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腾军
【摘要】战略文化是研究一国行为根据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一国的传统战略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一国决策者的战略思维，并进而影响着一国大政方针的最终制定。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杰克·斯奈德首次提出战略文化概念，国内外学者掀起了一股研究战略文化的热潮，从最初的决定论到工具论再到干预变量论，战略文化在争论中不断向前发展。本文从战略文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出发，介绍了战略文化诞生30多年来学者的相关研究，并追溯到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和智慧结晶，思考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价值所在，由此来阐述和证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战略文化 核心价值 和平发展
一、战略文化的理论框架
（一）战略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每个新的概念的提出，及其所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的诞生，总是学者们基于所处时代和形势发展而不断探索、发现的结果。战略文化，这一战略研究的新视角，也同样如此。
1977年，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其同年出版的《苏联的战略文化：有限核行为的含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战略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决策者对于核战略通过指令或模拟获得的观念、制约性情感反应和习惯行为模式的总和”。战略文化研究由此开端。
根据美国战略文化研究专家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划分，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所谓“决定论”时期。在这一时期，学者困惑于为何美苏两国核战略有诸多差异，并从这一角度入手，认为美苏战略文化的不同是美苏两国不同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除斯奈德外，格雷（Colin Gray）、琼斯（David Jones）等人从历史经验、战争观念、地理位置等变量因素探讨了战略文化的形成。
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所谓“工具论”时期。在这一时期，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国家内部的战略决策，认为战略文化无非是战略决策领域政治主导权拥有者手中的工具。克莱因（Bradley S.Klein）认为，美国对外所宣称的战略，实质上是政治精英们为了使他们实际施行的战略被接受和消除潜在政治挑战力量的工具。
第三阶段为90年代以来的所谓“干预变量”时期，即认为战略文化既不是决定因素，也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干预变量”。在这一时期，战略文化研究侧重于“利益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战略选择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避免了第一代的“决定论”，其排除了把行为作为独立变量，并认为战略文化是可以变化的。二是注重理论的检验以及与不同理论的对比。主要代表有列格罗（Jeffrey Legro）、科尔（Elizabeth Kier）。
（二）战略文化的含义和基本内容
战略文化，这一概念自产生到现在不过三十余年的历史，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一些问题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承载了孜孜不倦以求“真相”的学者们的太多希望，不过，从当初目空一切的决定论到相对温和的干预变量论，体现了人们在关于战略文化的思考和争论中正逐渐回归理性。
在对战略文化的定义上，西方学者从微观层面来研究战略文化，把战略文化基本认定为价值观、行为模式或符号系统。例如除了斯奈德之外，格雷认为，战略文化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成员传授给新成员的一套态度、信仰和程序。江忆恩则说，战略文化是指一个完整的符号（如论证结构、语言、类比、隐喻等）系统，它通过形成关于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用的概念，并且赋予这些概念以能使战略偏好现实和有效的光环，从而建立起普遍和持久的战略偏好。在此，笔者更倾向于江忆恩的观点，所谓战略文化，最初就是指军事上的战略偏好，这种偏好直接影响到决策者的战略思维并反映到国家政策上来，战略文化的首要特点就是它的持久性、延续性。
据江忆恩的分析，战略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关于战略环境的规律性的基本假定，包括三个问题，即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偏离常规的）；对手的性质及其所施加的威胁（是零和的还是非零和的）；使用武力的功效（控制结果和消除威胁的能力，以及关于有效使用武力的环境）。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战略文化的核心范式，二是在可操作层次上的一组假定，主要明确哪些战略选择用来对付根据上述战略文化核心范式的3个问题的答案所定义的战略环境最为有效。
江忆恩将战略文化分为现实型战略文化和理想型战略文化两种。他认为，现实型战略文化促使战略决策者采取高度进攻性战略来处理零和性冲突，理想型战略文化则使战略决策者通过协调、外交等手段来处理非零和性冲突。
（三）战略文化与战略选择的关系
战略文化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解释现实问题的最重要原因，即一国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相对稳定的战略文化能够影响其决策者的选择并最终作用于现实国家行为。这些战略文化进而导致决策者在决策问题上的不同认知的形成，从而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上，对于目标的优先次序、目标与手段间的关系问题产生出不同的判断，并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国家战略选择。
当然，战略文化对于国家战略选择是否具有影响及发挥怎样的影响？这是研究者需要回答的问题。
1.对战略环境的认知与判断
