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与胡茵梦扯在一起的后遗症很多，最后一个后遗症是我写作甚稀，原因是花了太多时间在女人身上。不过这次坐牢前后，我完成了“李敖全集”八册，也算是具体“成就”，事实上这全是叶圣康、林秉钦的功劳。“李敖全集”出版时，遭到官方的干扰，内情有趣，值得一述。原来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有一特色，就是以武夫（尤其政战系统的武夫）审查书刊。按说书刊纵该审查，似乎也轮不到武夫者流来劳过界，但是国民党的武夫则不然，从外放做“大使”到内定掌华视，赳赳者天下皆是也，又何况审查书刊哉？自从在台湾写文章起，我就与国民党武夫结不解缘。国民党审查书刊，单位不少，但总其成者，则在警备总部。警总武夫皆蛮干派，武而不三思者也。他们捣我的蛋，一直藏身在暗处。但是因缘际会，倒也有露白者二起。第一次是1966年警总抢劫我的“告别文坛十书”后，由李国瑾中校出面，与我料理后事。李国瑾是王昇红人李明的弟弟。李明程度本来奇差，李国瑾更不如乃兄，且面目可憎，一如乃兄。为人又阴险讨厌，一如乃师王昇。给人印象，恶劣已极。希特勒说他宁愿拔掉两颗牙齿，也不要再和佛朗哥见面，我则愿意拔掉四颗，此生再也不要遇到这种政工人员！第二次是1980年。那年四季出版公司准备出版《李敖全集》第一梯次六巨册。在头两册付排的时候，警备总部负责书刊审查的人，找到了四季老板叶圣康，交给他一纸书单，提醒他书单上的李敖著作不要出版，因为都是查禁在案的。并向他表示，愿意与李敖先生见个面。在叶圣康的安排下，我与这位负责书刊审查的人吃了一顿午饭。这人自称叫张烈，是位老先生。他说负责书刊审查的人多是政工干校出身的，他自己也是，但他不是干校学生，而是干校教职员，负责书刊审查的，包括警总政六处处长曹建中，都是他的学生。他说警备总部的人，没人敢跟李敖接触，他却不怕，所以特地吃饭聊聊，以减少误会。他所说的警总的人没人敢跟我接触之事，我也早有所闻，看他言之凿凿，我也笑而信之。那顿饭局，只有三个人：我、张烈和他带来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我本以为是来“监视”他的，但是看到他们互相交换唱酬的诗稿，似乎又纯粹是他的朋友。他们把诗稿拿给我看，上面写的都是滥套的旧诗，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军中却也有这么以守旧的方式附庸风雅的人！一顿饭吃下来，聊得倒也毫无拘束。张烈很客气地转告军方的查禁标准，除了政治上的禁忌外，“不要提到生殖器，也不要骂孔子。”关于书单上查禁的李敖著作，因为查禁在案，书名相同的绝对不要再用、篇名也要改过。所以《李敖全集》为了减少查禁的麻烦，把《李易安再嫁了吗？》改名为《李清照再嫁了吗？》以为掩耳盗铃；关于“不要提到生殖器”，把文中“老祖宗们生殖器崇拜（phalliciam）”的字眼，改成“老祖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llicism）”的字眼，以为掩中文不掩英文。……张烈口中的这些国民党查禁标准，最令我惊异的，不是别的，反倒是他说的那句“不要骂孔子”的道统观念。对孔子，早在几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吴虞文录》等是；早在千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庄子》等是。可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却反动得连孔子都碰不得了。这种大开倒车，倒真令人称奇呢！不过，有趣的是，这位张烈老先生本人，虽然言之谆谆，但在执行起来，却也自形藐藐。大概一顿午饭建立了他跟我的交情，几个月后，他突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为了金庸的书，他跟曹建中起了冲突，甚至发生了武斗，他气得不干了，现在到“中国广播公司”做事去了。临移交前，他把《李敖全集》全六册都放行了。所以，我如果在出书前内容有所“插播”，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很感谢他这一“密电”。原来禁与不禁之间、找与不找麻烦之间，还可因人而异，有这么大的分寸，警总之有弹性，固似女人之裤腰带也！张烈以后，警总又藏在暗处，做“狗屄衙门”——只进不出了。照例每月查禁我的书，累积起来，有九十六册，足可进“吉尼斯世界纪录”而有余。其间叶圣康有一天碰到曹建中，曹建中跟他大骂李敖。叶圣康说：“处长对李敖恐怕有所误会，何不由我安排，见见李敖？”曹建中闻言色变，连忙摇手说：“我才不要见他，没有人敢见他。见过他，他什么都给你写出来，你洗也洗不清！”我闻之大笑。
