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姐的回忆里，十足看到中国丧礼中的恐怖面。丧礼开始，在世的活人变成死人，去世的死人变成鬼，生死线外，一片恐怖。吓破胆的在世活人——二姐——继续写道：
奶奶过世整整一百天，爷爷突然一反常态，不再大声哎哟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布他快要死了。为了判断爷爷预言将死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诈死吓唬人，特别从北房请来经历丰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爷爷。外祖母有把握地说：“不行了，抬头纹都开了！”但爷爷保持冷静清醒，亲自指挥爸爸妈妈在哪里能找到他的寿衣，还声明箱子没有上锁。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过去常住的那间住房。睡梦中被爸爸妈妈搬动箱子找东西的声音吵醒。我听到妈妈说：“好像不能用带子，会带儿带女。”等爸爸走出房间，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只简单地说：“你爷爷要死了！”然后匆匆出房门。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头马上涨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来了？”并且吓得立即跳起来穿衣服，同时拼命摇动身边的小六。我问小六：“爷爷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涂地说“不害怕”，打算接着睡，我不由分说将她拎起来，帮她穿衣服，一边说：“不害怕也得起来！”小六还是个孩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小六醒着能给我壮胆。
妈妈看到我魂儿又没了，就派佣人小孟妈陪我去干面胡同给五叔送信儿，妈妈是为了不想让我看到爷爷临终的场面再受刺激。街上静悄悄的，小孟妈走在我身旁。她个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称呼，实际上是位梳髻的小脚老太婆。我看着我们两个人地上的影子，月亮从头顶照下来，她地上的影子变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脚，走起路来影子一蹿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灯又给她照个影子又长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侧过头看她，心里打鼓认为她准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内务部街，谁知五叔隔着大门说：“你先回去吧！我就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伴着鬼怪影子往回走。拐进内务部街东口就听见哭声。爷爷已经死了。
最了解我的妈妈让我不要去看已过世的爷爷，分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在北房看着猫和狗。当时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于帮助料理爷爷的后事。猫和狗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传说这些小动物若是从死人身上跳过，死人会“诈尸”。猫狗都习惯于夜间安静，安然被关起来还不算，门外面哭声惊天动地，小动物如何不慌？陪着我的狗大声狂叫，猫则抓窗挠门想冲出去。居然有浑人说死人遇上小动物跳过，会产生静电而跳起来！居然我笨得信以为真！我真慌了手脚，真怕爷爷会穿着寿衣蹦来蹦去！
庸人自扰的麻烦事并未到此结束。爷爷死后大约是七期在庙里放焰口。和尚们穿戴很正规，像唐僧的服装差不多的“礼服”，排着队边走边唱，领唱是位职位高的大和尚，其余人只是伴唱。其中有个仪式是大和尚将撕成小块的馒头扔上扬下地撒了满地，说是喂给路边的饿鬼，以便超度亡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饿鬼，否则也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粮食。我当时就想，那么多饿鬼，说不定我也撞到几个。当天晚上回家，忘记又是谁发表谬论，说是人死前灵魂漂泊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一定要有人开开大门，死人的魂儿才会跟着出去。大家回忆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爷爷和奶奶的魂儿是在我给五叔送信儿的时候，跟着我溜出大门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进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耸人听闻妖言惑众的人，我认为该判他们重罪！为了那些混账废话，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价是无法衡量的。什么叫两个“魂儿”跟着我？我自己都魂不附体了，还顾得上别人的魂儿何去何从？天一黑我就紧紧跟在妈妈背后寸步不敢离开。已有众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不能关灯，偏偏日伪时期经常停电，半夜只要一断电，我马上会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点蜡烛。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变得光怪陆离，荆天棘地。只要单独一个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有害怕经历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种精神煎熬。我彻底垮了！
在惊魂动魄及失魂落魄后，最后改用离家住校的方式来救这鬼迷心窍的二姐了：
后来爸爸说：“让安琪去住校吧！换个环境也许能好，不然这个孩子会被吓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着，这次轮到大姐陪我住进贝满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渐渐有好转，只是我又离不开大姐了，晚上她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住校的伙食是比较差的。实际上住校生多数是来自北京靠近郊区或农村的女孩儿，有钱人家的小姐们多半儿住得近，靠自行车走读上学。我们吃不惯学校的伙食，每周回家要大吃几顿。星期一再返校的时候，外祖母总是给我们炒很多爱吃的菜带着。每趟都有大头菜炒鸡蛋肉丝。里面放大量荤的，为了摆得起不得不炒咸一些。有一次大姐吃得过咸咳嗽不止，要请假回家住几天治病。住校生不是周末是不准随便回家住的，大姐被舍监批准后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当然是“我害怕”。舍监问我：“你怕什么？”我直言不讳“怕鬼”。她又问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监风趣地教我说：“那好办？鬼来了你就跟他打，顶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变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办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终于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参加追悼会，怕看见死人，也怕棺材。我从小就下决心死后绝不睡棺材，总担心睡在里面若是活过来可怎么办？
