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中国区域文化产业指数的建构影响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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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义乌·文化小商品指数”体系的编制(5)

二、香港创意指数的特点及贡献

香港特区政府认为现有的用于评价香港乃至世界经济地位的大都还是传统方法,所采用的指数有GDP、年度经济增长、公共事业的开支、外汇储备、生活开支、失业率,或在世界城市中香港的经济竞争力,而仅有这些,已远不能显现香港经济日益依赖于“知识”“信息”和“创意”的变化特征。为适应香港经济日趋复杂的发展,应该设计一个能够抓住基本经济发展特征的概念性工具,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委托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为香港创意指数设计一个框架,2004年11月,有关成果以“香港创意指数研究”(Astudy On Hong Kong Creativity Index)为题发表,香港创意指数最大亮点是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5C”模型。即创意的成果、结构及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1.创意的成果不仅仅是以业绩指标(如GDP增值、贸易额等等)来衡量的经济效益,还在老百姓之间产生了可以彼此分享和传达的创意成果。衡量创意成果有“经济贡献”“经济领域的创意活动”和“非经济收益”等指标。在该框架中所选择的指标涵盖了以下广泛的领域:

(1)创意产业的经济贡献;

(2)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规模;

(3)创意产业的交易额;

(4)中小型企业的企业精神;

(5)电子商务的经济贡献;

(6)商业领域的创造能力;

(7)与专利申请相关的创新活动;

(8)创意部门和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活动(非经济指标)。

2.香港创意指数框架界定了6种社会条件——“法律制度”“言论自由”“国际上对于文化发展的投入”“信息和交流技术的基础建设”“社会和文化基础架构”和“企业精神和金融结构”。这些条件为一个社会产生创意活动提供了背景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为发展和保护创意提供了背景条件,也决定着其他资本形式的使用和分配环境。

3.人力资源对于文化创意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香港创意指数中的“人力资本”指标体系把文化发展和研究支出、发展和研究人员数量以及高学历人口数量作为表现社区创意投资和人力资本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此外,指数还另外增加了一些指标以反映“人力资本”的多个层面。

其中之一是参加“终生学习”的工作人口的数量。这个指标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尺度来衡量工作人口为持续发展技能所进行的投资。同时还设置了一系列关于人口流动的指标。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较高的人口流动性会促进文化交流、技能和知识的传播以及新概念的普及,有助于涌现出更多更好的创意成果。

4.香港创意指数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形式等方面来衡量香港人的价值和规范,尤其收集、建立了以下几方面的数据和指数:

(1)概括性信任(Generalized Trust);

(2)制度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

(3)互惠意识;

(4)功效意识;

(5)合作;

(6)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7)对新观念的支持度;

(8)自我表达;

(9)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包括志愿者工作、参与社会活动的障碍、俱乐部和组织成员以及社会人际接触强度等。

5.香港创意指数首先通过衡量文化领域中的公共支出和企业捐赠来检测公共部门、企业支持艺术和文化发展的资源;其次,因为目前尚无法掌握个人可处置的艺术和文化收入的情况,香港创意指数使用“家庭在选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领域的支出”作为替代品,来反映社区在艺术和文化上的投资;而对于文化规范和价值的衡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创意的态度以及对艺术、艺术教育和人权保护方面的重视程度。

香港创意指数为研究城市尤其是亚洲城市的创意发展提供了一个统计性框架,在这套香港创意指数体系中,大部分指数是完全可以量化的,而有些指数看上去难以量化,如果应用的话,或许也可以量化,不过其结果可能要么是“勉为其难”,要么是“差强人意”,可操作性值得商榷,因此,在处理这种指数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创意业或者创意产品的非量化特征,进行适当的定性分析,或可在一项指标里划分等级、强弱进行衡量。

三、上海创意指数功能与架构

上海充分借鉴美国、欧洲及香港创意指数的成功经验,从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特点,根据《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确定的创意产业内涵与分类,利用《上海统计年鉴》中的统计资料在中国内地首次建立了城市创意指数,其特点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指数框架结构上,借鉴香港创意指数的框架结构的核心理念,采用了类似香港5C创意指数模型的结构,使上海创意指数更具有国际化的价值;二是在统计指标上,选取了影响上海创意产业发展因素作为评价指标;三是数据来源上,各项数据取自政府统计部门,确保了数据的正确性,从而保证了上海创意指数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上海创意指数不仅可以准确地动态反映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进程和不足,也能较好地实现上海创意指数与香港创意指数的比较。

上海创意指数的框架包含以下五个部分:

1.产业规模。包括创意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市的增加值的百分比和人均GDP两个指标。

2.科技研发。共有6项指标,主要有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每10万人发明专利数,每10万人发明专利数,每10万人专利申请量等等。

3.文化环境。包括9项指标,分别有公共图书馆每百万人拥有数、人均报纸数量、人均期刊数量、举办国际会展项目数量等等。

4.人力资源。由7项指标组成,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高等学校在学率、因私入境人数、外省市来沪旅游人数等等。

5.社会环境。由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安全指数、每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宽带接入用户数等9项指标组成。

上海创意指数的各项权重由如下方法决定:对影响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五大因素,即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根据各个因素的重要程度,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权重,结果为产业规模指数为30%,科技研发指数为20%,文化环境指数为20%,人力资源指数为15%,社会环境指数为15%。对每项因素中所包括的多个具体指标,按照具体指标的个数平均分配权重。

四、“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编制

“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实质是通过测定创意对义乌文化小商品的影响来反映义乌创意经济和创意城市的发展状况,因此该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应与国际和国内主要创意指数基本保持一致,同时体现义乌作为文化小商品生产流通高地的特色,着重通过文化小商品这一载体来反映义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创意对文化小商品升级换代的巨大推动作用。其指标体系的设计除了科学性、客观性、权威性外,还应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导向性原则,“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将确定的是义乌的创意基础、创意资源、创意机构、创意机制、创意环境、创意产出以及创意对文化小商品的影响一整套定量的衡量标准,在一段时期内引领蕴含在义乌文化小商品中创意活动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着导向的作用。二是可比性原则,在完整、准确体现义乌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小商品生产流通业的基本特点和现实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通用的指标,使“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能够实现多层次的比较,包括国际比较和国内比较,与发达国家比较和发展中国家比较,以及自我的纵向比较等等。三是典型性原则,影响义乌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小商品生产流通业的因素和相关数据纷繁复杂,必须合理区分个别的、次要的、分散的或者是短暂的影响因素,紧紧抓住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的关键典型指标作为“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的主要评价指标。同时,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尚处于发展之中,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和产业特性也在逐步深入理解之中,因此有关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评价体系也必定是一个日臻完善的过程。

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为一定基指数,编制时将2008年设定为基准年。

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等各项因素的权重参考香港创意指数编制方法,采取平均赋值的方法,各项因素的权重相等,均为20%,每项因素中所包括的多个具体指标,参考上海创意指数的方法,按照具体指标的个数平均分配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