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孔子作《春秋》开了曲笔、隐笔之先河，但真正的史家则是以直笔为基本的治学态度的。所以，《左传》记述了齐国太史及南史氏直书不惜以死殉职的故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从这个时候起，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就一直成为后世史家遵循的一个传统。刘知几在《史通》中，甚至专门写了《直书》、《曲笔》的专篇，来总结唐以前史家直书的优良传统。譬如刘知几就极为推崇三国时期的史家韦昭和北魏史家崔浩。韦昭在主撰《吴书》时，当朝权贵孙皓要求为父作“纪”，韦昭不从。北魏崔浩主修魏史，无所阿容，甚至因此而遭杀害。这种直书精神一直被正直的史官与史家所自觉效法，付诸实践。譬如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太宗言行。太宗欲索取过目，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加以拒绝。太宗问他：“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答道：“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旧唐书·褚遂良传》）而《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参与《则天皇后实录》的撰写，他曾如实记载了魏元忠事件的原委。宰相张说感到此事于己不利，想让史官“删削数字”，吴兢义正辞言斥之道：“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袁枢曾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宋朝国史的传，原宰相章的后人以同乡之谊，婉转请袁枢“文饰”章的传记。袁枢当即拒绝：“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下，不可负天下后人公议！”（《宋史·袁枢传》）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治史中的曲笔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客观存在。《史通》的作者刘知几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或者以实为虚，以是为非，或者虚美讳饰，任意褒贬。造成曲笔的原因，主要是史家为当权者的威势所慑，所以，刘知几感慨道：“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史通·直书》）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曲笔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被后来的历史所揭露。唯有秉笔直书精神，千百年来，始终成为史家效法的优秀传统，从而成为中国史学文化的主流精神。
不仅如此，学习中国古代史学传统，除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弘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外，还有利于我们增进学识和修养德性。关于这一点，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就曾这样说过：“青年人学习中国历史一是可以增长见识，二是可以学习古代那些杰出人物的高尚品行。”的确，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学习中国古代历史首先是能让我们增长见识。
这些见识作为我们知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作为中国人如果我们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一无所知，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正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学习中，得以了解我们国家何以称“中国”，何以称“炎黄子孙”，孔子何以被尊为“至圣先师”；我们也是通过对古代史的学习知道秦始皇是如何统一中国的，楚汉的刘邦与项羽是如何争霸中原的，曹操、刘备、孙权是如何三足鼎立的，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怎样开创的，康乾盛世是如何出现的，以及郑成功又是如何收复台湾的；我们也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学习，知道“仓颉造字”、“助纣为虐”、“胡服骑射”、“合纵连横”、“天人感应”、“绿林好汉”、“挟天子以令诸侯”、“垂帘听政”、“变法维新”等词有着什么典故，有着什么含义，如此等等。
而且，我们也只有学习历史，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现实。譬如，对我们的祖国——“中国”的认识，只有通过对整个古代史的学习才能有较为深入和完整的理解。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词在不同时代和场合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古代，它基本上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远古时代的国，规模大都很小，若干人口聚居的邑就构成了国。中心邑称为都，其余的称为鄙，鄙的耕作地带称郊。郊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广阔的未开垦地带叫野。如果国与国毗邻，则各国对野的利用权就加以划定，这样，国界就包括郊野在内。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这样的国曾经是很多的。所以古籍上常有“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战国策·赵策》）、“古有万国”（《荀子·富国》）等等说法。后来出现了一些中心国家，如夏、商、周三代所建立的国家。这时“中国”是指这些国家。从秦开始则出现了统一的国家。这些沿革不绝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号，直到清朝，还可以听到“我大清天下”的说法。19世纪中叶以后，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完全形成，疆域也已奠定，所以这时西方各国对我国的入侵，已完全是外国的侵略，和古代的与“蛮夷戎狄”的斗争性质完全不一样。这时，具有近代国家意义的概述——中国，就开始正式形成了。
由此可见，我们正是从历史的学习中理解“中国”这一神圣范畴的：我们这个国家从黄帝算起，已有5000多年历史，我们的列祖列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把广袤的国土开发出来，从秦开始又把它置于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统治之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愈益频繁。疆域国界，经过各朝的开拓逐鹿，到清朝时已基本奠定：它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南包括南海诸岛。在这个范围内，各族人民已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及至近代“公天下”的思想日益浸润滋蔓，那种“大明”、“大清”等家天下的说法已愈来愈被摒弃。
