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坐牢时代，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黄中国是个怪名字，我戏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军法处第二房，隔壁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糙、面目黧黑、傻不叽叽的。他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的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料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桶相碰，通通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一开，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的。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2月住到7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7月里修房子，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痛快。1972年7月14日下午，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大汉不是别人，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发自山东男低音的一种嘶喊与绝望，令人悲愤、令人同情。马士官长向我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代他写个状子。”随即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扑通扑通向我磕起头来，大喊：“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赶忙将他扶起来，弄得我身上都是他的泪和汗。我安慰他，说：“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就这样的，折腾了两三个小时，黄中国情绪稍微平静。晚饭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开吃了，黄中国忽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条鸡腿，而黄中国以外役身份，竟“贪污”到五条，我们大吃一惊！黄中国分了两条给我，李国龙、高时运各一条，他自己一条，就大吃起来，了无异状。饭后我向李国龙偷偷说：“这家伙原来是’政经分离‘的呢！判死刑归判死刑，大吃大喝归大吃大喝，两者互不相干。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吧？”
黄中国加入十一房后，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来了胡炎汉（中正大学毕业，辅委会简任官）、黄毅辛（《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后来高时运调走、黄毅辛出狱，又来了崔积泽（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朋友）。整天跟黄中国相处，发现他为人淳朴忠厚，他是山东莱阳的农民，粗识文字，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只身跑到青岛，去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日本统治下傀儡政府的海军），所以不久失败，就变成了“汉奸”。我笑他：“要做汉奸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奸呢？”他苦笑说：“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入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呀！”黄中国因为做了海军、上了贼船，在1949年，就因不准退役，跟到台湾来。后来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又因赌博纠纷，被他莱阳同乡打主意，想挖点钱。大概黄中国有点小气，不肯破财消灾，就被整起冤枉来，被诬告于1945年农历七月间，在共产党占领下的莱阳绕岭区，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后来派到辇至头村地方，干过共产党的小学教员。就凭这点单薄的人证和罪名，就被警备总部军法处初审判决“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了！黄中国初审判决的案号是“1972年度初特字第46号（61）秤理字第4269号”，我仔细研究了它的内容，在1972年8月12日，终于完成了“军法申请复判理由书状”，我共分十四点来为他喊冤。写成以后，黄中国对我感激涕零，自然不在话下。
在为黄中国写状子后两个多月（1972年10月27日），我在牢里翻到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诗，（No man is an island，in tire of itself；every man is a peace of the Continent，a part of the maine；if a clod bee washed away by the sea，Europe is the lesse，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It tolls for thee.）译之如下：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黄中国看到了，似有所悟，他要求让他抄一份，我同意了，于是他趴在木板上，很吃力地抄了一份。这时复判迟迟不下来，他心中忐忑，自然是人之常情。他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下来，我说大概就在这几天吧。我当时已知道军法处的习惯：他们要枪毙人，复判的决定，是拖至临刑前一两小时才通知的，通知的时候，已经把人犯五花大绑了。所以，黄中国得知死刑判决确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场枪毙之时，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可是，这一真相，我是不愿透露给他的。
由于我对国民党的习性颇有研究，我预感黄中国的案子，虽然经我细心写状，也是无济于事的。黄中国的处境，是凶多吉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1972年11月1日的清早5点钟，十一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抓住他，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把他架出房门。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刻就由哀号转变成另一种嘶裂，我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我坐在那里，披上小棉袄，目击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远远的，又一两声黄中国的惨叫，在冬夜中，声音凄厉可闻。他显然是被拖到安坑刑场去了。
先前黄中国家人送来一堆水果，李国龙说黄中国小气，不肯分给大家吃，我说谁吃这些水果，还不知道呢！黄中国被拖出去后，这些水果，胡炎汉、崔积泽是忌讳的，我和李国龙分吃了，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本来该在黄中国肚里的，却装进我们肚里了。
当天晚上，大家谈起清早的事，胡炎汉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我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时候，他提起亲近的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十二年后，1983年6月9日，我花了十个小时，写了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细述黄中国的哀史，作为国民党统治下千万血泪的一页。黄中国是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旋涡，阴错阳差地客死异乡刑场。他无识无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望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缴”掉。他死后，李国龙问我：“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我说：“怎么不知道！当然知道。只是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于是，需谍孔殷下，黄中国备位牺牲，伏尸法场矣！
黄中国被枪毙后，我译的那首约翰·多恩的诗，对我更有苍茫的意味，我就妥为“处理”，终于使它偷渡成功，随我一起出狱。后来被胡茵梦看到了，胡茵梦抄袭了它，放在她的《死在阿富汗》一文里，又收进她的《茵梦湖》一书里。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英文诗，此诗当年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一句用作书名，就是中译的《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把这首诗的全文印在扉页，可是所有的中译本都没翻译它，跳过去了，所以这首诗也就从来没有中译，这是很遗憾的。中国人中，没人有功力能翻译这首诗并且押出韵来，只有李敖优为之，大师就是大师呀！
黄中国做过外役，所谓外役，就是囚犯放出押房来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务。本来这种服务是该禁子牢头——班长做的，但班长除了手拿钥匙外，是不大做什么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外役是选择出来的囚犯，要刑期短的、无政治顾虑的。选好后，就叫他们送饭、送水、扫地、送物，并且替班长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一举一动，班长都要站在背后监视，偶尔班长会偷懒、会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洞外面，同囚犯赶忙聊几句，透露一点外面的马路新闻，使囚犯“洞悉”一切。外役因为刑期都不长，流动性比较大。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的，我不知“洞见”了多少外役的来去。有时候，我的确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原因之一是：房外稍低，他们同我说话，一定得采蹲的姿势，然后把头横过来看我；房里稍高，我一定得采趴在地上的姿势，把下巴贴地看他们，双方的眼睛一定呈十字交叉的，他们看到的我的眼睛，是与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们的眼睛，是与地垂直的。双方的脸再经过三十乘十五厘米的框框一过滤，在阴暗的光线下、紧张的表情中，的确已不成人形。所以我有时候记不清他们的长相，是可想而知的。但在这些记不清里，有一个最清楚的记忆，却使我毕生难忘。那是一张年轻、饱满、聪明、白白的脸，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出现在我的洞口，低声同我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班长来了，再见！”
法学家们一定弹头式的以为：俞中兴一定是现役军人，不然怎么会分到军监来呢？殊不知俞中兴并非现役军人，他只是杀人时用了枪，依这个地区的枪支过敏症，凡动枪的，不管犯什么罪，一律先以“涉嫌叛乱”送军法单位，经查明与叛乱无关后，才不起诉，改移司法单位。俞中兴杀人时只用了猎枪，就犯了枪禁，就这样的，先分到军监来了。
俞中兴做外役时候，上下其手的机会总是有的，比如打菜时候，他会自动多打一点给我；装水时候，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高速丢进，使我这年复一年不准看报的“中华民国公民”，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