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特点很容易使一些人在经济活动中不顾事关全局的环境利益而单纯追求局部的经济效益。
2.积累突变后才显现
自然环境对任何种类的压力虽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这种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系统的影响往往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在不同种类的环境支持系统中这种积累时间的长短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几天，有的几年，有的甚至这代人的经济活动要到几代人之后其环境影响的结果才显现出来。一般来说，只要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还没有发展到根本改变环境系统的平衡状态时，环境系统尚能通过自我调节维持某种平衡。大多数环境影响具有隐蔽地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突然发生变化，才表现出来的特性。这种特性成了人们以往只看到眼前的经济收益而看不到长远的环境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3.难以用货币计量
人们通过经济活动所得到的经济效应一般都是可以用货币直接进行计量的，但环境效应就不同了。首先，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很多是难以用货币进行计算的。例如，自然景观的美学、观赏价值，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珍稀动植物种群的科学研究价值，污染引起的疾病死亡率上升后人的生命价值等，都是难以用货币量化的。其次，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还与自然环境本身的演变，以及各种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无法一一分清。某些环境因素，如水、空气，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些都使人们在分析某个具体环境问题时，无法断定其确切的因果关系。这种不确定性也给人们用货币定量分析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把获取经济成果作为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经济生产造成的环境问题虽在局部地区不断出现，但在整体上并不明显，极易被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成就所掩盖。这使人们在长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错觉，即经济再生产似乎可以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里自行运转，与自然环境无关。实际上，经济系统的任何活动都必然对环境系统产生影响，使其发生某种变化；而环境系统的这种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系统。这种作用与反作用随着现代生产力水平的长足进展以及一系列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和加剧正日趋明显。可见，由于产品的环境效应具有迂回间接、积累突变后才显现及难以用货币计量等的特性，因而人们（包括生产者、销售者）所获得产品的环境效应信息常常是不完全的。例如，统计表明，目前全国存栏猪是4亿头，97%是散养的，这意味着市场上绝大部分猪无法确认其来源以及受环境污染的影响。再如，从某一河流中不同时空捕的鱼也很难对它们所受水污染的不同影响一目了然（即使捕鱼者也不得而知）。又如，在食品的整个生产链中存在着生产、采购、运输、加工、销售等多个工序与环节，在各个环节上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均会存在有关环境效应的信息不对称。这意味着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可能会出现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所获得的产品的环境效应信息均是不完全的。
在市场机制配置农村资源中，除可能出现上述两种类型的信息障碍外，还可能出现由主观、人为机会主义行为和客观自然环境影响共同所致的信息障碍（即上述两种信息障碍兼而有之）。
（三）环境资源信息障碍与农村环境恶化
1.环境信息的不完全性导致有限理性和信息成本
（1）环境信息的不完全性与有限理性
环境信息是环境经济系统运行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之一。经济主体拥有的环境信息总是相对不足的。这是因为：第一，自然环境是复杂的，它就像一只“黑箱”，人类对它知之甚少。第二，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人类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环境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着人的理性有限性。例如，在“农业学大寨”年代，基于中国人口多的特殊性，确定了“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采取了围海造田、围江造田、围湖造田、毁林造地、毁草造地等措施，追求粮食产量的最大化。这种决策似乎是理性选择，因为民以食为天，解决温饱问题是当时决策者的头等大事，确实也基本解决了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但是，这种决策又是理性有限的，当时还不了解围海、围江、围湖、毁林、毁草可能导致的生态后果，结果导致了许多生态破坏。
（2）环境信息的不完全性与信息成本
人们对环境信息的需要是无限的，而人们能够获得的环境信息是有限的，这就产生环境信息的稀缺性问题。稀缺的程度用获取信息所需要支付的价格来表示。信息越稀缺，获取信息的价格就越高。在环境保护领域，污染者往往对其生产过程、生产技术、排污状况、污染物的危害等方面的了解比受污染者要多得多，但受个人经济利益的驱使，他往往会隐瞒这些信息，实施污染行为。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要获取有关信息，需要建立环境监察机构和环境监察制度，而这些机构和制度的运作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单个经济主体有时选择“忍声（噪声）吞气（废气）受污染”的原因，就在于受污染者由于所拥有的相关信息少，想“讨回公道”需要付出很大的信息成本，而这种信息成本又不可能由受污染群体共同分摊，因为人们普遍存在“搭便车”（freeride）心理。
2.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1）不对称信息与逆向选择
环境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就是市场交易中一方拥有但另一方不拥有的信息。当市场的一方无法观察到另一方的行动，或无法获取另一方行动的完全信息时，就会出现不对称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拥有相对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交易前为了获取更大的收益和预期收益，往往会故意隐瞒一些不利于自己的真实信息，甚至向对方提供失真乃至虚假的信息。利用对方不知情来作出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方的行为称为逆向选择。逆向选择是事前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干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例如，在装饰材料市场上，卖方在交易过程中可能会故意少显示装饰材料的非环保性或有害性，而将重要的内在质量问题和环保问题隐瞒不讲，从而使买方住进新房后身体受损。这种对卖方有利而使买方的效用受损的行为就是一种逆向选择。但是重复多次博弈的结果，会严重干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甚至会使整个市场受到破坏。