《李敖全集》虽然刀下余生，可是序却没有了。本来是有序的，那篇序标题《（李敖全集）自序》，在全集还没印好前，先发表在《四季》杂志第十期（1980年4月20日）里。不料一发表后，由于措辞激烈，被查禁了，四季出版公司为了全集得以顺利出版，就在“李敖全集”前面，删除了这篇序，所以，四季版《李敖全集》，是一部没有序的大书。序和正文，身首异处，相隔千里，正像关老爷的下场一样！
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带头搞党外杂志，带领郑南榕、陈水扁等，风起云涌，跟国民党的武夫连续斗法十年之久，在斗法过程中，我甚至挖到并公布由警备总司令陈守山上将主持、由曹建中记录的《现阶段加强文化审检措施暨现存问题座谈会记录》，令他们大吃一惊，一起开会的出席人员，从“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国民党“中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等发言，均赫然在焉。有趣的还在后头，十多年以后，国民党从李登辉当道成主流派以后，当年当道的主流派，死的死、老的老、失势的失势、下台的下台，慢慢形成另一族群，我戏呼此辈“渐成人形族”——原来过去做当道的主流派时，跟着主子做坏事，不成人形，现在式微了、官丢了，天良渐现，所以渐成人形了。举几个例子，我曾写文章骂华视的头子武士嵩中将，一天他到我住的大楼来看我的邻居何世礼上将，电梯中碰到我，拉住我手向我表示佩服，并大骂国民党当权派，我在旁一直笑。比武士嵩更精彩的是许历农上将。他当年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是查禁李敖之流言论的主持人，固我宿敌也。不过此人人品不错，是个值得尊敬的敌人。他的毛病是头脑跟不上，以致把“救国救民”和“做蒋家鹰犬”分不开来。后来李登辉当道了，他毅然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光明正大，挺身而斗，不失为一条汉子。他到我家来拜访两次，备致拳拳。1998年汪俊容和我同过六十三岁生日，在饭店吃饭，我的好邻居张善惠、林丽苹在座，许历农也来了。席上我说了一个故事。我说杨西昆“大使”从南非回来，一天带了一根非洲朋友送他的雕刻精美的象牙给我，对我说：“二三十年来我一直佩服李先生，但因有公职在身，不便表达这一佩服，现在退休了，人也快八十岁了，特地到李先生府上，送上这一纪念品，表达我二三十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心意。”后来杨大使请我吃过几次饭。有一次吃饭时，他的夫人对我说：“告诉李先生一个秘密：这次选举，我们整个大楼住户，全体都会投新党的票，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国民党。”我答道：“杨‘大使’肯投新党的票，是很了不起的变化。可是容我说一句：杨‘大使’暗中投一票也只是一票而已。如果杨‘大使’肯公开站出来，像许历农那样公开站出来，以杨‘大使’的地位，登高一呼，可以为新党带来多少票呀！杨‘大使’可愿考虑考虑弃暗投明啊？”杨西昆在旁听了，笑着摇手，说：“许历农那样明着干，我们可做不来。”我讲了这故事，又把话题转到汪俊容的老丈人、阮雅歌的爸爸阮成章中将身上，我说：“调查局的老人对沈之岳、阮成章前后两任局长评语是：‘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面兽心。’——因为阮成章长得浓眉凶眼、面目狰狞，所以人以兽面描写他。”我对阮雅歌说：“虽然你老太爷也和许老爹一样性好革命，但碰到李登辉而能继续革下去的将军们，今天只剩许历农啦。”这顿饭后几天，许历农夫妇请我们吃饭，阮雅歌笑着对我说：“大师呀，你要原谅我，我代你说了谎话！我爸爸躺在病床问我李敖对他的印象，我扯谎说：李敖说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面人心。我爸爸听了一直点头笑。大师呀，你可要原谅我。”我说：“等他病好了，真的能追随许老爹脱离国民党，我就真的可追认这些话啦！”——许历农的转变，使我感到：真的、真的、真的有些国民党大员，当他们不再是当道的主流派以后，他们有的真会跑来认同李敖了，他们对我“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高速进步，多有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