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研究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关键是农村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农村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可如何致富一直是中国最广大农民面临的难题。三十年来，中国涌现了一些非常富裕的农村：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刘庄。然而，考察这些农村的致富途径不难发现，这些村庄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村，他们的财富都来源于工业化的产业，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一直坚守传统农业的安徽凤阳小岗村，虽然首推大包干第一年就跨过了温饱线，但是三十年都没迈过富裕坎。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如何走上富裕的道路，农民在吃饱了饭之后如何增收，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2010年我国贫困人口从上年的3597万减少到2688万，减少90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8％下降到2.8％，减少了1个百分点，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减贫形势最好的一年。2010年，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上年的2842元增加到3273元，增加了431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2％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进入“十二五”，减贫的任务依然繁重。贫困人口的规模还很庞大，如参考国际标准，贫困人口会更多；返贫压力十分明显，根据有关分析，在贫困人口当中，属于当年的返贫人口占三分之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西部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达到全国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贵州、云南、甘肃三省的贫困人口占全国40％；收入差距扩大，相对贫困的问题也很突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2011年3月12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将肯定上调。未来，“低保”和“扶贫”这两项制度将得到有效衔接。目前，中国的“贫困线”是1196元人民币，而“低保线”已在去年底上调至1404元。“贫困线”是当前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过低的“贫困线”让过亿居民人为的“被脱贫”，要“提高扶贫标准，减少贫困人口”。因此，中国的“贫困线”肯定会上调。对于上调幅度，范小建表示，现在有各种建议，具体方案仍在研究。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在中国，“低保”主要是针对没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做出的“兜底性”制度安排，通过救助维持其基本生存。而“扶贫”，针对的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政策的扶持，提高其收入水平，最终实现脱贫致富。从这个角度来说，“贫困线”理应在“低保线”之上。虽然“贫困线”的上调幅度尚不明晰，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扶贫标准提高，扶贫范围也将随之扩大。扶贫标准提高后，覆盖的对象会多一些，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将可以享受发展成果。
温州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经济发展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的总体小康水平，但是温州各市县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文成县等欠发达地区，其农民增收非常困难。
在当前这个经济社会重要转型时期，欠发达地区发展依然是全局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依然是该市实现“第三次跨越”面临的最大难题，破解这一难题将是一场艰难的攻坚仗。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特别是促进低收入群众增收，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事关全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全面建设惠及全市人民的小康社会的大局。如何切实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已经成为地区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为此，提高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发挥特色优势和后发优势，不断创新扶贫机制，从而不断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是挖掘温州市经济潜力的有效方法，是实现温州“三次跨越”的重要组成部分。
1.农民增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国家政治和经济全局的根本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
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购买力水平，是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促进农民增收，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它既是改善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又是拉动内需，培育消费市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农村的稳定发展是经济社会全局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民是不是增收，实际上是我们评判农村政策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我国有9亿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4/5，占世界总人口的1/6。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的根本问题。我国能否实现现代化，关键看农业是否现代化，同样，能否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于农民是否实现小康。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不仅有赖于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更有待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难之点，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关键之点，不是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而是农民收入的普遍大幅度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是包括9亿农民在内的小康。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看，农村是全面小康的薄弱环节。目前我国还有1479万农民没有脱贫。只有农民首先解决了温饱，摆脱了贫困，才能谈得上农民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才能建成完整意义上的小康社会。试想，没有为数众多的农民的小康作为支撑，我们的全面小康社会岂不是空中楼阁。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而农民增收是全面实现小康的重中之重。
2.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农民增收
整个国民经济是城乡一体的，城乡需求相互依存，农村需要城市市场，城市也需要农村消费，只有城乡需求互相满足、大体协调，国民经济才能够健康运行，否则经济发展的需求链条就会中断，出现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的局面。
目前我国因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生产增长的速度而使需求链条难以为继。一是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非农产业的增长速度。1996年至2000年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下降了10倍，而同期非农产业增长了1.46倍。农民的收入增量和财富存量只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根本没有多余的消费能力满足非农产业的增长需求。二是在各类需求主体中，特别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农村的需求更为不足。1998年至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3.5％，而城市居民为8.7％，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农村居民的2.6倍。2002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达到了3.1∶1。若继续任由其发展，预计到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将突破4∶1。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扩大，农民找不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加上收入上不去，心理就会失去平衡，由于利益引发的各种矛盾就会加深甚至随时爆发，给农村的稳定带来威胁（曹艳春，2002）。在各类需求主体中，农民需求能力最低。在国民经济整个需求链条中如果农村需求这一块塌下去了，就会诱致国民经济的整体性通货紧缩，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潜力的发挥。因此，要维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增加农民、农村的需求，而增加农民、农村的需求必须促进农民增收（邓大才，2004）。
