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阻扰改革猜都不用猜，话音未落，舆论矛头便指向国资股东的出资人国资监管部门。
在涉及重大制度变化、利益格局调整的问题上，政府高层领导也会透过媒体向各个方面打招呼。
2004年10～11月，在不到20天的时间间隔里，政府主管金融工作的高层负责人两次围绕落实“国九条”公开发表谈话。
第二次谈话中，高层负责人前所未有地明确表示，要从制度建设层面入手，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阻碍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这样的态度表明，起码主管金融工作的高层负责人本人已决定赞同推动股权分置改革。其中一层意思是，持反对态度的人不要再向他提出意见与建议了。
看见这样的“含金量”巨大的“招呼”，当时《东方早报》立即刊发社评《股市新讯号值得重视》予以解读。
在《股市新讯号值得重视》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
高层负责人的讲话体现出一种责任意识。这与过去一些部门负责人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场上说话，形成了显着反差。
之前《东方早报》的社评一直建议读者警惕“话语救市”、摒弃“多头思维”，保持坚定的“空头思维”。这篇社评做了观点修正，转而建议大家不再死抱“空头思维”。
有的舆论造势虽然看上去有来头，却断不可轻信。特别是熊市中政府未拿出真金白银入市充当“带头大哥”之前。
2008年7月1日，在时隔16年之后，新华社再次发布“救市檄文”《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
文章主要论点为“股市完全可以实现稳定”，同时吝啬地宣布“但不能依赖短期政策救市”。
当日我针锋相对撰写《稳定股市不能幻想“话语救市”》。编辑部把文中批评新华社和提醒投资者的内容在第二天出版的《东方早报》头版作了重点提要。
我在文中写道：
作为较长时间追踪资本市场政策的观察者，我无法辨清《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一文是否包裹着某种政策意图，更判断不出，如果它包裹着政策意图，其来自于哪一级，是中央政府的态度显露，还是直接监管部门的意思表达。我认为，通讯社发布对股市判定这样的形式本身就是暧昧的，而对投资者而言，更有可能有害无益……如果《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不是自主研究成果，的确包裹着政策意图，我以为，稳定股市不能重复幻想“话语救市”的老路，必须拿出实际行动。如果真认为今天的股市价格与价值已经一致，甚至价值低估了，那就大张旗鼓推出平准基金接盘。
如果2008年7月初你被新华社“话语救市”文章忽悠进去，等待你的将是千点下跌。
我的确不知道新华社这篇文章出台的背景，也懒得打听。我判断它是直接监管部门意思表达的概率很大。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即使新华社“救市檄文”是中央政府的意思表达，也没有“救市”作用，因为有组织资金不会因为丁点“口惠”就入场。
新华社“救市檄文”属于典型的来源不详、内容空洞、态度不端正的舆论，“造势”不足、“败势”有余。
主力造谣防不胜防，有时候大盘走得好好的，突然就会被有组织谣言放倒。
股改后，市场主力多元化，造谣方式、方法更趋复杂。
2003年7月18日，市场被国资委国有股减持方案将在8月出台的谣言击倒，是股市“谣言机制”得逞的典型案例。
2003年7月17日，一篇名为《关于三三制国有股减持方式的研究》的文章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
文章以国资委下属研究机构人员的名义发布，称“《上市公司国有股流通暂行办法》8月份就要出台，将采用三三对等减持法逐步使国有股上市流通”。
此言一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18日上证指数和深成指分别下跌33点和110点。21日周一开盘后，沪深股市在恐慌抛售和故意打压双重效应作用下，进一步下跌。
平面媒体在那次谣言扩散和加大击伤力度上扮演了重要角色。22日，在证券专业报纸出面作辟谣文章的同时，京城某报刊发《国资委规划国有股减持新方案》的报道。
