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常常被儒家尊为“全德”，包括从个人修养到天下秩序的一种至高境界，“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要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还应该有一颗包容的心去爱众人。上升到国家、天下高度，儒家主张“仁政”，认为只要统治者实行仁政，就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礼”是儒家思想中另一重要范畴。在人与人交往方面，孔子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做到“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在构建封建等级秩序与治理国家方面，儒家的“礼”就是要建立一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等级秩序结构，并且认为统治者应运用道德与礼制来进行治理国家，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国与国之间也要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受这种文化伦理导向的支配，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取向也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人提倡的“德治”“仁政”等政治思想影响甚至牵制了统治者的决策，并是古代多个繁荣盛世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今被人们称道，当然，这种强调用“道德”来判断战争或政策的利与害、是与非，是一种非功利性的价值选择。
（二）和合文化传统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乃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的是结合、融合、合作。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的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合的民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和合思想资源。
首先主要体现在自然秩序上，“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提出了“太和”的观念，认为只要使阴阳处于“太和”关系中，万事万物就能保持各自的生命本质和存在状态。自然的本质是和谐，道的本质也是和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二十四章》），古人将道看成是世间最高的存在。
其次是其关于“以和为贵”的社会秩序思想。在人际关系上，孔子提倡“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现了中国文化中重和去同的价值取向。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和合文化倡导一种普世之爱，“四海之内皆兄弟”、“兼相爱”，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为大也”（《礼记·中庸》），强调要以开放、宽容的胸怀接纳他者，这与上述“和而不同”思想是一致的。体现在国家民族关系上就是“协和万邦”，唐太宗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国不殊”，因此“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促进了中国的多民族融合，也是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的重要因素，对现今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追求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灵魂可以归纳为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始终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从未间断。美国学者江忆恩根据古代的几部兵书及明朝几位大臣奏议的研究，认为中国具有强现实特征的战略文化，未免有失偏颇。我们需要知道，战略文化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只能根据各个时期的战略有多大程度符合其固有战略文化偏好以及该影响是否具有连续性来判断一个国家总体上的战略文化特征，而且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在中国的明朝以及近代的清朝其现实型确实要强于理想型的，这受到其各自所处环境以及决策者的战略思维的影响，并且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占据主流位置。
三、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战略的理性选择
在人类文明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血腥和战争。一个日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将会展示出什么样的形象，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全世界都在关注。对于中国来说，也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战略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战略文化，不仅对近现代中国的对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欣欣向荣的中国当代发展道路作了内在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和平发展道路，注定将是中国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的不二选择。
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可供选择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伴随着战争和武力征服的发展道路，西方大国的发展和崛起大都走的是这条路；第二条路是在西方大国扶持下发展和崛起的道路，战后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就是在美国的扶持下获得迅速发展的；第三条是和平发展道路，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我们要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所有这些，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都起到了巨大的维系和调节作用。”从刚开始官方表述的“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的口径统一，其实质意义并未发生改变，就是中国将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现在争论的关键在于，从世界历史上看，每一个地区大国或世界大国的出现和强大，他们经历的路程如同一个人，总与战争形影不离。英国的殖民帝国史，法国拿破仑时代的横扫欧洲，德国的统一及其向海内外的扩张，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岛国短时间内成长为一个地区强国，20世纪美国的崛起，也都是依靠武力实现的。由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也必将通过战争攫取霸权，“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西方对中国的无知、误解与恐惧，使得“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大国兴衰终究是难有最终答案的难解之谜，这不仅在于问题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而且也由于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历史发展的新趋向，不同国家兴衰的轨迹不可能简单重复。
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考量。
一方面，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中华民族向来都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亲仁善邻”“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600年前，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是茶叶、瓷器、丝绸、工艺，带给世界的是和平与文明。美国华裔汉学家王国斌先生指出：“中华帝国的国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磐石，但是它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将促进国家统一作为典范的领土观。”正是这个大一统观念使得中国历代更加专注于一统天下（即中国）而不关心外部世界，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始终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主流。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重视防御。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万里长城只是中原王朝为保卫农业文明而修筑的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而不是向外进攻、扩张的武器。”
这种战略文化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当然，中国的战略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着嬗变。近代一些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选择用暴力革命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独立，建国后出于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新生的中国仍处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挣扎之中。不可否认，“重力、尚武”是近现代中国战略文化的主要趋向，但传统战略文化价值观并未消亡，反而历久弥新，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战略文化发生重大转变，从以强调斗争为核心的战略观念转变为以趋向合作为核心的战略观念。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明确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完全是深厚的历史传统文化的时代反映，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出于中国自己的战略需要。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总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制约中国发展的困难依然存在。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实现现代化，为此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对外工作需要围绕4项任务展开：第一，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基本完整，即不遭受外来侵略，这是传统的安全目标，也是最基础性的目标。第二，为发展经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目前的核心目标。第三，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创造条件并推进统一大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领土主权完整问题，因为分裂即意味着一部分领土主权的丧失。第四，在维护世界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发挥作用。这几个目标是统一的，都是立足于“和平”二字。
思考中国对外关系理念，应把握两个要点：一是讲实力、讲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二是讲合作、讲友好和礼尚往来。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对内是要增强维护主权安全的能力，对外则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这种行为特点，既是自身战略文化传统的产物，也是对国际关系现状的积极回应。因此，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十分自然而理性的战略选择。
四、结语
毛泽东说：“《老子》是一部兵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战争和战略的历史影响不仅在于胜负的结局，而且还在于思想文化的展开。
战略文化理论假定战略环境以及对其做出的反应都是历史建构和社会学习的结果。其研究目的就是要证明战略文化作为国家行为的一种思想性来源，有助于揭示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中观念与行为之间更为明确的关系。当然，战略文化研究的历史不过短短三十余年，其理论内涵和解释力有待完善，笔者也并不认可战略文化对一国行为具有绝对的决定作用，无论哪一国，其决策总要与其国情相适应，战略文化更多的是影响决策者的战略思维，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认识问题的视角，不应该把它神圣化和绝对化。
最后，笔者想要谈一点现实问题，2007年初，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始》为封面标题，刊出专文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在享誉盛名的《大国的兴衰》出版20年后，其作者保罗·肯尼迪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中国仍在崛起，未来的中国将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综观历史，每一个崛起的大国其道路总不会一帆风顺，不平凡的2008，中国遭遇了太多自然的或人为的磨难，雪灾、“3.14”事件、大地震、“7.5”事件，2009，笼罩在金融海啸的阴影下，2010，依旧矛盾重重，灾难不断……转瞬十年已去，大国崛起之痛还在继续，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从长远来看，这么多的麻烦其实对中国来说具有正面的意义，中国如何理性和有效地处理已经发生的突发事件和预防潜在的危机，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标志。笔者始终相信，多难兴邦、天佑中华，和平开放、民主和谐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简介】张腾军 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国际政治专业09级硕士生 浙江 杭州 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