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耀祖”是中国人向往的主题思想，它有点封建，但在追远寻根的意义上，却又不无可取，至少有这种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旧，自己发达了，不忘记使祖宗也跟着发达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发达时却为了体面，硬替自己换了祖宗，例如窃国大盗蒋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后，但其手下何应钦却技高一筹，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后，而周武王是周公的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来，显然我比你大。其实周武王、周公绝不会跟国民党这两个瘪三沾亲带故，只是他们死后倒霉，被瘪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于我李敖，对祖宗问题却正常得多，不但正常，并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强的味道，因为我把祖宗锁定在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据我家藏的《李氏宗谱》，声言我是苗族之后；接着根据学理，又声言我跟高山族同源。关于我是苗族之后，已获大陆学术界的认同，从苗学研究的书刊上，已经一再把我作为样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龙伯亚著的《苗族史·苗族远祖蚩尤》等书已开苗族与蚩尤历史的先河；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龙伯亚写序、田玉隆编注的《蚩尤研究资料选》，更是光扬此道不绝。1997年3月29日，在贵州大学执教的田玉隆（苗族）还托台湾的黄筱芗、杨尔琳教授间接转苗蚩之书来，认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缘我在大陆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页上，早题反诗如下：
落落何人报大仇？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我以我血荐蚩尤。
大陆本来是一片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天下的，忽然台湾传来荐轩辕死对头的妙诗，自然足为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张目。而在海峡这边，我也没闲着，我排斥了高山族绝对南来的说法，而采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论的新说。在台湾大学教过我考古人类学导论的凌纯声教授，曾综合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见解，益以己说，发表《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论文。他的结论是：高山族“在古人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南……远在纪元以前……移居台湾，海上早有往来，自秦皇汉武三次迁沿海越民于内地，彻底实行海禁以后，台湾孤悬海外，乃与大陆隔绝”。凌纯声此说，是本诸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教授的发现。鸟居龙藏在1903年到中国西南各省调查苗族，发现高山族中的曹族与布农族，与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说。凌纯声研究苗族多年，到台湾后，“入山工作，所至之处，见土著之民情风俗，与大陆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旧地重游之感”。这一印证，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五百年来，我的祖先由苗族人一变为山东人，再变为东北人，变得与我们苗族老乡高山族愈分愈远，相逢不如相识。如今我东渡台湾，重来认同，大家自属真台湾人无疑。那些假台湾人想搞小圈子吗？那我就告诉你，台湾是属于苗族的，而不是属于汉族的，你们这些来自闽粤的假货，不管来了几代或十几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头，都他妈的差得远哪！
我这苗蚩之后，远祖由云南迁山东、祖父由山东迁东北、爸爸由东北迁北京，最后迁到台湾，我们这一支，除了大姐、二姐外，最后全都落籍台湾了。
我在十三岁（1948年）离开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时大姐、二姐留在北京。大姐大我六岁，正念大一；二姐大我五岁，正念高三。这一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四年！1992年我请她们来台湾，那时我已五十七岁，大姐、二姐已经六十三岁、六十二岁了。三年后（1995年），二姐再来台湾，我请她书面回忆吾家旧事，不期她心灵手敏，凭她的好记忆，一写就是六万字。杜甫诗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在台湾因“世乱”迄今未能“生还”大陆，但二姐却能生临台湾，为我写下这六万字，正可补充我回忆的不足，部分段落虽不全然写的是我，但那一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却正是我族类，正可衬出我在其中。二姐的六万字最惊人的，是她那细腻的记忆。这种细腻，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你也难以驳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旧说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就是1935年4月25日上午7至9点，但二姐却独持异议。二姐回忆：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姐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唯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都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1935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照二姐回忆，我的生日是1935年4月5日，两种说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4月。如二姐记忆属实，则市井报刊描写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盘，我反而是“白羊座”的。我是不信什么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谬说，亦一快事。
我虽生在哈尔滨，但籍贯上却是吉林省扶余县。扶余老宅我没去过，但二姐去过：
在我四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姐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大伯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间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伯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
那个时代医药不发达，几乎每家都有生儿夭折比例，而妈妈一人生八个，至今人人健在，确属少见；而六个女儿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变婚变，御夫有术如此，亦属罕见也。李家姑奶奶们的道行，此为一端。
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后，二姐的回忆更完整了。
