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快意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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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陆根纪——漂洋过海,乃怀陆根,我虽不往,一往情深。(1)

“光宗耀祖”是中国人向往的主题思想,它有点封建,但在追远寻根的意义上,却又不无可取,至少有这种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旧,自己发达了,不忘记使祖宗也跟着发达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发达时却为了体面,硬替自己换了祖宗,例如窃国大盗蒋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后,但其手下何应钦却技高一筹,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后,而周武王是周公的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来,显然我比你大。其实周武王、周公绝不会跟国民党这两个瘪三沾亲带故,只是他们死后倒霉,被瘪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于我李敖,对祖宗问题却正常得多,不但正常,并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强的味道,因为我把祖宗锁定在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据我家藏的《李氏宗谱》,声言我是苗族之后;接着根据学理,又声言我跟高山族同源。关于我是苗族之后,已获大陆学术界的认同,从苗学研究的书刊上,已经一再把我作为样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龙伯亚著的《苗族史·苗族远祖蚩尤》等书已开苗族与蚩尤历史的先河;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龙伯亚写序、田玉隆编注的《蚩尤研究资料选》,更是光扬此道不绝。1997年3月29日,在贵州大学执教的田玉隆(苗族)还托台湾的黄筱芗、杨尔琳教授间接转苗蚩之书来,认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缘我在大陆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页上,早题反诗如下:

落落何人报大仇?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我以我血荐蚩尤。

大陆本来是一片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天下的,忽然台湾传来荐轩辕死对头的妙诗,自然足为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张目。而在海峡这边,我也没闲着,我排斥了高山族绝对南来的说法,而采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论的新说。在台湾大学教过我考古人类学导论的凌纯声教授,曾综合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见解,益以己说,发表《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论文。他的结论是:高山族“在古人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南……远在纪元以前……移居台湾,海上早有往来,自秦皇汉武三次迁沿海越民于内地,彻底实行海禁以后,台湾孤悬海外,乃与大陆隔绝”。凌纯声此说,是本诸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教授的发现。鸟居龙藏在1903年到中国西南各省调查苗族,发现高山族中的曹族与布农族,与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说。凌纯声研究苗族多年,到台湾后,“入山工作,所至之处,见土著之民情风俗,与大陆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旧地重游之感”。这一印证,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五百年来,我的祖先由苗族人一变为山东人,再变为东北人,变得与我们苗族老乡高山族愈分愈远,相逢不如相识。如今我东渡台湾,重来认同,大家自属真台湾人无疑。那些假台湾人想搞小圈子吗?那我就告诉你,台湾是属于苗族的,而不是属于汉族的,你们这些来自闽粤的假货,不管来了几代或十几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头,都他妈的差得远哪!

我这苗蚩之后,远祖由云南迁山东、祖父由山东迁东北、爸爸由东北迁北京,最后迁到台湾,我们这一支,除了大姐、二姐外,最后全都落籍台湾了。

我在十三岁(1948年)离开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时大姐、二姐留在北京。大姐大我六岁,正念大一;二姐大我五岁,正念高三。这一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四年!1992年我请她们来台湾,那时我已五十七岁,大姐、二姐已经六十三岁、六十二岁了。三年后(1995年),二姐再来台湾,我请她书面回忆吾家旧事,不期她心灵手敏,凭她的好记忆,一写就是六万字。杜甫诗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在台湾因“世乱”迄今未能“生还”大陆,但二姐却能生临台湾,为我写下这六万字,正可补充我回忆的不足,部分段落虽不全然写的是我,但那一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却正是我族类,正可衬出我在其中。二姐的六万字最惊人的,是她那细腻的记忆。这种细腻,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你也难以驳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旧说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就是1935年4月25日上午7至9点,但二姐却独持异议。二姐回忆: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姐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唯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都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1935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照二姐回忆,我的生日是1935年4月5日,两种说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4月。如二姐记忆属实,则市井报刊描写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盘,我反而是“白羊座”的。我是不信什么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谬说,亦一快事。

