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机理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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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中国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形成良性循环的机理分析(2)

近年来,蹬口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沙漠治理,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将治沙和人工种植名贵药材相结合的治沙模式。梭梭树是一种用来固定沙丘的常用树种。当地群众偶然发现梭梭树的根部长有名贵的中药材——苁蓉。苁蓉属多年生寄生草木,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在医药和食用等方面发展前景广阔。利用梭梭树嫁接苁蓉,可以实现苁蓉的产业化开发。

沙漠治理和名贵药材种植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治沙的收益,当地群众的治沙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磴口县扶持造纸业、药材业、灌木加工业等产业,提高产业化治沙的综合经济效益,仅2005年,产值就达到4350万元。

评论:磴口县治沙的实践说明,治沙的关键在于找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接合点,以经济效益为纽带,提高治沙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激励相容”机制的实现还需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资源使用者主体的经济动力和经济约束力

经济动力是资源使用者主体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产生积极性的源泉,其作用是激励资源使用者去谋求其经济利益。与经济动力相对立的则是经济约束力。一般来说,资源使用者主体所受的经济约束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自资源产权方面,它通常是以受法律保障的经济契约的形式予以明确的规定;其二来自某种经济环境,它并不直接规定什么可以做,或什么不可以做,但资源使用者谋求经济利益的任何一种要求和冲动在这种环境里都无人可以担保绝对实现。这种经济环境就是竞争性的市场。在经济约束力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经济体制中,资源使用者在谋求其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责任和风险。这就意味着,资源使用者如果一定要追求某种不合理的经济利益的话,其行为就会受到某种经济损失的惩罚。对于资源使用者主体来说,经济动力和经济约束力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对立表现在经济约束仍对牟利的冲动形成某种制约,统一则表现在二者的落脚点都是促使资源使用者谋求经济利益,只不过经济约束力表现为促使其“避害”的间接形式罢了。可见,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从经济利益的激励和制约两个方面共同影响资源使用者主体的行为选择。

2.资源所有者主体与资源使用者主体利益上的相互联系

资源所有者主体谋求其利益目标的基本途径是合理利用、优化配置资源,实现的根本保证则是它与资源使用者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资源所有者主体与资源使用者主体的利益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对立表现在两大利益主体在资源开发利用中各有各的利益追求,它们各自的利益目标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会形成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统一表现在资源所有者主体的利益追求不可能在完全抑制资源使用者主体利益的情况下获得,资源使用者主体的利益追求也不可能在不顾资源所有者主体的利益的情况下实现。

可见,两大利益主体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源使用者主体利益的外部激励和约束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要由资源所有者主体来创造和提供,而宏观层面上资源所有者主体利益的增进或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微观层面上资源使用者主体的行为方式。因此,两大利益主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就有可能出现两种状况:一种是利益上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另一种是利益上相互损害的恶性循环。如果资源使用者主体节约资源的积极性能得到有效的经济激励,或者其浪费资源的行为能得到有效的经济约束,从而在该主体的利益得到增进的同时也增进了资源所有者主体的利益的话,那么,上述的良性循环就形成了。

这种状况可称为利益机制的协调。相反,如果资源使用者主体节约资源的积极性得不到有效的经济激励,其独立的经济利益被否定,或者其浪费资源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经济约束,从而在该主体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同时也损害了资源所有者主体的利益的话,或者是该主体的行为损害了资源所有者主体的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长远利益的话,那么上述恶性循环就形成了。这种状况则被称为利益机制的扭曲。在我国,农村环境资源的所有者主体与使用者主体两大利益主体之间利益机制的协调是“激励相容”机制形成的核心,也是实现我国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关键。

案例4‐3

生态农业促发展 绿山富民写和谐——贵州省水城县纪实

水城县距六盘水市区约20分钟车程,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6%。

水城雨水充沛,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水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农业结构的调整(种植结构的调整)和优势产业群的构建,形成集特色种植(种植反季节蔬菜)、优质农产品加工、生态旅游等为一体的山区生态农业体系,既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山区农民的收入。

水城的山区生态农业体系可以被形象地概括为“菜园子”、“系带子”和“戴帽子”。所谓“菜园子”,即在山谷中进行特色农业种植,包括反季节蔬菜、珍稀食用菌、山野菜、中药材等;所谓“系带子”,即在山腰部位大力发展经济林和水果产业,形成一条特色鲜明的经果林带;所谓“戴帽子”,即在山顶区域严格按照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建设生态林。

评论:利用山谷的土地种植反季节蔬菜和珍稀食用菌等,既解决了农民自身的吃饭问题,又提高了蔬菜种植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利用山腰的坡地种植经济作物和果树;在山顶区域种植蔬菜、经果作物不仅成本高,而且不利于水土保持,适合建设生态林。水城的山区生态农业模式充分考虑到山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在山区不同的海拔高度种植不同种类的作物,既保证了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又落实了国家退耕还林、建设生态林的政策,可谓是“一举两得”。

案例4‐4

生态安全与林农增收双赢——山西朔州的启示

朔州市朔城区位于山西省北部,沙化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一寒二旱三风沙”是旧时朔城区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从2001年始,朔城区抓住国家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重大机遇,走出了一条生态安全与林农增收双赢的发展道路。

朔城区在治沙实践中摸索出“一六”林草间作的治理模式——即灌木种植与畜草相结合,一行灌木与六行紫花苜蓿的带状混交模式,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二者的利益最大化。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完全可控制沙化土地的就地起沙。

另一方面,区政府组织技术服务队,发放技术手册、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同时,大力推广应用先进技术,不仅节约了种子费和人工费,而且提高了林草成活率。