该文时而谈近期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管理将开展的工作，时而谈国资委研究中心完成的一个国有股减持方案报告，最终给人一种感觉，国资委将开设C股和OTC（场外交易）市场，用于国有股减持。
直到7月23日下午，国资委终于坐不住，火速召集各大媒体，对谣言予以澄清，申明国资委下属机构及人员不代表国资委意见。
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公开表态，正在制定《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暂行办法》，要规范的是上市公司国有股协议转让中的不规范问题，不涉及向股市减持国有股问题。国有股流通没有时间表。
“三三制国有股减持”谣言的效果之一是凸显国有股减持问题，令上证指数从1539点下跌至1307点，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刚成立不久的国资委的“倒逼机制”。
当时市场主体一片骂声，有人怀疑传闻出台是国资委在就国有股减持问题放气球探反应，把成立仅数月的国资委描述得很不正派。
国资委由此站到前台并处于焦点位置，以后一段时间主力博弈围绕国资委这个新设机构展开。
在上证指数奔向1300点整数关的倒逼下，2003年11月11日，国资委负责人在国新办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有股流通与国有股减持是两个概念，在没有找到市场所接受的办法之前不减持国有股，但决不放弃寻找大家所接受的办法，会继续努力寻找。
之后，主力发力，大盘走出一波上摸至1783点的反弹行情。
主力造谣自然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传媒，但一般都比较隐蔽，像后来被逮的某问题首富那么高调的十分罕见。
该问题富豪在一、二级市场连动坐庄京城一重组股。
2007年夏天，为吓退抢筹码的人、压住股价，问题富豪公然约见证券专业媒体记者，表示自己不再有兴趣入主这家公司，可能退出重组云云，肆无忌惮地亲口发布假消息。
文玮玮：有时候市场会进入消息真空期，政府不说话，机构也没有什么态度，反而给人一种暗流汹涌的感觉。
袁幼鸣：是的。
游资主力平常制造舆论的主要渠道是营业部，方式为口口相传。对口口相传的效率千万不能小看。
合法机构充分利用媒体发布对自己有利的说辞，只有在监管部门训令他们不得上媒体乱说的时段，他们才会销声匿迹。
股市如战场，喧嚣的信息突然消失，如交战各方进入无线电静默期，此时极其可能是主力埋头干活、变盘在即的时间节点。
2009年7月29日上证指数暴跌5%后连续3个交易日上涨，创出3478点新高后大幅下挫。“7·29”暴跌后的反弹过程中，市场就处于消息面真空期。
往往在这类时段，决策层既不愿大盘继续上涨，又担心一旦出打压性质的利空说辞，大盘大跌超出预期。此时获利丰厚且具有信息优势的主力已对后市作出判断，正坚定地出货。
不过，股市舆论是不可能真正处于真空状态的。
“7·29”后，有媒体报道说，暴跌发生后，一家着名券商研究机构向客户发短信称，暴跌是市场误读证监会“劝退”基金公司申报设立指数基金的原因引起的。
证监会此举出于避免基金同质化，并非是要限制基金发行。
“7·29”后的反弹过程中，一些人没有及时清仓或减仓，同受该报道影响直接相关。这样的报道真假难辨。
新股民比较容易受单一渠道的舆论或单个信息的影响。
把多个方面舆论综合起来，并综合其他因素研判市场趋势，才可能提高准确率。
我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就受过单一信息影响，知道高层负责人要视察某开发区立即买入相关股票。结果，负责人没有给开发区带去优惠政策，仅仅是走一走、看一看。
当时大趋势不支持持股，最终只能被迫割肉而出。
听话听音：从公开信息中发现决策层意图
文玮玮：无论是做多还是做空，知道决策层意图每每意味着大波段收益。这是至关重要的。
你刚才举了两个例子，属于政府高层领导直接发声音。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动态地把握决策层意图吗？
袁幼鸣：我多次提及2007年10月以后，以三家证券专业报纸在头版发表痛斥公募基金的评论员文章为标志，基金一度成为被严厉打压、严格限制的对象。
2007年11月底，上证指数首次跌破5000点。2007年12月2日，第六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在深圳召开，监管部门负责人和各基金公司老总汇聚一堂。
于这类时点和场合，监管部门负责人的表态便会透露出决策层态度。