从住内务部街甲44号开始，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住在靠近东口。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日常调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姜、打酱油之类。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我从小爱吃零食，南货店将铁蚕豆、杏板儿、花生仁、瓜子、苹果干等，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钱！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她平时有牌友轮不到我们上场。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碰上她手痒而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响的时候，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时候，李敖也凑数，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会对对和，不停地碰。
二姐对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太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给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姐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间）后，还会分到额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
老太太们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边做活儿（用针线纳鞋底做布鞋）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中说相声的挖苦老太太，说：“老太太动胸腔手术，可是开刀后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来心在胳肢窝（腋下）里！”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笑，但是笑归笑，偏习难改也。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一件做偷窃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外祖母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爸爸是其中之一。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算命先生说：“是一男一女所为，钱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佣人干的，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透过一面镜子看见女佣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佣人，她做贼心虚慌里慌张，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因为钱曾贴住她的脚底，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并赶她卷铺盖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为女佣人在作案过程中，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
在二姐的回忆里，包含了许多养生送死故事，最可看出我们那一时代的旧时信仰与风光。不论是烧纸还是拜祖宗牌位等，都属于养生以外的送死范围，中国的送死是大学问，二姐在这方面的描写真是精彩绝伦。我们对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奶奶一个人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爷爷奶奶老了后，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词，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太太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按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作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奶奶去世前后，二姐有回忆如下：
奶奶婚后几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差了整整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带着个子宫癌去世。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疮，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人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你中不中？”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后来嘴也歪了，半边脸愈肿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对我说：“不用害怕，只要是亲人，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问题是丧事的发展让我吓破了胆。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让我到隔两条马路的干面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后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绪，停尸在爷爷房间的走廊里。那是个挺可怕的镜头，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长长短短的袍子，下身套七条裤子，数字是规定的并有什么讲究吧！脚下穿一双崭新的方头绣有花纹图案的鞋，头被卡在一个硬枕头里。寿衣寿材都是早已准备好的；最外面一件寿衣是个大红长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装进去五六个奶奶。上面绣满了色彩反差极大的花卉，下摆部分则是太阳、云层、海水之类的彩色刺绣。相信那件绣袍一定十分昂贵。奶奶的脸用一块白色方布盖着。头顶有一个容器，当中插三根筷子粗细的棒头，顶部粘一大团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灯。我开始感到恐怖，停在那里的是具僵硬的尸体，与和蔼的奶奶完全联系不起来。随后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乱中接待前来祭吊的亲眷与朋友。然后将奶奶入殓送到庙里准备办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场面，恐惧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万没想到奶奶过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谁出馊主意说：“死人七天要回望乡台。”于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张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脸水、梳子、镜子、爱吃的点心。卧房门口还撒些沙子想留下奶奶的脚印。当晚将奶奶房间的窗门大开，我整夜睁圆双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扰地想：奶奶是如何从棺材里爬出来呢？是走进门还是飘进窗？是平时的样子还是半边脸肿着？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红袍子？会不会也来看看我？奶奶是人还是鬼？小时候看京戏《济公传》，其中关于阴阳两界、关于无常鬼魂、关于死而复生等可怕的传说，都忽真忽假涌现在我眼前，总之，我完了。事后几个月，我路走到一半会突然下决心仗胆子，回头看看有没有鬼影子跟着；常为自己规定若是靠左边走，晚上就不会怕做梦。走两步想想不对会退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颠倒。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海人另有说法叫“运来推不开，倒霉一齐来”，看来都有几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