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构筑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依靠唯物、辩证与实践三大研究原则，不仅在妇女观的层面使长期被各种父权制意识形态所贬低、歪曲、遮蔽的妇女群体的真实价值、特殊功能以及不合理的生存境遇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同时也在方法论的层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以科学态度研究妇女问题的途径，即把“妇女解放”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历史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从而成功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妇女思想的局限并使自身的存在获得了科学形态。
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发展品格
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是一条不断发展的真理长河，具有“与时俱进”的典型品格。19世纪下半叶，自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基础之后，奥古斯特·倍倍尔率先发展了这一理论。他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进一步论证了马、恩关于私有制是性别压迫的重要根源的观点，指出“一切社会的从属和被压迫都是起因于被压迫的经济从属”。资本主义基于其私有的本质，所以“在有产者那里，妇女完全像在古希腊一样，往往被贬低到只是生产合法子女的机器、守家妇或荒淫毁身的丈夫的女看护”。而在无产者那里，虽然“随着工业一年年的发展，妇女就业的范围越来越大。但最重要的是：她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任何明显改善”，“妇女干的这些活不是最累的，就是最脏、对健康最有损害的”。并且，倍倍尔的妇女思想还明显具有试图将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相联，将妇女运动导向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倾向。
他指出：“妇女同工人一样，都是被压迫者”，“妇女与工人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妇女又先工人一步，就是说，妇女是人类中最先成为奴隶的人。妇女早在奴隶问世以前，就已经成了奴隶”。因此，妇女解放的未来就完全可能通过走与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实现——因为“未来属于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首先属于工人和妇女”。
而接近于倍倍尔的思想，被誉为“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之母”的克拉拉·蔡特金同样赞成通过将妇女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的途径来实现妇女解放。她指出：“妇女千百年来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不能在男人制定的法律中寻找，只能在由经济状况决定的财产关系中寻找。”因此，妇女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并且，蔡特金还特别强调了妇女参与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只有不分性别地团结在一起才能获得解放，吸收广大妇女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社会主义理想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之一”。“如果没有妇女参加，无产阶级就不能将自己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进行到底。”这样，通过蔡特金将妇女解放同人类解放、同社会主义紧密辩证结合的深刻著述，马、恩有关妇女解放的条件与途径、有关妇女的社会作用与历史贡献等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
列宁与斯大林深谙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之间的辩证关联，一方面告诫无产阶级：他们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告诫妇女：如同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一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他们非常重视法律权利对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首先是取消对妇女权利的各种限制”。与此同时，列宁与斯大林还非常清楚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并不是事实上的男女平等，要使妇女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就要使女工多多地参加公共企业和国家的管理”。并且，他们还高度评价了家务劳动社会化对于妇女解放的意义，认为只有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开始了反对这种琐碎家务的普遍斗争，更确切地说，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是这些（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毫不华丽、毫不夸张、毫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他们还率先实践了性别同工同酬的思想，强调“在劳动日制度下，男女一律平等，谁做的劳动日多，谁挣的钱也多”。这样，寓寄于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不仅首次由科学设想转变为社会现实，同时也通过理论的实践而进一步获得了体系内容的丰富与发展。
毛泽东承袭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基本原则、观点和与方法，在对中国的特殊国情与中国妇女特殊的存在方式进行透彻全面的把握与实事求是的分析基础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进程的第一步。他的“关于夫权压迫与劳动妇女较富家女子更有发言权的认识，比马克思更具体地阐明了妇女受压迫与男女不平等成因的多重性”。他通过对不同阶层的妇女进行分析，得出了农村妇女是阶级革命与妇女解放主体的结论。他洞察到妇女受压迫不仅是私有制产生的结果，而且也与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因而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寻求解放的道路具体化为“在斗争中求解放、在生产中求平等”，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初期妇女寻求解放的道路具体化为“继续走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毛泽东的妇女思想不仅在实践上开辟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更加具体化、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而继承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所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首先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他的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中国妇女运动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呼吸、共命运；他的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论，明确了中国妇女运动必须把团结动员妇女参与经济建设摆在首位；他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明确了中国妇女运动必须把优化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作为重要任务；他的“协调发展”的观点，明确了中国妇女运动必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动男女两性的协调和共同发展；他的“对外开放”的观点，明确了中国妇女运动必须自向世界。因此，尽管邓小平在其理论著作中并没有多少关于妇女以及妇女问题的直接论述，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思想已经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指明了新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方向、途径策略，已经构成了新时期正确认识中国妇女发展状况和制定妇女解放战略的前提依据，因此也就无可置疑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发表《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作出的科学分析和概括。这种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现象；第二，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第三，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第四，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第五，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这样，基于概念界定的明确、科学，内容概括的扼要、精辟，江泽民的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发展史上便取得了某种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并不是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认知图示，也不是对妇女解放途径的具体设计，而是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本质解释与原则性说明。它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的父权世界，把妇女解放作为了一种以现存世界为基础的人类实践活动，因而在理论特质上必然获得自我超越的发展品格，在文本逻辑上必然表现为一个前承后继的发展过程，并最终在发展的品格与过程中必然彰显出最为生机盎然的科学性。
【作者简介】潘萍 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副教授、浙江大学法学博士 浙江 杭州 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