我虽生在哈尔滨,但籍贯上却是吉林省扶余县。扶余老宅我没去过,但二姐去过:

在我四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姐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大伯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间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伯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

那个时代医药不发达,几乎每家都有生儿夭折比例,而妈妈一人生八个,至今人人健在,确属少见;而六个女儿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变婚变,御夫有术如此,亦属罕见也。李家姑奶奶们的道行,此为一端。

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后,二姐的回忆更完整了。

从住内务部街甲44号开始,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住在靠近东口。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日常调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姜、打酱油之类。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我从小爱吃零食,南货店将铁蚕豆、杏板儿、花生仁、瓜子、苹果干等,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钱!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她平时有牌友轮不到我们上场。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碰上她手痒而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响的时候,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时候,李敖也凑数,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会对对和,不停地碰。

二姐对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太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给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姐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间)后,还会分到额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

老太太们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边做活儿(用针线纳鞋底做布鞋)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中说相声的挖苦老太太,说:“老太太动胸腔手术,可是开刀后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来心在胳肢窝(腋下)里!”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笑,但是笑归笑,偏习难改也。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一件做偷窃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外祖母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爸爸是其中之一。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算命先生说:“是一男一女所为,钱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佣人干的,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透过一面镜子看见女佣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佣人,她做贼心虚慌里慌张,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因为钱曾贴住她的脚底,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并赶她卷铺盖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为女佣人在作案过程中,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

在二姐的回忆里,包含了许多养生送死故事,最可看出我们那一时代的旧时信仰与风光。不论是烧纸还是拜祖宗牌位等,都属于养生以外的送死范围,中国的送死是大学问,二姐在这方面的描写真是精彩绝伦。我们对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奶奶一个人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爷爷奶奶老了后,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词,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太太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按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作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奶奶去世前后,二姐有回忆如下:

奶奶婚后几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差了整整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带着个子宫癌去世。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疮,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人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你中不中?”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后来嘴也歪了,半边脸愈肿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对我说:“不用害怕,只要是亲人,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问题是丧事的发展让我吓破了胆。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让我到隔两条马路的干面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后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绪,停尸在爷爷房间的走廊里。那是个挺可怕的镜头,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长长短短的袍子,下身套七条裤子,数字是规定的并有什么讲究吧!脚下穿一双崭新的方头绣有花纹图案的鞋,头被卡在一个硬枕头里。寿衣寿材都是早已准备好的;最外面一件寿衣是个大红长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装进去五六个奶奶。上面绣满了色彩反差极大的花卉,下摆部分则是太阳、云层、海水之类的彩色刺绣。相信那件绣袍一定十分昂贵。奶奶的脸用一块白色方布盖着。头顶有一个容器,当中插三根筷子粗细的棒头,顶部粘一大团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灯。我开始感到恐怖,停在那里的是具僵硬的尸体,与和蔼的奶奶完全联系不起来。随后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乱中接待前来祭吊的亲眷与朋友。然后将奶奶入殓送到庙里准备办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场面,恐惧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万没想到奶奶过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谁出馊主意说:“死人七天要回望乡台。”于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张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脸水、梳子、镜子、爱吃的点心。卧房门口还撒些沙子想留下奶奶的脚印。当晚将奶奶房间的窗门大开,我整夜睁圆双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扰地想:奶奶是如何从棺材里爬出来呢?是走进门还是飘进窗?是平时的样子还是半边脸肿着?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红袍子?会不会也来看看我?奶奶是人还是鬼?小时候看京戏《济公传》,其中关于阴阳两界、关于无常鬼魂、关于死而复生等可怕的传说,都忽真忽假涌现在我眼前,总之,我完了。事后几个月,我路走到一半会突然下决心仗胆子,回头看看有没有鬼影子跟着;常为自己规定若是靠左边走,晚上就不会怕做梦。走两步想想不对会退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颠倒。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海人另有说法叫“运来推不开,倒霉一齐来”,看来都有几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