又譬如，我们也正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学习，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知道台湾和祖国大陆原始文化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长滨文化、大岔坑文化、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遗址代表着台湾旧石器时代的文明，它们证实着正是台湾早期原始居民和大陆移民共同创造了这些文明。从此以后，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虽然台湾也曾几度被外敌入侵与占领，但台湾人民为反抗外来殖民者的侵略，进行了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英勇斗争。
1652年9月爆发的郭怀一起义是台湾人民反荷起义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
到1661年郑成功率军25000余人，分乘船舰200艘，从金门科罗湾开航，浩浩荡荡驶向台湾，终于赶走了荷兰殖民者。此后又有数以万计的沿海百姓相继移入台湾，为台湾边防的巩固和本土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且，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也可以从台湾称谓的历史演变上得以证实。台湾在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我国早期的文献中有“夷州”、“流求”的称呼，后来又有琉球、小琉球的别称等等。明代嘉靖时，有人将台北高山称为鸡笼山，后来逐渐变成台湾北部沿海的通称。明清时期，大陆沿海商船去台湾南部沿海贸易，商人们称当地海湾为“大员”。后来才逐渐转音变为“台员”、“大湾”、“台湾”的。1683年清政府在此地设台湾府，这时开始，“台湾”逐渐成为全岛的统一名称。
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学习也还能使我们在做人的德性方面有所增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对古代那些仁人志士、俊才伟杰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崇高德性的了解，能自觉地敬仰和学习他们为人处事的德性品德。我们通常所说的学习历史可以增进爱国主义情怀，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对古代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崇高德行的学习而实现的。譬如，通过中国古代历史的学习和了解，我们知道，古代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精忠报国这一基本道德追求上。
我们所熟知的岳飞浴血奋战，抗击外侮无疑是精忠报国的具体表现。此外，通过学习历史，我们也知道精忠报国还体现在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安全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方面。譬如苏武出使匈奴，张骞出使西域，他们虽历经险阻，但始终不屈不挠，为国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精忠报国的思想也还大量地体现在许许多多忧国忧民、改革弊政的志士仁人身上。从屈原到范仲淹、王安石，从包公到海瑞，他们关心国家的治乱和人民的疾苦，尽心尽责报效国家和人民，这都是精忠报国思想的生动体现。显然，这些志士仁人身上体现的精忠报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确立爱国主义的情怀无疑是非常有借鉴和启迪意义的。
不仅如此，对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也还有助于我们拥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毛泽东在读史的过程中就曾对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发表过如下的见解：中国古代传统的大同理想的构想，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共产主义理想是有启发作用的。的确，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来看，“大同社会”一直是中国古代贤明的统治者与志士仁人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从历史上看，这一大同理想由孔子最早提出。孔子面对春秋时期诸侯纷争的现实状况，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以“仁爱”学说来游说各路诸侯，他一面谴责诸侯之争，一面疾呼仁政，呼吁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仇恨、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孔子认为，这个社会在古时候的尧、舜、周公时代曾出现过，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大同”。
这就是后来儒家向往的“大同社会”的缘起。孔子依照“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把和平美好的社会模式寄托于一个王道礼治的社会。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人们的文化视野开阔了。出于批判现实社会、提供理想社会模式的需要，儒家的这一“大同”理想又被重新提起，并被赋予了新的思想内容。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发表《大同书》，基本沿用了儒家经典中的“大同”模式来设计社会改良的理想方案。但他所论述的“大同”理想，其内涵已有根本变化，其中不仅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社会思潮，而且加入了西方社会经济生活和科技实力的内容。这一“大同”理想在当时对促进社会的变革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孙中山甚至把“天下为公”看成是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最理想模式，曾亲自手书“天下为公”四字以勉励革命同志。
可见，屡见于史籍的“大同”理想虽然反映的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乌托邦思想，但却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这一美好社会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古代圣贤所提出的这一理想无疑又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
学习和了解这一“大同”理想及其历史上许多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孜孜奋斗、精进不已的志士仁人的事迹，对于我们确立理想主义的生命情怀是很有意义的。
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学习历史，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那一份深刻的历史意识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的又一个具体例证。
【作者简介】祁青 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杭州 玉泉 310027张 萍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 杭州 下沙 3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