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孟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五年以后他回国，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5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10月28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
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地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异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狱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地，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台大外系老师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台静农。我在历史系的时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1967年出售家藏书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1963年我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旧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文集》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竟是：“我不在乎。”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0.023页。每页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不是笑谈吗？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杨牧等糊涂人，在报上推崇他“有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哪有“耿直与狷介”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活动，全篇都是滥情之作。其实台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学阀中之酸者也！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颇有争风吃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唯女弟子是尚。1961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概见。经我写文章揭发，才有男生当助教。林文月风华绝代，当年以台大校花闻名，二十多年后，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胡茵梦在旁，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下来，胡茵梦也风华不再，前后美人儿，都以“终老”下场，亦可哀也。
我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我，我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做的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我现在是个80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感到浪费过多。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休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论学，只是自己做学问，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5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都愿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著手斲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斲丧得愈厉害。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历史系四年中，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罗”。在那种时代，恋爱环境颇为艰苦，连到旅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袁方《记者生涯》书中记有蒋介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可见此风之渐，原自上起。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租了一间小房，有时和“罗”两人在一起，并在1956年10月15日这天“情归不处”（我不再是处男，她也不再是处女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地去过一次，性交、戏水，洗得好痛快。我和“罗”的恋爱，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对，她母亲罗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着碗里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这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水准，我至今犹有余憾。在“罗”离去以后，我花了半年时间用日记勉励我自己，但是，过多的日记其实活像理学家与宗教家们的内省功夫，这种功夫一个人做尚可，可是一与人接触，便败相毕露、犯错累累，晚上在日记上自责，第二天一出了门，又复失控。如此周而复始，实在无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决定停写了。这次记日记的经验，使我此生很少做长篇的自省式的日记。我认为三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罢，都要有临场的可行性才算，而自省式的日记一如军校练兵，上了战场能否打胜仗，还要看实际才行。
我在台大送报期间，每天骑脚踏车到馆前路，以现金批报，然后转回来。有一天路过博爱路，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檀岛水仙花后”吴兆云的照片，很为照片着迷，前后去看过好多次。后来发现我年纪愈大，愈有这种轻微的“画像恋”（ioonolagnia）的倾向，喜欢看我所选出的美女图片，尤其裸体的，只是我选出的标准极严、极为挑剔，所以虽搜集了大量照片，可是看中的却千百不得一。文星后期，林海音到我家来，听说我雅好此道，送了几张她眼中的美女图片，她一走，我就给撕了丢到垃圾堆去了，原因无他，审美标准不同故也。照英国埃利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的说法，“画像恋”的大类是“性景恋”（scopophilia或mixoscopia），就是喜欢窥探性的情景、看黄色书刊、看春宫画、小电影之类，我亦顾而乐之。一般普通的表现是搜集明星照片、海报，或到电影院看莱昂纳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难免，只是程度深浅标准高下而已。除了“画像恋”的癖好外，我在台大，有一次经过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看了一个舶来品的塑胶材料的模特儿，造型、表情、姿势、身材，皆属极品，我看呆了，后来又去过几次，流连不已。台湾一般百货公司或服装店所有的模特儿都是本土制的，都土头土脑，不好看，可是当年延平北路那一个模特儿却完全不同，我怀疑我又可能有轻微的“雕像恋”（pygmalionism）的倾向，可惜我不是艺术家，否则我也许会像那位古希腊雕塑家一样，迷恋上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女呢。古书《闻奇录》记唐朝进士赵颜有“画像恋”，对一画中美女神往不止，画工说：“余神画也，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赵颜遂叫“真真”叫了一百天，画中人真活起来了，这是“画像恋”转出的白日梦，我无此福气也。古书《壬子年拾遗记》记刘备有“雕像恋”，他的甘皇后十八岁，漂亮无比，但刘备和她做爱时，却要旁边一个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着，刘备“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可见刘备是“雕像恋”同志也。
如此这般的“雕像恋”后四十年，我在东森电视台做《李敖黑白讲》节目，访问了“情趣商店”，老板拿出“充气娃娃”展示，并说如果有资本支援，他们可做出与真人一样的硅胶美女，长相、身材、尺寸等都可任君选择。我在电视节目中特别提到古书《中西纪事》的记录，这书记清朝人看到洋人能“刻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服，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我说这一有趣的见闻，可见清朝时代就有这种可以跟“它”性交的“充气娃娃”了，今天“充气娃娃”的最大缺点是不逼真、不好用、不舒服，如果现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样逼真、好用、舒服的硅胶美人出来，不但身上有声光化电配备，且具松紧、润滑、颤动、吐纳效果，一应俱全。或燕瘦、或环肥、或海伦、或麦当娜……任君择之，并可照你提供的照片定做一个，这岂不比真人更少麻烦？陈水扁若开一“台北市硅胶美人妓女户”，岂不比真妓女更经济、卫生、安全、人道，并且永远不会抗议呢？以上意见，我从不认为是开玩笑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认真的建议。当然，为了不歧视女性，“硅胶裸男”亦照样可大量制造，只要别像李敖就好啦。我在电视节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郭先生、角先生、假鸡巴、人工阴茎），技术之高，已全然拟人化，并且比真人还理想呢。真人纵大淫棍，一连两次，也会“指头儿消乏”；纵威而钢，一连两次也会“哲人其萎”，但“硅胶裸男”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阴道永壮、青春不老，岂不更理想中用？若说硅胶不是真人，和“它”性交会有心理障碍，此真浅人之论，人生真伪，只在幻想力丰不丰富、只在一念之转。若说面对真人才有情调，也是胡说。妓院中有妓女一边接客一边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聊天之事，也有大喊“卡紧！卡紧！”（闽南话“快！快！”）者，是真人又怎样，又何情调之有？结论是恋真人固是人之大欲，但“硅胶雕像恋”在现代科技效果下，虚拟幻境、上情下达，亦足多者。这种发现与真话，只有李敖说得出来并说得头头是道、有益众生。“画像恋”万岁！“雕像恋”万岁！“硅胶雕像恋”更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