（2）不对称信息与道德风险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交易一方的有些行为无法为另一方观察或验证，成为隐藏行为，若这是一些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产生的不利于他人的行为，则称为败德行为。败德行为又称道德风险，之所以称为道德风险，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契约的监督只能依赖于每个人的道德自律，从而参与契约的其他各方在某种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机理及对策研究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某个人的“道德自律”，但道德自律是靠不住的，这是一种风险。例如，有的造纸厂安装了废水治理设施，当环境监察人员前来检查时，开动污染治理设备；当环境监察人员离开后，又关闭污染治理设备。
污染治理设备成为应付环境监察人员的工具，而不是真正进行环境治理的工具。这种现象就是败德行为。
第二节“市场失灵”与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所谓“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通过市场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最佳配置、效率最高的情况。市场失灵是自由的市场均衡背离帕累托最优的一种情况。由于环境主体的有限理性、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和环境信息的稀缺性等原因，使得市场机制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上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引致大量的“免费搭车者”行为，从而出现“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引致环境成本不能内在化于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中，从而对环境保护者缺乏应有的激励和对环境破坏者缺乏应有的遏制，使得资源配置严重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
案例3‐1
太湖水污染及其成因
中国五大淡水湖泊之一的太湖被严重污染，生态结构正逐渐恶化。
太湖水质20年下降了两个等级，现总体处于劣4类至劣5类状况。最近因蓝藻暴发引发的无锡水危机，将太湖的环境问题暴露无遗。显然，太湖依然遭受严重污染，但太湖被污染的责任，却十分模糊。太湖四周和太湖流域方方面面似乎都有责任，又似乎都没有责任。因为太湖是跨界湖泊，是“公家的湖”，管湖的部门也是多头管理，该谁负责任说不清。此外，太湖污染反映在“湖”，而根子在“河”。流入太湖的有170多条河流，工业污染、城市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都是通过这些密密麻麻的河网进入太湖的。河流流经地的政府应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更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于是，太湖环境问题产生后，如果想要处理责任人，就出现了“板子不知道打谁屁股”的尴尬局面。这种责任不清，正是“太湖治理年年做，污染一年重一年”的根本原因。
评论：太湖遭污，是“公地悲剧”的典型写照。太湖流域囊括苏浙沪皖三省一市，对于区域内各个地方政府及企业、居民而言，太湖是一项公共物品。在利益驱动下，它们很容易倾向于扩大对太湖的污染排放规模，太湖易陷入被过度使用和污染的困境。目前太湖水面与分属两省的4个市相邻，这种行政隶属上的分割局面，导致各个地方政府部门之间责任推诿，太湖流域的污染治理陷入了“囚徒困境”。
从环境资源优化配置来看，其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其一，环境资源由于产权不清，导致人们的预期不足，引起广泛的短期行为；其二，环境资源没有形成市场或市场竞争不足，没有价格或价格偏低，使市场价格机制表现不出应有的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信号作用；其三，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和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使得完全依赖市场价格机制来谋求环境与经济的协调是不现实的选择，而且很多环境资源是“公共物品”，其使用和消费不具有排他性，在环境资源领域建立排他性的产权和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以至无法由市场自发提供，同时在使用上易形成“公地的悲剧”，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最后，环境资源的利用及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确定性和短期计划会使人们在依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活动中，过分追求眼前利益和当代人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和资源的代际分配，从而导致农村环境资源利用上的严重后果。
案例3‐2
珠江流域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种种迹象表明，珠江上游已成为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下游污染治理压力也明显增加。
目前，珠江口已成为华南第一大、国内第二大污染型口岸。2004年珠江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182亿多吨，其中入河废污水量139亿多吨，珠江三角洲废污水排放量占总量的52%。如今担负珠江主要供水功能的部分江河水质下降，城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偏低。在流域综合规划调查的79个水源地中，合格率只有69.5%。最新监测表明，珠江口近6000平方千米水域水体中的重金属、无机氮、石油类几乎100%超标，伶仃洋绝大部分海域水质综合污染指数达到重污染水平，近岸海域无机氮超过四类海水水质标准，营养盐比例严重失衡。
由于珠江上游省区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加快，上游生态环境问题与下游水污染问题正在形成两头“夹击”之势。如今，珠江上游已成为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地区之一，比如西南地区的“石漠化”现象日益加剧。有关数据显示，珠江上游石灰岩出露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55%。所谓的石漠化，是指由于缺少植被覆盖，地表无法涵养水分，降雨迅速变成泥沙俱下，一泻千里，严重威胁珠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与此同时，水土流失导致输沙量剧增，河床淤积，水位抬升。换言之，珠江三角洲地区在面临自身水污染问题的同时，还得承接上游泥沙俱下、浊水东流的进一步威胁。
评论：珠江上游省区经济相对落后，追求经济增长的愿望更加强烈，对环境保护往往欠账较多。此外，上游经济较落后的省区也面临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和技术困难。而下游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则面临日趋严重的污染，若流域内各地方政府在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过程中各自为政，势必导致上游生态环境破坏和下游污染同时加剧的恶性循环。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成为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上的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和理由。首先，环境资源的价值必须得到承认，并在全社会获得尽可能多的共识。在这一基础上，政府可通过环境经济手段将外部不经济性内在化，从而矫正市场失灵。
环境污染的经济理论源于庇古在20世纪初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