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身份）：Bekkers（2004）、Wang和Graddy（2008）等人关于捐赠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具有多样化社会交往关系的个人，往往趋于更加开放、尊重以及信任他人，在面对慈善问题时会表现出更强的慈善动机，而这种多样化的社会交往关系往往可以通过所从事的职业表达出来。另一方面，社会归属感较强的人群，如中产阶级或者说主流社会阶层，通过慈善捐赠来追求自身的社会声誉或者自我尊重的动机（Bénabou和Tirole，2006）越强。因此，拥有更加多样化人际关系的职业或者越接近中上阶层的职业，捐赠意愿越强，捐款水平也越高。
慈善意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经常用他们过去的行为来诊断他们的深层次偏好（Bem，1972）。据此，一个平时经常实施捐赠的人，在地震后这种特定社会事件下，为了表明他是热衷慈善事业的人，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并投入更大力度的捐赠。因此，我们预期慈善意识对捐赠行为有正的影响。
市场化程度和地区慈善网点密度：这两个指标主要是为了度量地区因素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各地市场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社会经济学理论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时间更长，社会化交往更频繁，形成了一些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价值观念，如诚实、合作、互惠、社会信任 等（福山，2001；杨秀香、腾瑜，2008），有助于社会化互助倾向的形成。因此，我们预期市场化程度对捐赠行为存在正的影响。各地的慈善网点密度也可能对捐赠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它反映了各地的慈善氛围和捐赠网点的可获得性，我们预期它对捐赠行为有正的影响。
捐赠渠道和慈善机构信息：人们进行慈善捐赠，在捐赠前，必然会考虑捐赠渠道的便利性以及是否值得信任，捐赠后，人们希望慈善机构能够主动公开款物的使用信息，希望自己捐的款物能够发挥作用。可以预计，一个便利、值得信任的捐赠渠道以及款物使用信息公开、透明的慈善机构会吸引更高的捐赠水平。
（三）回归分析结果
1.捐赠参与分析
回归模型中自变量较多，可能存在相关关系，我们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分析（相关系数矩阵太大，我们没有报告）。相关系数矩阵显示，捐赠参与和捐赠水平中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没有超过0.7的门槛值，不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首先利用Binary Logit模型对捐赠参与进行回归。为增强回归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了逐步回归法。由于Binary Logit回归结果的系数并不就是某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计算方法为：对于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慈善意识级次，利用响应概率的定义公式，可以预测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情况下每一档次的概率，然后手动计算得出边际效应。
职业（身份）是定类型离散变量，其边际效应反映了某一类职业相对于对照组参与捐赠可能性的高低。
收入越高，参与捐赠的概率越大且各收入级次的影响效应递减。可见，我国的个人慈善捐赠行为整体上证明了“非纯利他动机”的合理性，而“纯利他动机”难以得到验证。
受教育程度也是一个非常显着的影响因素。边际效应表明，受教育程度从初中以下提升到高中时，参与的概率提高达16.98%，从高中提升到大学本科以上时捐赠概率提高6.01%。
职业（身份）对捐赠参与的影响具有显着差异。相对于其他人员，高校学生、商业服务者、公司白领及党政军事业单位人员参与捐赠的概率分别提高了4.84%、2.1%、5.9%和8.12%。我们分析，高校学生、商业服务者、公司白领这些人群参与捐赠的行为较好地契合了我们理论分析中捐赠的社会资本理论；而党政军及事业单位人员则从追求社会声誉或自我尊重的动机可以得到更强的解释。在本文的研究情境中（大地震后），高校学生、公司白领以及党政军事业单位人员还可能出现捐赠的从众或攀比现象，即捐赠的团体参照（Andreoni和Scholz，1998）。离休人员和产业工人的参与意愿较低。
年龄对捐赠参与有显着负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处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青少年人群更易于形成慈善理念，中老年人群则倾向于将慈善事业归为政府责任。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参与捐赠，但统计上不够显着。
慈善意识对参与捐赠影响显着。我们的概率预测发现没有慈善习惯变为有慈善习惯参与捐赠的概率可以提高达27.49%，这验证了理论分析所认为的人们既往形成的慈善习惯会对当前的慈善行为形成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也暗示了培养人们的慈善习惯非常重要。
2.捐赠水平分析
对捐赠水平的回归，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捐赠水平的每个等级内的间距是不同的。常规意义上的ordered logit模型隐含着应变量各取值之间，自变量的影响系数是相同的假设，即等比例系数或者平行系数假设（parallel regression assumption），它暗示经济行为人在选择较高等级因变量时，各自变量的影响与选择较低等级因变量时产生的影响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在Stata10.1用brant命令对此进行检验，发现年龄、商业服务者及党政军事业人员违反了等比例系数假定。为准确分析各变量对捐赠水平的影响特点，我们采用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对捐赠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参数估计。我们也报告了对各因素的概率预测。
