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午后抵高雄；十一天后，我在台北租到“四席小屋”，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住所。有一次在外遇雨，坐计程车回来，那是我第一次坐计程车，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而我的心也随之一跳又一跳，跳到十元，我心惊害怕，连喊：“下车！下车！”——人穷之时，连计程车都坐不安稳也。在“四席小屋”四个月后，6月15日，我改租“碧潭山楼”，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徜徉其中，颇得山水之乐。满清遗老写诗说“委蜕大难求净土”，此之谓也。8月18日我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做研究生时候，发生了陈骥、吴章铨陈情事件。陈骥、吴章铨是高班的研究生，他们不识相，向校方提出陈情，替历史系提出兴革意见。台大校长钱思亮、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一怒之下，把陈吴二位记过，二人大呼负负，我戏呼这是“台大的陈胜吴广起义”。我后来跟朋友说：“你们看到我怎样对付台湾大学了吗？——我写文章公然攻击台湾大学，可是钱思亮、沈刚伯不敢动我一根毫毛！他们就是不敢对我这特大号的研究生有任何惩处，他们是专拣软柿子捏的，他们就是不敢惹我！陈骥、吴章铨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费了、弄错了——他们想用陈情的方法去跟国民党打交道，这是枉费心机、是反要惹来一头雾水的笨事！对不可救药的统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陈情的；因请愿而灰头土脸、而吃耳光，是可耻的！”
这个研究所，最后我没有念完，就自动休学了。但台大跟我的梁子并未中止，全部内情，有一封我给钱思亮的信，一看便知：
思亮校长：
五十二年夏天长谈之后，迄未晤面；冬天我为文论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无形中已与母校疏远。我是五十二年3月19日自动在历史系研究所休学的，第二年春天，本应复学，可是我不高兴再来办手续，就这样的，我离开了台大。
离开台大后，外面传说我是因为骂学校而被开除的，我每听到这类说法，就立刻加以解释，我不但说我是“因为学校腐化，不高兴再念，而自动休学”，并且还指出“钱思亮、沈刚伯诸君还没有那样坏或有那样的胆量——敢开除李敖。他们曾警告两个私下里写信建议的学生，却不敢碰一下我这个公开写文章攻击他们的学生——这就是他们的公平和胆量！”
我对母校腐化情况的攻击，我知道惹得你们极不痛快。你在黄季陆部长面前大骂我的话，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总该知道，我不是没有保留的人。我的一篇《台湾大学的“新十诫”及其他》被我直压到今天，才肯公布。光此一事，就可证明我不是不为你们留点余地的，你们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也！
提到你们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我倒要正式问你一件事。你知道我为写文章论列胡秋原“闽变”叛国事，被他诬告到官厅，缠讼四年，还没了结。我写这篇辩正史实的文章，用了不少心，也参考了不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参考台大藏的，如“闽变”期间民国二十二年12月11日的《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当打官司的时候，法官问到我材料的来源，我完全根据实在情况说明，坦然陈述，自无疑义。谁知道胡秋原在半道里，忽然提出一项证据，他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谎云云！
胡秋原这番话，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我明明看过并且至今还有“图片证据”（图片上有钤记是台大藏书）来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我的母校，怎么会公然作伪证呢？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抄出了台大的这封回信，全文如下：
台湾大学
敬复者：3月21日
大函敬悉承
询各节经交本校图书馆查报敬复如次：
（1）本校历史学系研究室存有该年份《东方杂志》，中国文学系研究室存有《国闻周报》，唯其中无来示所开年月份之部分，至该年份《大公报》，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图书，供师生研究参考之用，有关学系师生可就室阅览。因人数众多，如非借出室外，自无登记记录可查。所询研究生李敖于五十一年9月内有无借阅各该书刊一节，经图书馆查阅借出登记簿内，该月无此记录（五十年12月9日该生曾借民国二十四年份《国闻周报》十二~二十四期之合订本，与来示所开年份不同，该年份《国闻周报》，本校并未存有，已如前述）。
国立台湾大学 启 五十二年4月5日
看了这封所谓“敬复”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确公然的在帮助“校外人士”打击自己学生——的确明目张胆地做了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当然了，这封伪证信是经过校长授意才发出的，所以它的失态，不单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失态，也是我们当今“太学祭酒”的失态。校长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个国立大学，有什么必要，要“敬复”外面人的这一封信？来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署，国立大学又有什么权力，什么法理依据，要向来信人“敬复”一个被他在法院诬攀的自己学生的在校状况？退一步说，你们发贱，“敬复”也可以，但怎么可以“敬复”得以伪证陷害自己学生？你们到底有心肝没有？
校长先生，你托你是胡适干女婿的福，跻身为今日台湾社会贤达、学术自由的象征。你到底为维护学术自由和自由学人做了多少事？挺身为这些人事“抗”（káng）了多少？你心里有数，我们心里也有数。要你这种软骨病的人来“抗”什么，我们知道这是奢求，但我认为你既不敢“抗”什么，至少不该一反其道，反倒助纣为虐地“陷害”什么。可叹的是，你毕竟畏于权势，居然一再协同“陷害”了。——我为你可惜，我为你可耻。
我跟胡秋原的官司，自五十一年打起，至今未了。我本来不想劳动你，所以一直没请法院传你作证。现在关于胡秋原叛国资料的来源问题，因胡秋原仍利用台湾大学的伪证信来打击我，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请法院开始传你，希望你先读读“刑法”中伪证该当何罪的条文，再来答话。你若想在出庭前参观我的“图片证据”，以便有所准备，我也欢迎，但请不必摆架子，一定要你亲自来，才给你看。
1966年，被胡秋原诬告后第五年的开始之日，
李敖 在台北敬祝
思亮校长早早退休！
收信后，钱思亮缩头乌龟了，不回信也不去法院，当然我也莫奈他何，但我的本领却可拿出证据，让他遗臭万年。钱思亮如此卑鄙，帮助胡秋原陷害我，起因是我发难揭发台大黑暗所致，在我发难以前，他对我这台大名学生倒是一再示好的。在历史系毕业谢师宴上，他特别招手请我过去跟他聊天；1963年夏天，他还特别与我做了一次长谈，长谈中他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胡先生（胡适）死后，留下一些遗稿，其中有一封写给你的信，可惜没写完，所以你直到今天还看不到。信中有一段是胡先生否认你在《播种者胡适》文章中提到的六万美金的事，你说政府送他六万美金宣传费，胡先生退回了。你写出胡先生这种高风亮节，对胡先生是好的。可是胡先生否认对他好的这件事，更可看出他人格的伟大。”那次谈话以后，我们便没再见面了。
我在“碧潭山楼”的时候，曾有一封惹来大祸的长信给胡适。这封长信起源于胡适看我太穷，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当年的一千元，还蛮值钱）。我很感动，乃写了这封信。事缘1952年10月2日，胡适到台中来讲演，那时我在台中一中，头天在火车站递了一封信给他，第二天特别翘课去听，回来被训导主任谭卓民警告，我在周记里特别抗议，表示不服。念台大后，到胡适死前，我跟他偶有往还。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后，我觉得受之有愧，决定1962年3月12日以前还他。到了2月，钱一直没着落，我心里很急，不料2月24日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释重负”，我想起《胡适留学日记》中“借一千还十万”的故事，我后来虽没还他十万，但对胡适思想的流传，从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倒是尽了“还十万”式的努力。收到胡适的一千元时，我的长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成长、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花子，后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PTT，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后，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入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后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后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后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后一直保荐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后从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后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后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后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后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捡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后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教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三千人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于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间，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么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份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槊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