六年来,朔州全区生态总治理面积89万亩,林草覆盖总面积达到100万亩,林木覆盖率由2000年的11.5%提高到2006年的33.2%;水土流失面积由2000年的114万亩减少到81.6万亩,年减少泥沙流失量22.5万吨,水源及节水工程增加水浇地面积1.6万亩,净增农田灌溉面积0.9万亩,年增产值达270万元。连片的生态林草工程和小流域工程起到了调节气候、保持水土、减少自然灾害、遏制土地沙化的作用。

风沙源项目建设不但使农民在实施项目中直接受益,而且改变了传统的粮经二元种植结构,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六年来,朔城区新增以紫花苜蓿为主的草地22万亩,优质牧草面积达到1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0%;全区生产秸秆饲草10亿斤,紫花苜蓿草4亿多斤,年产优质苜蓿18万吨;新增15万平方米棚圈、20余万只羊、2万多头牛,肉、蛋和奶总量分别达2.9万吨、0.9万吨和7.35万吨,肉、蛋和奶的人均占有量分别为200斤、70斤和450斤。到2006年底,全区畜牧业增收5000多万元,农业增收1000多万元,其他收入3000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项目实施前的1966元增加到3360元,增长70.9%。生态畜牧业的兴起,推动了该区种、养、加工业的全面发展,延伸了绿色产业链。

评论:该地区林草间作的治沙模式不仅实现了控制土地沙化的效果,而且改变了当地的粮经二元种植结构,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形成了粮、经、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农民收入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其再生产是相连的。这种再生产包括经济和自然两种形式。传统经济学较为重视经济的再生产,并总是把经济再生产的过程看成与自然环境无联系的封闭体系。而事实上,人类的经济活动从来都是和自然界密切相关的。经济再生产过程是与自然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交织表现在经济再生产既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界索取各种资源,又必须不断地把产生的废弃物排入自然界,损耗自然资源。所谓自然再生产是指自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受到损耗后,需要对其进行补偿。

补偿达到原来条件的,即为自然的再生产。对自然环境投入人力、物力和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机理及对策研究财力,使资源丰度(包括量和质两方面)得到更新、改善和提高,即为自然的扩大再生产。经济再生产的规模、效益和速度要受到自然再生产水平的限制,而自然再生产能否很好地进行又取决于经济再生产的方式。两种再生产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既要符合经济规律,又要符合自然规律,并要求我们摈弃那种把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片面观点,把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放到经济与资源(环境)相融合的大系统中来考虑。前述两个案例(4‐3、4‐4)都表明,只有农村经济发展既符合经济规律,又符合自然规律,才能实现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

案例4‐5

为了草原更美丽——科尔沁与呼伦贝尔沙地治理的经验

草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和多种生物的基因库,草原还可提供大量的绿色肉、奶产品,在保护我国食物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内蒙古全区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面积高达3947.98万公顷,科尔沁沙地和呼伦贝尔沙地都在内蒙古自治区内。

科尔沁沙地腹部的通辽市土地总面积为8989万亩,其中沙化土地达4086万亩,占科尔沁沙地总面积的52.7%。从20世纪60年代起,通辽市开始了大规模防沙治沙行动。仅1989-2003年,科尔沁沙地在通辽境内的沙化面积就减少了1155万亩。2003年中科院沙化土地分布遥感监测显示,科尔沁沙漠地在通辽境内治理速度快于沙化速度,在全国四大沙地中率先出现了总体逆转的趋势。

在草原沙化治理的实践中,通辽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沙模式。针对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他们探索创造了包括网格状防护林体系、修造生态公路、沙地小生态圈和家庭生态牧场等生态建设模式,统一规划,综合治理,有效地阻止了沙化的蔓延。

小生态经济圈模式是通辽人的首创。这种模式起源于庭院经济,集林、农、牧于一体,通过埋设网围栏、栽种乔灌草,挡住风沙的侵袭,形成小生态经济圈,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乱拱沙坨子开荒、破坏植被的生产方式。开鲁县运用小生态经济圈模式后,不仅改善了农牧民的生活,封沙育草工程使植被覆盖率由原来的20%提高到70%,森林覆盖率每年以3%的速度上升,达到了24.6%,全县境内沙地每年以近5万亩的速度递减。

呼伦贝尔沙地是全国第四大沙地,正在因地制宜地开展治沙行动。

陈巴尔虎旗治沙主要靠设置人工沙障,当地群众首先用燕麦、碱草按照沙地水平等高线设置机械沙障,再在其间种下适合当地生长的小叶锦鸡儿草,草长出来后就能形成生物沙障,实现自我更新繁衍,然后在沙带外围种下灌木,把流沙牢牢地固定住。

鄂温克族自治旗处于亚寒带,植物生长周期长,但空气湿度较大。鄂温克族自治旗主要采用生物沙障的措施,设置草方格、种植杨柴,依靠草种自我更新的能力,恢复草原植被。当小草固守住流沙后,再在山凹处按照自然分布规律种上乡土树种樟子松等灌木、乔木。

评论:沙障治沙是呼伦贝尔治沙的法宝,其基本内容是通过设置人工沙障和生物沙障,依靠草种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草原植被。这种方式既符合经济规律,又符合自然规律。实践证明用这种方法治沙效果明显。

案例4‐6

山川秀美新榆林——榆林治沙记

榆林属半干旱地带,总面积244万公顷,占毛乌素沙地总面积的47%。40年前,榆林市郊半公里之外就是寸草不生的流沙,沙进人退。

经过多年的努力,榆林市60%的荒漠已得到治理,50公里以内基本上看不到流沙,沙化扩展和水土流失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形成了带、片、网结合的防护林体系,滩、川、塬、涧地区140万亩受风沙危害的农田全部实现了林网化。榆林沙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区域性荒漠化的逆转,基本实现了“林进沙退”的目标,局部区域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