从国际关系上讲，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使得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世界政府来进行管理，而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其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是从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出发的，最终哪种利益能够决定政治行为，要视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的环境而定。在这一方面，“战略文化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为决策者对战略环境的认知与判断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图式。不同的战略文化提供不同的认知图式，从而使人们对战略环境形成不同的判断”。
2.对战略目标的选择
江忆恩将战略文化分为现实型战略文化和理想型战略文化，不同类型的战略文化的差异，在战略目标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可以通过另一方面的类比来形象体现，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抛出了“十四点原则”，保持了对人性的乐观，主张通过建立国际机制能够实现世界和平，当然，最终换来的却只是“20年的休战”，两次大战的苦难经历后，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打破了理想主义的神话，将人们带回到赤裸裸的现实，将国家置身于弱肉强食的丛林之中，事实上，后来的许多国家采用了这一理论，并应用于外交实践中。
3.对战略手段和途径的选择
诚然，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战略文化，对于战略手段和途径的选择的作用也大不相同，现实型战略文化认可国际关系冲突的零和性，认为只有武力才是有效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这类战略文化使得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极具扩张性和侵略性，依此形成的军事战略具有外向性和进攻性。理想型战略文化则恰恰相反，认为解决冲突有许多手段和途径，武力只是其中一种，而且是最坏的打算。
二、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以“文化实体”的姿态而存在的，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出了同样意蕴久远、博大精深的战略文化，这种传统战略文化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闪耀着古人智慧的光芒，经过不断的演变和发展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核心价值，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一）天下观
任何一种对世界构想的体系，必先于地理空间开始。所谓“天下”，最初也是产生于其空间意义的，即“天底下的所有土地”，《尚书·禹贡》将天下细分为“九州”和“五服”，“九州”覆盖了华夏地域的所有部分，而以自京师向四面每五百里为一“服”分为“五服”，在这些基本的地理概念之上，建构出了古人的“天下观”。
随着中华文化的不断发展，“天下”概念的内涵也逐渐丰富和发展，更多地被思想家们用来阐述“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文化观、价值观。它体现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熏陶下的中国古人对自己文化所产生的高度自信。自封建国家建立特别是秦一统天下后，君王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无上的优越感使其有义务维护国内安定和保护属国安全，在这种“天下观”的影响下，繁衍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
1.大一统观念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包括地理疆域、思想意识以及政治体制的统一，处于同一个“天下”的人们，深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战国虽然分裂，但诸子百家提出各种一统天下的理念。儒家的德治与王道、墨子的兼爱、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强权政治、严刑重罚……都认为，中国只有走向统一才能避免战争。秦灭六国后，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地域上空前的统一，先秦时代的大一统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君权神授论的发展，大一统成为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范式，自此代代流传下去。两千年来读书人“内圣外王”的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平天下”即天下一统始终是作为古人的最高理想存在的。这种天下观影响下的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笔可贵财富，始终把中国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对当今中国和平统一事业也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2.重视防御
古人眼中之“天下”之所以只覆盖华夏地域，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三面深入亚洲大陆腹地，北部寒冷的西伯利亚，西北为高原沙漠戈壁，西南是高山峻岭，东面南面濒临沧海。这样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地理单元，相对隔断了同外界的交流，另一方面也给了中国人以较优越的安全感。钱穆先生也说，“因为数千年来常在一个大一统的和平局面下，因此他的对外问题常没有像他对内问题那般的重要。”此外，这种高度依靠土地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安土重迁，求稳定而不愿扩张。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近代清朝甚至用闭关锁国的极端方式强行隔绝了同外部的交流，足见其影响之深。
3.道德主义的天下秩序观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浓厚的道德色彩。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与理论充满了道德观点，其中尤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甚，主要表现为“德”、“仁”、“礼”、“和”。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从赞扬高尚的德行出发，推广到治国上，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劝导统治者只有以德治国才能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