在奶奶、爷爷走后，下一个轮到外祖母了：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的祖辈只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一米五七左右，而体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张照片我们几个孩子围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围一棵千年古树一样，坐在洋车里真是将车填得扑扑满！有时候拉洋车的会抱怨她太富态，说她一个顶两个，要求给双倍的钱。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于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当初在爷爷去世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有预见性的人建议将爷爷和外祖母的寿材调个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无法在棺材里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间曾一度单独住在客厅东头套间。套间内有一只大衣柜，是妈妈结婚时的陪嫁。木材质料非常好，柜门上有个洞，是在吉林老宅的时候土匪抢劫时用枪打的弹孔。大柜由吉林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柜子右半边是穿衣镜。有一天我在客厅做功课，忽然看到镜子里的外祖母紧张而吃力地向我招手。我赶快进套间搀扶她起来，外祖母说她“上不来气”，还说我“救了她一命”。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她去世，对我特别好，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为她心疼三妹年纪尚小，怕她经不起死别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约1948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们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边。我忽然触到外祖母的脚冰冷，立即问三姨是怎么回事，三姨感到异常不妙，就连喊两声“妈”。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两声“妈”，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亲。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后两年内务部街甲44号竟变成风流云散、风水失灵的住处。外祖母的寿材停在北房与正房之间的院子里，除去放进去一些金银首饰之外，棺材里还放两副外祖母生前喜欢并且常使用的麻将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入殓，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进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实，以便将外祖母挤住不致晃动。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剂或干燥剂吧？最后盖上棺盖钉入木楔子，同时让我们大声喊：“姥姥躲钉，向东躲；姥姥躲钉，向西躲！”其实往哪里躲啊？棺材里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是位活着的小伙子也动弹不得，何况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比爷爷奶奶都风光。出殡的时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杠。就连棺材罩都是专门订绣的。外祖母只生三个女儿，照理该由长女生的长子李敖在灵柩前打幡儿。但是大爷大娘教唆敖弟别管，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张！”敖弟不知该听谁的。大姐生气地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大姐为外祖母打幡儿完成出殡大礼。外祖母死于热天，没过几天尸体腐烂腹水从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渗漏，很臭很臭。因为做佛事我们都守在棺材旁边。敖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手蘸一点点臭水，再用舌头舔尝一下什么味道！可怕可怕好恶心，难怪大姐要骂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铺张还不仅仅反映在出殡的阵势上。在庙里做佛事的时候，还扎了很多适用于阴间的纸人、纸马陪葬。因为外祖母实在爱打牌，居然还别出心裁扎了一个麻将桌，尺寸和真的一样大小，上面摆着全副纸麻将。每张都活灵活现印上中发白、饼条万，一点儿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着三位纸太太。第四把椅子无疑是外祖母的宝座。那天三婶到庙里参加吊唁，刚进庙门就碰见五叔，五叔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三嫂，快点儿，三缺一！”三婶目瞪口呆，惊疑为什么在庙里开起牌局来了，足见五叔多么没大没小没正经！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阴宅，门牌是地府十号。阴宅的大小虽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进进出出。阴宅实在太罕见，引人注目，招来不少人看热闹。甚至有一个美国人也闻风赶至，估计那个美国人是个记者，背个大相机前来采访难得一见的场面。他拍了阴宅、纸人、麻将桌以及花花绿绿的车轿之类，并让我们这些穿孝袍的小辈们站一大排拍照。几天后，他带着印好的照片如约来访问我家，附带送一个节拍器。那批珍贵的照片本来在大姐手中，“文革”期间作为四旧销毁了。
二姐在纸上送死后，结论说：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种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水蜜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
二姐清楚回忆的养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记得的养生送死，清楚与依稀之间，我和她同此记忆，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笔。我们内务部街的家，自此也就发生了大变化：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姐和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状元胡同……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退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那年大姐刚刚考进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姐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高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当跟着大姐留在北京，等高中毕业后再去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体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道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高中毕不了业我可不管！”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眼睛回到学校，碰到教物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我就这样被留在了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陆，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1949年4月，自三姐以下，我们来了台湾，二姐写道：
我们与家断了联系。从1949年年底到1977年年中杳无消息二十九年。“生死离别”四个字不是形容词，而是严酷的事实！二十九年后见到从美国去大陆寻亲的三妹，当时我正因工烧伤，死里逃生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后见到去北京访问的四妹。三十六年后与妈妈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后在美国见到六妹和七妹。四十四年后与敖弟、八弟在台湾重聚。那也是在各奔东西四十四年之后，妈妈与八个儿女外加两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团圆。
至于北京的内务部街老宅：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那里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童年的欢笑、青春的骄傲和未来的幻梦。那里是我真正的家，离开那里开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让我无限留恋和思念的家。你有过突然与家断绝音信的经历吗？有过一断绝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吗？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温馨可爱，突然失去家才尝到“生离”的真正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