并由此提出“激励相容”机制的概念。我们认为“激励相容”机制通过其内生的利益纽带，变被动为主动，可以降低外部监督成本，是最“经济”的，因而也是可持续的。其主要内容包括：（1）环境经济手段的比较；（2）“激励相容”机制的内涵；（3）“激励相容”机制的实现途径。
第一节环境经济手段的比较
由前章分析可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及“结构失灵”是引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为此，经济学家们设想通过环境经济手段的调节来影响经济主体的成本-收益，引导其选择对环境有利的行为和决策。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环境经济手段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以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的手段使得外部性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可称之为庇古手段；其二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科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本身来解决环境问题，可称之为科斯手段。每一类又包括若干种具体的手段。
相比而言，庇古手段侧重于以政府的干预方式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征收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和补贴等手段来消除外部效应。而科斯手段则侧重于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资源协商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
庇古手段与科斯手段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使环境问题的外部效应实现内部化，都允许经济当事人为了实现环境目标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选择一种最佳方案。例如，庇古手段可以使污染者在“继续污染，缴纳排污费”与“采取治污措施，减少污染产出”这两者之间进行比较；而科斯手段可以使污染者在“停止污染”与“继续污染，向受污染者购买污染权”这两者之间进行比较。但是，两种手段的实施途径和条件是不同的。
一、庇古手段的局限性
庇古手段借助于政府的干预，对农村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者（即外部不经济的产生者）实施征税手段，对生态建设及环境保护者（即外部经济效应的产生者）实施补贴手段，都可以使外部效应内部化，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达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果的双重最佳化。而且，庇古手段使不同企业根据各自的控制成本选择控制量，根据各自的技术创新的能力来选择纳税还是技术创新，使得每个经济主体都具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僵硬地执行政府环境管理部门的决定。
庇古手段虽然在理论上是美妙的，但一旦实施就会有相当大的困难。
原因是：首先，庇古手段的前提是能够了解边际外部成本，而要准确了解这一成本是十分困难的。要知道边际外部成本，需要详细的信息和对这些信息有准确且一致的理解。边际外部成本的确定是一个从污染的物理性损害转换为人们对这种损害的反应和感受，并用货币价值来计量的过程。
这一过程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的转换：企业产品的生产→这一生产所造成的污染分量的上升→这些污染物长期在环境中的积聚→环境中污染物对人们的暴露→人们对这些暴露的反应或这些暴露所造成的危害→这些危害的货币成本。这些环节的转换不仅复杂，而且涉及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不同观点，因此，实际中准确确定边际外部成本非常困难。
第二，环境管理当局不容易了解企业的边际私人净收益曲线。在市场经济中，没有激励机制使企业会如实地向政府报告其私人成本和收益。
在面对众多企业的情况下，环境管理当局搜集每一个企业的净收益信息所耗费的成本更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庇古分析的前提是完全竞争市场。在此前提下，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规模都已经扩大到最低成本的地步，于是就不可能再有所谓成本递减的情形。
第四，庇古手段没有考虑税收的分担问题。根据弹性理论，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生产者和消费者对税收的分担额度的大小。按照庇古理论，似乎政府要做的就是对每单位产品向企业征收等于边际外部成本大小的税收。而实际上，这一税收往往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分担的，有时甚至会出现税收完全由消费者承担的极端情况。
二、科斯手段的局限性
与庇古手段相比，科斯手段具有许多优点：
其一，达到同样的污染控制量，理论上科斯手段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这一目标。
其二，政府环境管理当局可以通过发放或出售排污权许可证来控制污染总量和排污权价格。这种控制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控制。
其三，与庇古手段相比较，科斯手段不需要事先确定税额，也不需要对税额进行调整。
其四，科斯手段特别是排污权交易给非污染者以表达意见的机会。在庇古手段的运行过程中，只有政府与污染者之间的关系，而在排污权交易手段的运行中，非污染者如环境保护社团组织同样可以参与排污权的竞拍。
其五，科斯手段避免了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对控制成本估计错误从而造成企业不愿投资的问题。
但是，科斯手段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往往会存在一系列的局限。主要有：
第一，在不存在竞争或竞争条件不够充分的经济中，科斯手段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的还留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有的还处于过渡经济状态，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相比差距较大。
第二，科斯手段需要考虑交易成本问题。资源协商是否可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包括识别污染者、组织受污染者开会协商、搜集讨价还价的依据等。如果交易成本高于社会收益，那么自愿协商就会失去意义。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到的农民与牧人的例子中，协商只涉及两方，此时，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大多数农村环境管理中，所涉及的受影响的人常常是数以千计的，甚至百万计。如果按产权途径的程序，要召集所有被影响的人在一起，并征询他们的意愿，那么，其交易成本是极其巨大的。
