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快意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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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大寒纪——一身惨绿,四境深蓝,我行方踽,一片大寒。(4)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孟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五年以后他回国,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5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10月28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

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地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异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狱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地,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台大外系老师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台静农。我在历史系的时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1967年出售家藏书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1963年我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旧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文集》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竟是:“我不在乎。”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0.023页。每页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不是笑谈吗?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杨牧等糊涂人,在报上推崇他“有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哪有“耿直与狷介”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活动,全篇都是滥情之作。其实台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学阀中之酸者也!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颇有争风吃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唯女弟子是尚。1961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概见。经我写文章揭发,才有男生当助教。林文月风华绝代,当年以台大校花闻名,二十多年后,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胡茵梦在旁,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下来,胡茵梦也风华不再,前后美人儿,都以“终老”下场,亦可哀也。

我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我,我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做的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我现在是个80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感到浪费过多。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休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论学,只是自己做学问,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5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都愿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著手斲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斲丧得愈厉害。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历史系四年中,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罗”。在那种时代,恋爱环境颇为艰苦,连到旅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袁方《记者生涯》书中记有蒋介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可见此风之渐,原自上起。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租了一间小房,有时和“罗”两人在一起,并在1956年10月15日这天“情归不处”(我不再是处男,她也不再是处女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地去过一次,性交、戏水,洗得好痛快。我和“罗”的恋爱,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对,她母亲罗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着碗里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这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水准,我至今犹有余憾。在“罗”离去以后,我花了半年时间用日记勉励我自己,但是,过多的日记其实活像理学家与宗教家们的内省功夫,这种功夫一个人做尚可,可是一与人接触,便败相毕露、犯错累累,晚上在日记上自责,第二天一出了门,又复失控。如此周而复始,实在无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决定停写了。这次记日记的经验,使我此生很少做长篇的自省式的日记。我认为三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罢,都要有临场的可行性才算,而自省式的日记一如军校练兵,上了战场能否打胜仗,还要看实际才行。

我在台大送报期间,每天骑脚踏车到馆前路,以现金批报,然后转回来。有一天路过博爱路,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檀岛水仙花后”吴兆云的照片,很为照片着迷,前后去看过好多次。后来发现我年纪愈大,愈有这种轻微的“画像恋”(ioonolagnia)的倾向,喜欢看我所选出的美女图片,尤其裸体的,只是我选出的标准极严、极为挑剔,所以虽搜集了大量照片,可是看中的却千百不得一。文星后期,林海音到我家来,听说我雅好此道,送了几张她眼中的美女图片,她一走,我就给撕了丢到垃圾堆去了,原因无他,审美标准不同故也。照英国埃利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的说法,“画像恋”的大类是“性景恋”(scopophilia或mixoscopia),就是喜欢窥探性的情景、看黄色书刊、看春宫画、小电影之类,我亦顾而乐之。一般普通的表现是搜集明星照片、海报,或到电影院看莱昂纳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难免,只是程度深浅标准高下而已。除了“画像恋”的癖好外,我在台大,有一次经过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看了一个舶来品的塑胶材料的模特儿,造型、表情、姿势、身材,皆属极品,我看呆了,后来又去过几次,流连不已。台湾一般百货公司或服装店所有的模特儿都是本土制的,都土头土脑,不好看,可是当年延平北路那一个模特儿却完全不同,我怀疑我又可能有轻微的“雕像恋”(pygmalionism)的倾向,可惜我不是艺术家,否则我也许会像那位古希腊雕塑家一样,迷恋上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女呢。古书《闻奇录》记唐朝进士赵颜有“画像恋”,对一画中美女神往不止,画工说:“余神画也,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赵颜遂叫“真真”叫了一百天,画中人真活起来了,这是“画像恋”转出的白日梦,我无此福气也。古书《壬子年拾遗记》记刘备有“雕像恋”,他的甘皇后十八岁,漂亮无比,但刘备和她做爱时,却要旁边一个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着,刘备“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可见刘备是“雕像恋”同志也。

如此这般的“雕像恋”后四十年,我在东森电视台做《李敖黑白讲》节目,访问了“情趣商店”,老板拿出“充气娃娃”展示,并说如果有资本支援,他们可做出与真人一样的硅胶美女,长相、身材、尺寸等都可任君选择。我在电视节目中特别提到古书《中西纪事》的记录,这书记清朝人看到洋人能“刻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服,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我说这一有趣的见闻,可见清朝时代就有这种可以跟“它”性交的“充气娃娃”了,今天“充气娃娃”的最大缺点是不逼真、不好用、不舒服,如果现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样逼真、好用、舒服的硅胶美人出来,不但身上有声光化电配备,且具松紧、润滑、颤动、吐纳效果,一应俱全。或燕瘦、或环肥、或海伦、或麦当娜……任君择之,并可照你提供的照片定做一个,这岂不比真人更少麻烦?陈水扁若开一“台北市硅胶美人妓女户”,岂不比真妓女更经济、卫生、安全、人道,并且永远不会抗议呢?以上意见,我从不认为是开玩笑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认真的建议。当然,为了不歧视女性,“硅胶裸男”亦照样可大量制造,只要别像李敖就好啦。我在电视节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郭先生、角先生、假鸡巴、人工阴茎),技术之高,已全然拟人化,并且比真人还理想呢。真人纵大淫棍,一连两次,也会“指头儿消乏”;纵威而钢,一连两次也会“哲人其萎”,但“硅胶裸男”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阴道永壮、青春不老,岂不更理想中用?若说硅胶不是真人,和“它”性交会有心理障碍,此真浅人之论,人生真伪,只在幻想力丰不丰富、只在一念之转。若说面对真人才有情调,也是胡说。妓院中有妓女一边接客一边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聊天之事,也有大喊“卡紧!卡紧!”(闽南话“快!快!”)者,是真人又怎样,又何情调之有?结论是恋真人固是人之大欲,但“硅胶雕像恋”在现代科技效果下,虚拟幻境、上情下达,亦足多者。这种发现与真话,只有李敖说得出来并说得头头是道、有益众生。“画像恋”万岁!“雕像恋”万岁!“硅胶雕像恋”更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