3.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农民增收
早在200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期间，朱镕基同志说：“中国除非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保持农村地区的稳定，否则无法获得长期的稳定。”2002年朱镕基总理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罕见的篇幅再次强调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解决“三农”问题的艰巨性。2003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九位领导有五位参加，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三农”问题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明，“三农”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非常危险的程度了。如果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和负增长，生产和生活就会陷入困境，心态不平衡的程度就会进一步加大，那么我们苦苦追求多年才得到的稳定局面，是否还能维持得住值得怀疑。
马克思说过，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三农”问题最终解决还是要靠农民自己，靠内因起作用。农民要自己救自己，要主动破解“三农”问题，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对农民进行教育投资，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进城务工经商的能力，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而教育是一项长期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依赖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另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农”问题的其他非经济性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为基础，农民不能增收，一切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都无从谈起（邓大才，2004）。因此，农民持续增收是破解“三农”难题的客观要求。
4.农民增收是扩大内需的需要
扩大农村需求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广大农村是落实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10大措施的重要着力点。在国家出台的一揽子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措施中，重点之一就是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村消费，扩大内需。我国农村人口多，需求量大，开拓农村市场应具备更有利的条件。据推测，农村人口每增长1元钱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新增2元的消费需求。如果农村家庭每户多购买100元钱的消费品，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160亿元的消费需求（魏永春，2002）。
因此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农村，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民消费，是解决内需不足的有效途径。城市居民对轻纺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已趋饱和，但在广大农村，农民的消费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农村市场的潜力挖掘不出来，扩大内需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就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全局。开拓农村市场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增长加快，必然会增强农民的支付能力，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从根本上推动工业生产，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作用。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当前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2研究目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奋斗目标之一，需要政府部门进行政策性推动和扶持。基于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温州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现状的初步调研，笔者准备以文成县为例，开展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的对策研究。
第一，当前的扶贫工作已经处于与以往不同的阶段，是在实现温州“第三次跨越”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展开的，农民增收对策必然会有新的特点和新的要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针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存在不稳定性、增速缓慢、政策效应递减等现象，希望能通过理论的思考和实践的探索，寻求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进行对策研究，希望为当地政府调整扶贫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第二，通过研究，分析温州市现阶段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变化特征，找出存在的问题，探讨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配套机制，希望对沿海其他经济类型及区域的相关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三，任何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的深入调研，探索适合本地区特色的发展道路，总结成功的发展思路和新农村建设经验，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不同区域的农业、农民、农村有其独特的一面，因地制宜地分区域探索农民增收模式，是该项研究的目的。
1.3研究内容和数据来源
1.3.1研究内容
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增收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达到对其科学地认识和研究，必须准确地把握其涉及的多个方面，这也是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的研究重点为以下四个方面：
（1）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综述；
（2）文成县农民收入变化特征；
（3）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
（4）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途径与对策。
1.3.2数据来源
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普查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二是温州市农办、市扶贫办、市财政局、文成县扶贫办等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三是课题组在欠发达地区进行的调研过程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
1.4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成县为例，采用农户调查、政府咨询与专家讨论等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文成县国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年际和结构变化特征，明确该县农民增收的关键限制因子，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途径和对策。具体研究方法有：
（1）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相结合。对文成农民收入的变化特征，突出描述性研究；对文成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突出解释性研究。
（2）比较研究与预测研究相结合。通过横向研究，对文成县与浙江省、温州市之间的农民收入情况进行分析比较；通过纵向研究，对1978年以来各个阶段文成农民收入变化情况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出变化特征。
（3）文字叙述与图表说明相结合。用文字叙述勾勒总体印象，提出鲜明观点；用图表说明支撑观点，丰富论据。
（4）理论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农户调查、政府咨询与专家讨论相结合，掌握文成县农民增收的第一手资料；运用农业经济学、公共管理学、财政学等理论，分析农民增收的意义、存在的问题，提出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