第三，科斯手段能够应用的前提要求产权是明确界定的。许多自然资源如山林、农地、牲畜等，其产权容易界定。还有一些自然资源的产权则难以界定。例如，生物多样性、臭氧层、大气等，属于人类的共有资源，难以将这些资源的产权分配给某一个或某一群人。界定不了产权，就只能单方面利用，便具有外部性和高交易费用。在这些情况下，产权途径显然不适用。因此，科斯手段往往会失去这种运用前提。可见，另辟蹊径探索我国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机理与对策是当务之急。
第二节“激励相容”机制的内涵
所谓“激励相容”，即指某种经济环境中经济主体一方利益的实现是建立在相关另一方或诸方预期利益的实现基础之上。“激励相容”机制实质上是通过合作博弈，使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得到协调，并引致一种“双赢”或“多赢”的格局，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相互统一。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这一机制往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方案，因此，有关经济主体需要进行决策。
（2）这一机制是与成本-收益比较相联系的。它通过制度创新、政策措施的制定，改变不同被选方案的损益函数，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决策。因此，这一机制对经济主体具有引导性而不具有强制性。
（3）损益函数考虑了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这一机制的实施有利于农村环境的改善。
（4）这一机制具有动态性，它是通过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合作博弈的过程实现良性互动的。而且，当事人的利益会随着良性互动的深度和广度而累进增加。
（5）这一机制的形成早期需要政府的扶持、引导，但中长期则要和政府分开，实施企业化运作，且由于激励相容机制形成的本质是内生利益驱动机制的形成，因而外部监督成本较低，是较“经济”的，因而也是可持续的。
假定某一经济主体在决策时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在政府未加干预时，方案1给经济主体带来的经济收益是R1（＞0），环境效益D1（＞0）；方案2给经济主体带来的经济收益是R2（＞0），环境效益D2（＜0），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于环境资源为公共物品，经济主体往往“免费搭车”，故在选择时，主要考虑的是R1和R2。当R1大于R2时，经济主体会选择方案1。反之，则会选择方案2。为引导经济主体选择有利于环境资源的方案1，政府可采取政策措施改变损益函数，增加方案1的经济收益。政府可对实施方案1的经济主体补贴（F1），可对实施方案2的经济主体征税（F2），从而使方案1的收益值大于方案2的收益值。而且，随着方案1的实施，经济主体的收益会加速增加。这时，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既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获得，又有利于环境，实现了局部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相互统一。例如，我国每年可生产农作物秸秆6亿多吨，很多地区成吨的秸秆被付之一炬，浓烟蔽日，不但浪费资源，而且严重地污染了环境。但是，若能对秸秆综合利用，则可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借助技术，秸秆可得到综合利用。可用秸秆制成喂养畜禽的饲料，可用秸秆来生产平菇、香菇、金针菇、鸡腿菇，可用秸秆发展沼气等。因此，政府若能加快秸秆利用技术推广步伐，对改善环境质量和提高农民收入都是非常有益的。例如，在河北省广平县，由于地方政府推广了秸秆养牛和秸秆高温沤肥技术，2006年麦收期间，不但没有出现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机理及对策研究焚烧秸秆的现象，人们还抢着把种植户麦田里的秸秆往自己的车上装。
一些奶牛饲养户还从其他县，如肥乡、成安、魏县等地收购秸秆。
案例4‐1
陕西富平农民不烧秸秆的原因
首先是农业、农机部门针对秸秆焚烧屡禁不止的症结进行了分析并综合攻关。为了禁止焚烧秸秆，富平县相关部门曾经多次动用行政命令和惩罚等手段，但是收效甚微，原因是不能很好地处理小麦收获后留下的麦茬。针对这个难题，县农机部门引进了“玉米免耕播种技术”。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留有高高麦茬的地里，机播手驾驶拖拉机带着玉米免耕播种机，一次就完成了开沟、施肥、播种、镇压等各道程序。播种后，小麦残茬和麦糠覆盖在地表。由于一次可以播种3行，所以不到10分钟，一亩地就迅速播种完毕，效率极高。
其次是县政府把钱用在了“刀刃”上，把劲使在了要紧处。富平县从2002年开始下决心解决焚烧秸秆问题，捆绑使用各级政府为此下发的资金，对农民买免耕播种机具实行50%以上的补贴。近3年时间，政府将400多万元补贴资金集中使用在解决玉米免耕播种这个关键环节上，使全县免耕播种机增加了2000多台，为新技术推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了更好地推广免耕机具，他们先是集中力量培训了一些领悟力较高的农民，然后在各乡镇建立起新技术、新机具应用示范点，由县、乡两级政府组织广大农民进行观摩，让众多农民在经济效益面前信服新技术，并产生使用它的强烈愿望。在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的同时，各部门主动搞好配套服务（机具、技术、必要的物资供给等），使农民无后顾之忧。此外，新闻单位积极配合，对焚烧秸秆的事件及时曝光，执法部门严查快处，对构成危害的追究相应责任。
富平是产粮大县，小麦秸秆总量常年在20万吨左右，玉米秸秆在30万吨左右，利用好了前景广阔，利用不好危害极大。但是处理好禁烧秸秆问题只能“疏”，不能“堵”，必须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如果采用行政命令和高压手段的话，只能事与愿违。再说，我们有多少干部能够去日夜监督那么多的麦田呢？
以种玉米为例，每亩玉米秸秆还田，相当于增施尿素4.7公斤、磷肥9.5公斤、钾肥11.5公斤，等于每亩多施了20多公斤的肥料。现在平均每亩地节约成本55元左右，加上增产粮食10%，每亩地可使农民增加70多元的收入。
据介绍，免耕技术高留茬、硬茬播的手段，能够使麦茬腐化，可以增肥地力，保氮保磷，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同时，这种技术还能够抑制杂草生长，减少除草剂使用次数，减轻对土壤环境污染，由此形成“秸秆还田-肥田增产-再还田-再增产”的良性循环。
据了解，施肥播种一次完成的亩收费仅12元，相比过去复杂的播种套路，每亩能节省25元。由于高留茬和麦秸都留在地里，遮阴覆盖又可节省一次浇水，每亩至少又省下40元。所以现在农民普遍使用农机具，对投资农机具的农民收入又是个可靠保证。
评论：该县能成功地遏制住农村燃烧秸秆的顽症，即得益于采用了基于激励相容导向的疏导方案。这种“顺市场导向”的防治农村污染思路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值得提倡。
案例4‐2
磴口县治沙的启示
磴口县位于乌兰布和沙漠的东北部，黄河流经于此，形成了河套平原灌区，是全县的主要经济来源。磴口县全县面积68%以上是沙漠，伴随着西北风移动而来的乌兰布和沙漠，是黄河以及河套灌区最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