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快意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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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投笔纪——虽云从戎,却未投笔,军中黑暗,我来掀底。(3)

10月24日起被派参加“三民主义讲习班”,听八股、考八股后,又被派去参加演讲比赛。11月3日,我写信给王尚义、马宏祥、陈彦增报告趣闻如下:

“三民主义讲习班”被抓公差,参加讲演比赛,本人先讽第一营营长不诚实(此人常打一预官朋友官腔,故趁机讽之),继说师长对“班训”解释之错误,然后军中乐园、打炮、女人大腿、anti论、高跟鞋等全部出笼,众大哄堂,我的营长笑得抬不起头,众大笑后继大骇异,盖彼等当兵以来从未见如此庄严场合竟有如此狂人也。事后中队长(第一营营长)以“头发蓬乱,仪容不整,没礼貌”反击我,并嘱“勿放肆”。我演说时另一组回头听者有之;骂我神经病者亦有之;誉我者亦多,而我态度之自然,则任何与赛者所不能望项背也。此次最后一名当然又依步校旧例——仍旧由本人获得。

“历史人物评介”比赛又把我推出来,本拟讲武曌或玉环,因为已受好几个笑脸警告,谓在那种神圣场合安可再及于女人?于是我被硬指定讲关公,在十三四分钟的演说里;在副师长瞪眼睛里;在四五百军官大笑欢呼嗟叹声里;在十几次掌声打断的情况里,我以严肃的脸孔;以台大历史系的金牌子;以嬉笑讽刺的口吻,轻而易举地拆穿了关老爷那张偶像的脸,顺便拆穿了花木兰、包龙图、郑成功等人的真面目,下台后副师长赶忙上去一再强调关公是民族英雄,忠肝义胆,阿兵哥们则人人以一种惊奇而忍俊不禁的鬼脸看我,一位预官说:“我们很久没听你讲演了,你又来了!”另一位说:“你的演说使三民主义讲习班光芒万丈!使预官班光芒万丈!”有的说:“你把关公根本否定了,在你嘴里,关公一个钱都不值了!”一位少校说:“李敖啊!你真有一套,你的历史背得真有一套!”有的叹我游戏人间;有的欲挽我长谈,与我为友,指导员说:“为了讨好听众,你的效果达到了;为了争取第一,你就失败了。我们内心佩服你,可是场合不同,所以你得了最末一名!”颇有人为我得倒数第一不平者,哀哉!

最有趣的,那位第一营营长——神经营长,在12月19日还跟我有一段后话:

在操场冷风中写此日记,值团长及刘蕴富来,相谈甚久。团长言及钱穆及胡适皆为治史的,又杂谈家世及出路,神经营长笑握我手,左手又握上来,我也握过去,四手握在一起。他连说我们是三民主义讲习班同学,我说不敢当不敢当。后来他问我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看我好像有点神经病。我心里想:问这话的人心里就有神经病!他劝我入世后小心讲话。

11月18日,我又记录了军中的鸡奸问题:

连长夜归来,言跳伞事,并为我抄得屏东军中乐园的史料,甚感其意,其两肩伤痕甚多。聚谈中,副座言及连中鸡奸事件,想不到黄吴照班上只有两人幸免,真骇人听闻者也,充员多秘不敢报。我力主从速解决此类事,不可再姑息。副座以难以启口当面指责,只嘱充员于其逼进时赶紧来报告。

11月23日,我又有机会接近屏东三地门的高山族:

午后突来电话,立即撤往振兴,在日光与尘土的昏黄里,静默地走过了这一程。在振兴沟中洗脚,沼中大便,未及晚饭忽有特殊情况,竟得驰赴三地门,路甚直,二又二分之一飞驰,群山在望,右面丛山下层成一形,甚直长,抵堤边后即入市区——所谓市区者,一条土街耳!见到很多高山族,一男人在买烟袋,我和他讲日本话,他笑了,他们多用日本语或部分高山土语交谈,很少会台语的。一店员说在这儿开店要会五种话,即国、日、台、客、高山。高山族女人多又穿裙又穿长黑裤(下开口),好包头,族民皆脏而窝囊,好喝酒、吸烟吃槟榔,男女皆如此。好友则相抱贴脸同饮一杯酒,女郎最惧伊兄,以前一破衣可易一鸡,彼多挑大担柴下山来,卖十元,烟酒槟榔一阵而后返,乐在其中,政府对彼有特殊待遇,念书者皆公费。

这一奇遇使我亲眼看到真正台湾人(高山族)不讲“台语”,原来闽南人的“台语”根本是假台湾话。

11月28日我写信给妈妈,请支援买个手表:

因我已一年四五个月没有表,极感不便与误事,决心下月(12月)买一只Titoni,是最低级的空中霸王表,不算好,但是还可用,约六百五至七百,我想动用稿费、狐朋狗友的乐捐,及你的一部分美援买它下来,你愿意美援多少?不援不好意思。

谈到手表,我正好有一写。我在二十岁以前从来没戴过手表,二十岁生日后第二天,爸爸死了,火葬前他的手表留下来,由我戴上,后来遗失了,从此又没有表。我做预备军官排长,没表极不方便,可是一直没钱买,只好老是向别人问时间,这次由妈妈以下集资买表时,排长生涯已近尾声了。不过,在尾声日近时,我却有了一次离开台湾本岛的机会,十七师调往澎湖。我在澎湖共住了十天。到了2月1日,五十七师那边忽然传来提前退伍的消息,不久证实2月6日退伍。有日记如下:

2月5日

……8时后参加排中欢宴,大吃小喝,敬酒送照片一类,排附即席亮出送我之钢笔。散席后我一一嘱别,德武、永亭等皆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与他们谈至夜深,收拾东西,忠明强送我“川资”,我强拒之,1时后始睡。

2月6日

4时三刻凤中鸣叫醒我,永亭、德武及陶、郑班长皆来送行。车站候车时,菊生又持早饭来,排附也来,江涛又来送我装饰兔子一对,王宇送王八一对(外包以红纸,上写:“不可泄露天机,至家后再拆!小心放置,不可挤压,王宇赠”字样),陈仪贤送珊瑚领带夹一对。早上在卡车中享受空气——那是一种脱羁的自由的空气,在码头领到退伍证,一纸文书,令人无限感慨……

退伍以后,施珂写诗送我,其中一首是:

小功一个又一个,还有一个也允诺,

幸有李敖小子在,预备军官增颜色。

我想施珂真说对了,我的确为预备军官增了颜色,自有预备军官以来,我想从来没有像我这样认真地从这一年半的军人生涯中汲取经验,留下记录,在磨炼中加工、在困境中周旋,不消极、不退缩、不屈服、不鬼混,最后得其正果。国民党政府以预备军官制度牢笼人,可是我却能冲破网罗,趁势加强了我日后打击它们的本领与本钱!国民党号召做“革命军人”,最后冒出了李敖这种革它们命的军人,可真有趣极了。

在军中一年半时间,我心之所系,在Rosa身上。她是外文系的漂亮女生,我单恋而已。我在军中,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给她,她回信说:“你的文笔是美的,颇动人的,读了你这篇抒情散文,我甚佩服你的想象力及羡慕你的灵感。既然写作是你的癖好,替我写一篇散文如何?作何用?恕不奉告,让我提议一个你很感兴趣的题目——红玫瑰。我相信你定能写出令人废寝忘餐之杰作来。”我为她写了,她用“黎思”笔名,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了。Rosa一直是我军人时代“性幻想”的主要对象,当我收到她信的时候,一连高兴了好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