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国外研究概述
国外经济学家关于反贫困的研究由来已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于1979年提出“穷人经济学”，并就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撰写了许多著作，如《改造传统农业》、《农业经济组织》、《人力资本投资》等著作。西奥多认为，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并指出了人力资本和农民素质提高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阿玛蒂亚·森更加注重贫困问题，他认为很多时候人的贫困是“能力贫困”，他把人的能力作为发展的真正内涵，并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论经济不平等》等著作中提出了此类观点。世界银行对人力资本贫困研究也由来已久。
198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主题为“人力资本开发与减轻贫困”，认为人力资本水平低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最早提出能力贫困的概念，并将贫困定义为：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这些相关理论都突出了“人”的因素是反贫困的关键，他们都在思考如何用市场机制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用市场机制培育农民主体地位。从理论发展的趋势看，扶贫不仅仅是要有钱可花，更多的时候是人的能力的提升，人的生活意义提升，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2.1.1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
区域发展理论主要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发展起来的。随着各国区域经济问题的出现，区域经济理论开始注重经济增长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这方面也是有着大规模的引进和介绍。关于经济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性理论主要有：
1.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
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众多产业，从而突破其发展瓶颈，推进经济全面高速增长。大推进理论的论据和理论基础建立在生产函数、需求、储蓄供给的三个“不可分性”上面（郭熙保，1998）。
2.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该理论认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郭熙保，1998）。
3.冈纳·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
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强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蔡荣，2000）。
4.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
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王翼龙，1990）。
5.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张敦富，1999）。
6.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论
该理论认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王吉人，2007）。
7.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
该理论的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王吉人，2007）。
8.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
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施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王吉人，2007）。
2.1.2与农民增收有关的理论
在国外经济学界，与“农民增收”问题相关的研究较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马歇尔的供给理论、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舒尔茨的技术停滞理论、速水佑次郎的农业发展阶段论、安德森等学者的相关研究。
1.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1933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这一规律表明：随着社会收入的增加，增加的收入中，消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于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当人们的农产品消费需求不足时，农业自动减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农民增收自动掉入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设置的“陷阱”中，尽管产量不断增加，但是农业生产效率始终无法提高，农民收入难以有根本性提高。在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以上的消费倾向论点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
根据这个假说，在一个社会中，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收入中储蓄所占比重会愈来愈大（萧琛，1999）。
2.马歇尔的供给理论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划时代”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供给理论，也叫做生产理论。该理论提出，劳动、土地、资本、组织是生产的四要素。马歇尔重点分析了土地报酬的变动规律，他认为土地报酬是土地对用于土地上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它的变动倾向可能是递增的，也可能是递减的。不过，在土地已充分利用而人口压力不断增加的国家里，土地报酬递减则是不可抗拒的。根据这一理论，农民收入递减是必然的（朱志泰，1981）。
3.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创立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集中地研究了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出了工业化带动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大经济部门。一是工业发展的现代部门，一是维护生计的传统部门。
两大部门的主要差异，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资本运用完全不同。现代部门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而传统部门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其二，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现代部门采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而传统部门采用手工劳动。其三，生产规模完全不同。现代部门生产规模较大，而传统部门生产规模较小。其四，生产率完全不同。现代部门因为生产规模较大，又使用再生产性资本，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规律，而传统部门因为生产规模较小，又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受到土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其五，收入水平完全不同。现代部门生产率较高，因此收入水平较高，其中产出的一部分可以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传统部门生产率较低，因此收入水平较低，产出仅够维持生存。在刘易斯看来，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转移。现代部门扩张，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制度、相互贸易等途径，既使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又使传统部门获益并且得以改造更新而转化为现代部门，也使现代部门促成再生产性资本的进一步增长、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现代部门扩张为主，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互联互动并且循环往复，不仅推动和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而且推动和促进了不发达经济转变为发达经济（马涛，2002）。
4.李斯特的农业残缺理论
李斯特认为，“农业残缺状态”是指这样一种情形：一国由于缺乏强大的稳步发展的制造力，致使所有新增人口不得不全部投入农业生产中去；由于土地有限，一旦出现过剩人口，他们若不迁徙国外，就只好在现有土地上同原有的农户争夺土地，将土地零星分割，直到每个家庭占有的土地变得很小，以至于产出仅能满足农户在生活资料和原料方面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那部分需求，再也没有剩余可以用来同工商业者交换农业所必需的工业品。这种情形的必然结果是，一方面农业部门的剩余产品被大量新增人口消耗殆尽，该部门无法得到新的资本投入，农业劳动者及其家庭只能长期维持在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上；另一方面，由于原有土地不断分割而造成人均土地占有规模日趋缩减，农业生产的人均产出不断下降。他认为，当一国制造业发展处于正常状态下，一旦该国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时，其新增人口大部分将转移到制造业部门中去；其农产品剩余的一部分将作为原料和生活资料向制造业提供，另一部分用来换取必需的工业品、机器和工具，以满足农户在消费和提高其产量方面的需要。如果这种演进能及时出现，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力就能同步，这样的增长将是无止境的：不再会有更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现有土地也不再会被分割；农业新增人口将不断地在制造业部门找到工作，最终趋势是制造业人口将大大超过农业人口。这一局面延伸下去的前景，是该国发展成为一个农工商三业齐备的经济强国（张志强，2008）。
5.速水佑次郎的农业发展阶段论
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研究发现，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应实施不同的农业政策。在工业化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工业转移，资本集中于大型工业导致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和工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由此产生了农业贫困问题。农业收入水平的持续下降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但如果把此时农业保护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无疑会影响工业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对农业进行有限的保护，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速水佑次郎指出，直到二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期为止，日本农民的平均收入还大大低于其他产业劳动者，但今天农民的人均收入已经高出城市职工家庭10％以上，即高速经济增长解决了日本过去的粮食短缺和贫困等农业问题（沈金虎，2003）。
以上这些理论对农民增收提供了许多积极的思路，但在我国不能照搬，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供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