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快意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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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根株纪——种桑江边,根株沧海,求仁得仁,大屌不甩。(2)

文星为余光中出书时候,他亲笔写自吹自擂的广告词,自道:“中国文坛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减去他,现代文艺的运动将寂寞得多,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忙得像和太阳系的老酋长在赛马。”如今他签下与文星这种约,真不知该怪右手还是该怪左手,《新约》中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理论上反之亦然。但两手相互间纵不知情,签约者必居其一,总不能不认账也!16世纪英国总主教克兰默(Thomas Cranmer),在被火刑处死前,曾谴责他的手,说他的手写了太多的违心之言,而该先遭火烧(“……I have written many things untrue.And for as much as my hand offended,writting contrary to my heart,my hand shall first be punished therefore;for,may I come to the fire,it shall be first burned.”)有的历史没记载总主教怪自己的右手还是左手,四百年后如时光倒流,只有余光中能现身说法,提供解答了!基本上,余光中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他开会开到外国去,在加拿大参与国际笔会,大会关心大陆被捕下狱作家,余光中与焉。令人奇怪的是,当台湾被捕下狱作家在牢中的时候,余光中为何不关心?会喊“狼来了”的他,却为何为虎作伥?至于笔上写“天安门,我们来了”的诗人,却在台北景福门纳福,且为诗拍蒋氏父子马屁,更证明此人是势利中人,绝无真正诗人的真情可言也。

余光中介绍一个人,叫王敬羲。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羲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稿,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偷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一文不付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但从我复出后,他却一路造谣,竟说国民党有意把李敖放出来了,又在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中助萧为虐、落井下石,种种行为,十足是文化小人。他又盗印柏杨的书,虽中饱版税,但在柏杨出狱后向他讨钱时,他却给了柏杨一些,大概是勾引柏杨老婆后的内疚吧?柏杨做了王八头而不知,还感谢王敬羲呢。我们深知内情的,都忍不住窃笑。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扬扬得意地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何凡虽然讨人厌,但他太太林海音却很好。她主持《联合副刊》时,我曾投稿,有的用了有的不用。她虽然胆子不大,但比起后来政工系痖弦之流来,却高明宽大得多。她在文星后期,到我家看我一次,也预约过我的“告别文坛十书”,此后就不敢再和我来往了。十多年后,我出狱归来,在路上一遇,聊了几句,再见面时不幸已对簿公堂——我代萧孟能太太朱婉坚追究版权,告了多人,她也在其中。她在法庭上遁词说:“她所以没通知萧太太,因为找不到她。”我说:“萧太太过去有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找得到她呢?”林海音为之语塞。无论如何,林海音是位不错的朋友,虽然我们早就“幽明异路”了。

我代朱婉坚追究版权的官司,在法院方面全部都不顺利,这当然和国民党的司法黑暗有关。不过在一片黑暗中,我倒看到一幅光明的画面,那就是1987年6月8日《民生报》来访问我时,做记录的一位小女生徐开尘。她进我家门时,一片清秀脱俗、神韵飘逸,使我眼睛一亮,我一边接受访问,一边偷看她,她真耐看!——习惯上,我看到漂亮女人,都一边看一边挑她的毛病、找她的缺点,以便不再留恋,但这小女生却挑不出毛病,并且愈看愈有余味。此后几年,这小女生和她的同事邱海岳、林英哲等,与我聚餐过几次,每次聚餐,我都忍不住要偷看她几眼,非常舒服,有一次在敦化南路碰到她,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她说打过一次你不在,我说为什么不打第二次,她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又过了几年,我从凯悦大饭店出来,看到基隆路对面有人一再向我挥手,我过马路一看,原来是这可爱的!旁边有两位她的同事。我半开玩笑地点破,我说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你单恋吗?她又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

前面谈到文星时代我与梁实秋的交往,也数落了他的不是,不过,梁实秋有一事,最令我感佩感恩,就是他还有老辈的那种主动推荐人才的气度。自我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后,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没告诉我,就秘密写信“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所长。对李济来说,其实这是有点难堪的事,因为李敖是他学生,自己学生自己都不能赏识,还要劳动校外的与李敖非亲非故梁实秋推荐,这不是有眼无珠吗?尽管梁实秋甘冒不韪,推荐了李敖,王世杰、李济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一拒绝内幕,多年后我才完整了解。1990年3月,“中央研究院长”吴大猷、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以公帑出版了《王世杰日记》全十册,其中1965年12月20日全天只记一件事,内文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应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12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风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于五十二年5月曾推荐于中研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不愿收纳,余遂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这日记一开头说“有李敖者”四字,就是后语不对前言的话。因为这种语气,好像他王世杰以前不知道“李敖”似的,事实上,早在1963年9月10日的日记中,他就有这样的话:

台大毕业生李敖甚有才华,与胡秋原涉讼(彼此均以诽谤为诉由)。余颇欲成全李敖学业,劝彼等中止诉讼,但似不能说服胡秋原。

可见王世杰早知李敖是谁,两年后竟用这种语气写日记,显然别有居心。当时“中央研究院”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但却假托出一个李敖人品上的理由,这是最高学术机关负责人不该有的懦怯,也恰恰反证了人品上出了问题的,原来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人品上既未坚持道德勇气,也未能维护学术尊严,甚至起码的知人论事的求真态度,都出了问题。例如他们假托出所谓李敖“品行不端”、“行为不正”,就是毫无根据的。当时是1963年,上距我台大毕业当兵退伍才两年,我还是台大历史研究所学生的身份,为了贴补研究生公费的不足,在开国文献会做“雇员”,每月赚一千元。试问这样一个单纯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究竟有何赫赫履历如王世杰、李济者,可有在人间上下其手,施展所谓“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机会?这样一个青年人,既未有机会如王世杰之卖国、蒙混舞弊,亦未有机会如李济之夺权、占着学术茅坑不拉屎,而王世杰、李济诸公却暗中对一青年诬指如此,还口口声声在提拔青年人才——有人才不提拔不说,反倒倒打一耙,这种年高德劭的作风,未免太菜了吧?因为姚从吾告诉我李济的造谣,我对李济的心态,有了研究的兴趣。李济在他的时代里,是一个够格的学者,但在够格的学者以外,若说他对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术人才一面有大功,就没道理。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都是显例(连王世杰自己,都在日记中一再表示对李济及许倬云不满,指他们不依约做事。)胡适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馆外面的假山工程,承包价钱十一万,李济包庇的亲信贪污两万被查出,李济拦住,不准送法院,胡适死后,李济代理院长,逼走调查贪污案的总干事,将大事化无。另外,李济一边拿台大系主任薪水,住台大豪华宿舍;一边由“中央研究院”供应车与车夫、工友等,完全不知体统为何物。……以上诸多“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治学做事如彼,也足令我们会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