男性的捐款水平显着高于女性，而且，随着捐款水平的上升，这种差异性越明显，表现在我们的回归结果中，男性的回归系数从0.219→0.275→0.535，处于急剧上升状态。男性选择高水平的捐赠概率与我国男性在社会事务中的影响力比女性大有重大关系，可以认为，男性一旦参与社会事务，整体上比女性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年龄对捐赠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影响，验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测，这种影响也体现了边际递增的特点，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年龄越大者，选择高水平捐赠的概率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60岁以上者有3.05%的可能性捐款800元以上，是各年龄段中最高的。虽然前文发现年龄越大者参与捐赠的概率是下降的，但这里的发现是他们一旦参与了捐赠则表现出非常强的捐款力度。
从系数上看，收入对捐赠水平的影响相对而言较“平滑”。概率上，收入在2500～5000元的人捐款100元以下的概率是19.02%，捐款801元以上的概率是6.95%，而收入在5001元以上的人对应的概率则是8.84%和17.03%，这表明，收入一旦跨越一个临界点（比如2500元），捐款将出现明显的“厌少”现象，而进入更高的临界点（比如5001元），捐款又会出现明显的“喜多”现象。
受教育程度对捐款水平有显着正影响。有趣的是，不同于年龄和收入，教育对捐款水平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回归系数在三个模型中分别是0.45→0.379→0.16，选择高捐款水平时，教育的影响力度迅速减弱。
不同职业对捐款水平的影响有显着差异。以“其他人员”为对照组，其他职业（身份）的捐款水平大都不及这一人群，我们注意到，“其他人员”是由原始问卷中的自由职业者、自我经营者等合并而成的，这些人群参与捐赠后的捐款水平可能比较高。撇开“其他人员”，我们分析所关注的职业（身份）发现，离休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捐款水平最低，且他们的系数都较显着，其次是高校学生和商业服务人员，公司白领和党政事业单位人员的捐款水平最高，反映在概率上的情况就是，离休人员和产业工人选择低水平捐款的概率相当高，而选择高水平捐赠的概率相当低。
慈善意识的回归系数显着且较稳健。这表明，慈善意识不仅对捐赠参与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捐款水平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地区因素中，慈善网点密度的影响不显着，但市场化对捐款水平有显着正影响，边际效应测算表明市场化水平提高1个单位，捐款在101～300元的概率可以提高2.57%，捐款在301～800元的概率可以提高1.43%，捐款在801元以上的概率可以提高0.146%。
慈善机构信息公开是捐款水平的显着影响因素。它的影响特点是：不在意信息是否公开者选择100元以下捐款的概率高于在意者；捐款在101～300元在意信息公开者选择这个捐款水平的概率要高于不在意者；但800元以上两者的差异不明显，在意者比不在意者的概率只高出0.47%，对此的解释是高额捐款者更有可能通过捐款追求声望、地位和认可等目标，对捐款使用绩效缺乏敏感性。
在捐赠渠道中，尽管不少回归系数不够显着，但仍然能说明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注意到的是民间机构，系数和预测概率均表明，在选择801元以上的捐款时，它的可能性最大。我们认为原因很可能是这些捐赠者与民间慈善机构形成了长期的信任关系，民间慈善机构往往具有较好的社会亲和力。这向我们透露的政策意义是慈善政策非常有必要重视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再看单位组织和社会组织，整体上看，它们的捐款水平都显着低于官方机构与民间机构，对于单位组织，由于它具有动员性甚至是强迫性，尽管它对捐赠参与的影响非常显着，但选择它时捐款水平要低于自愿捐款（官方与民间慈善机构）。而通过社会组织的捐款水平低的原因在于捐赠的间接成本过高，如时间、精力或者精神上的损耗过高（指信任度不够）（彭腾，2008）。
四、结论
本文利用最新随机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发现的一般性证据是：个人因素、地区因素及捐赠渠道都会对捐赠行为产生影响。经济行为人是否参与捐赠以及捐款多少实质上是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对这些外生变量进行权衡取舍的结果。
鉴于我们的实证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慈善政策要充分考虑到对个人捐赠行为进行激励，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如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个人捐赠免税政策，加大捐赠税收政策宣传、简化税收扣除程序，调动捐赠积极性，而不能一味地以道义、爱心来鼓励慈善行为。
（2）慈善机构在劝募和慈善捐赠广告上要更加“勤奋”些，形成良好的社会慈善氛围，培育人们的慈善意识、形成捐赠习惯。同时，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慈善机构的监管，建立相应的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信用评价，慈善机构要及时向捐款者及社会公众发布善款使用信息，以增加人们的信任，巩固捐赠者的捐赠意识。对民间慈善组织要加大力度制定有利于其成长的政策。
（3）慈善机构为了增加未来慈善收入，应充分挖掘那些捐赠参与概率大而且捐赠水平可能更高的捐赠者，如加大对那些社会交往频繁、社会归属感强、社会地位较高、追求社会声誉的人群进行宣传和劝募的力度。
本文仅仅是初步的微观实证研究，限于调查数据的缺陷，使得回归结果略显粗糙。
未来为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的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可以采集家庭数据以及针对慈善机构的专门调查，在此，我们建议国家统计局在家庭入户采集数据时设置捐赠的有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3.郭晋晖，曾临.中国式慈善的困境与出路.第一财经日报，2009‐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