证券专业媒体对第六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的报道透露，证监会主要负责人仅提供书面发言，没有出席这次活动。这本身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信号。
证监会主要负责人的书面发言有以下堪称精彩的内容：
要在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整体规模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机构投资者的结构，改变证券投资基金发展较快，企业年金、社保基金等机构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推动完善机构投资者激励约束机制，切实改变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短期化和同质化的取向。
证监会主要负责人在基金业聚会场合作这样的书面发言，不就是指桑骂槐吗？
我当即认定虽然大盘下跌超过1000点，但决策层对基金业的负面看法没有变，大盘也没有跌至可以接受的点位。
以后，基金果然借反弹进一步减仓。
2008年1月中旬，在游资庄股引领上证指数反弹到5500点之后，证监会主要负责人称将加大市场流通股供应。
5500点已经超出政府高层负责人于2007年11月在新加坡谈话时的点位200多点。
上证指数突破政策铁顶，在高层负责人不愿见到的点位，监管部门负责人发出威胁之声可以视为决策层意志表达。
文玮玮：现在信息爆炸，媒体立场也不一样。发现决策层意图有媒体选择上的讲究吗？
袁幼鸣：迄今为止，发现决策层意图的主渠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三家证券专业报纸。
在获得打压性政策信号方面，从三家证券专业报纸得到的讯号准确率为百分之百。
说到底，三家证券专业报纸吃市场饭，本能地属于多头。它们发空头文章一般是奉命而为。
如果它们中的两家以上同时或先后发同样内容或大同小异的空头文章，那就铁定是高层意思了。
获得决策层意图需要排除杂音，包括来自背景深厚媒体的杂音。
例如，在2007年10月，6000点成为政策铁顶后，央行机关报《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不存在6000点是政策顶一说。这就是听不得的杂音。
不要以为《金融时报》发布的观点都代表央行。某位编辑自己认为不该有政策铁顶，或者被深套，约篇稿件搞个舆论造势也未可知。
而网站上涉及所谓权威机构态度的新闻标题最不靠谱。
网络编辑为抢眼球或为谋一己之私夸张成性，网上标题经常呈现为“人民日报：……”，点击进去一看，却不是代表《人民日报》官方观点的内容，而是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不痛不痒的杂谈。
从三家专业报纸上获得来自决策层的利好信号没有获得打压信号那样准确。
因为它们发吹暖风文章或者呼吁救市的社论有可能是它们自己的立场、观点表达，而非政策信号传达。
我十二分地希望三家专业报纸专职传达政策信号，且以某种方式标志或暗示政策级别，不要自行其是。
但人家同样有为市场健康发展和投资者利益鼓与呼的权利，我们只能打起精神加以辨识。
获得来自决策层政策信号之前，可以看到部门之间不同主张的博弈。
“5·30”暴跌之前就有过博弈过程。
“5·30”暴跌前证监会主导的研究报告称股市只有结构性泡沫。当时证监会官员在上海出席会议，甚至公开宣称市场还会涨。
有位你也认识的朋友就是见了相关报道放心持仓到非洲旅游玩猎枪的，回来后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坐了一回电梯。
决策出台前一般会有一次“演讲比赛”，由各部门陈述。在围绕“半夜鸡叫”提高印花税率的决策博弈中，明显是同属管理层的非直接监管部门胜出。
到市场跌至一定程度时，三家专业报纸往往“老枪新用”，集体连发吁请正确对待股市与股市投资者的文章，内容同上一次刊登的基本相同、略有改动。
出现这样的好玩现象，一般是证监会安排的、暗示的，最起码是默许的。这些文章主要是写给高层负责人看的。
它们倒是可以视为一种“舆论指标”，标志着证监会开始做动作了，其他部门不吱声了，“救市”事宜不久将提上议事日程了。
并非是为三家证券专业报纸做广告，散户要想在A股市场错综复杂的博弈格局中躲避掠夺、扞卫口袋，不关注它们所传达出的信息，还真不行。
文玮玮：看来真得养成读三家证券专业报纸的习惯。到了市场敏感期，连内页也要认真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