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就是爸爸的被捕：
1943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严肃地商量着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但却非常冷静。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里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太大，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说：“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是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记得六件事中有一条是“局长做的事自己有底，不会有问题，更不会牵连别人”。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么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又进了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听说队长叫长谷川，一个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着爸爸被带走。坚强的妈妈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我们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我们。妈妈喊来两部洋车，但在紧要关头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妈妈，而不肯跟我坐一辆洋车。没办法只好四个人坐在一辆车里回到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事后妈妈多次夸奖我“真懂事”。接着就知道与爸爸同时被捕的还有钟科长、信科长和于松涛秘书。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红肿的眼睛说明她痛苦悲伤无法安枕。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爸爸并没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宪兵队。
约半年以后：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密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
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家了。他消瘦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茬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
二姐提到的“男仆温茂林”是中国民间耿直、倔戆而又忠诚人物的代表，当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这由我六岁时得阑尾炎开刀那一次可概其余。二姐回忆：
四姑嫁人后，南房的大间大部分时间空着，我们放学后自行车放在里面。一度温茂林住过。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有心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过来再用力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门，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需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治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说也奇怪，听到开刀的李敖忽然说他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了。专家关颂韬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赞。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陪他，熟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说：“二姐说来陪我，可一直睡觉。”可见他痛得睡不着。我回家后温茂林说若是他陪，他要瞪着眼看小少爷一个晚上。实际上，这话他是瞪着眼对我说的。不过有一次温茂林说对了。
二姐因为大我五岁，很多我小时候的逸闻其实她比我记得清楚，并且是权威无疑，例如她回忆“李敖”名字的由来，竟是这样的：
李敖有个正式小名叫安辰。大概因为是男孩对出生时辰也重视起来，并起在名字里面。实际上并没有人叫他安辰，大人用“噢，噢”的声音逗他，被四妹误解，于是四妹喊他“小噢”，变成了李敖大名的来源典故。
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在我家家谱——《李氏宗谱》中，居然有一代祖宗名字也叫“李敖”！中国历史中《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有汉朝“李敖”铜印、魏晋南北朝史也有“李敖”之名，可见古人先得嘉名，李敖两字并非首见。只是在发音上，我倒由第四声的“傲”音，慢慢倾向喜欢第二声的“熬”音，一来忧患使然，二来第二声听到响亮一点。有人甚至纯用第一声为名呢！孔丘、曹操是也。
二姐回忆我的童年：
敖弟小时候皮肤较黑，有点儿封齿，发音的时候舌头也不那么利落，还有几分眯缝眼，说话的时候喜欢嬉皮笑脸地盯住人看。那种神态直到今天我看他笑还能捕捉到他童年时的影子。
她又写道：
其实只是大人们宝贝敖弟，在我们四个姐姐眼里并没有当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长辈那里到处吃香之外，姐姐们面前也捞不到便宜。我们家思想较开放，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严重，敖弟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更何况李敖的四个姐姐哪个是好惹的？众多姐妹兄弟中，我认为有两个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是了不起的大姐。大姐从小聪明能干，读书成绩又好，在家里的权势地位连妈妈也得让她三分，妈妈管不了弟妹会吓唬说：“我告诉你大姐去！”另一个就是了不起的敖弟了。敖弟从一开始念书成绩就十分优秀，在班里总能数一数二。我从小最恨算术里的四则题，到底是几只鸡几只兔子那么容易数清偏不数，非关在一个笼子里挖空心思刁难人计算有多少只脚，真是好无聊！敖弟考初中之前运算四则题的本事，真让我羡慕佩服得不得了。记得有本升学指南，上面的题目敖弟算起来像吃豆腐那么容易，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被录取，差一名就能考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走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窝乐错”，（这是爸爸一句口语，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儿子中了“状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爸爸为敖弟骄傲绝不仅因为他是男孩儿，而是这个儿子真争气！爸爸觉得脸上光彩。
敖弟从小有点儿古怪脾气，北京的夏天还是挺热的，我们女孩儿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敖弟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上裹腿，他说穿短裤露着大腿“有伤风化”，敖弟不肯报考育英中学而只考国立中学，也是他与我们想法不同的标志之一。孩子们都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四妹骂他是“伪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学叫詹永傑，两个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过年的时候小兄弟俩都穿上缎子长袍黑马褂，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我们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姐姐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格不入。
二姐又特写我和詹永傑，说：
两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巴狗，我们叫它“伯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一条杂种大长毛狗并送给詹永傑。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傑牵着“伯儿”的后代来我家拜年。詹永傑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规训练。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两个人学习成绩也都数一数二。过年一样穿上长袍马褂，人人见了都夸赞这一对小哥俩。
詹永傑这名字现已简化成詹永杰，分别四十年后跟我再度联络上，他送我“墨宝文房用品”一盒，内附手书：
李敖学兄把兄如晤
契阔四十五载
常思念
但愿有朝一日
重相见
弟 永杰 1993年3月21日于北京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娱乐。她说：“敖弟小时候也不像我们女孩喜欢跳绳、拍皮球、玩‘chuǎ’子儿，而他最爱耍京戏里的刀枪剑戟”，她说我：
从小在姐妹堆中长大，可丝毫没有娘娘腔。喜欢舞京剧的道具大刀、扎枪之类，尤其喜欢和亲戚一个叫大连的孩子相互对打乱砍。李敖口中发出锣声“喋匡匡匡”，大连不断用鼻子发出“得儿哼哼哼”的梆点声应战。有一天半夜里，我蒙蒙眬眬听到“得儿哼哼哼”战斗声，奇怪地想为什么半夜三更敖弟和大连武打开场啦？好一会儿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觉打呼噜呢！
二姐又说：
敖弟比我胆子大很多，记得有一天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我吓得乱叫，敖弟正赤脚坐在沙发上，他一声没响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当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脚丫踩，我好惊讶他胆子那么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场，我们学骑自行车也多半是在那个操场上由敖弟的男佣人温茂林教的，操场东头是个土坡，坡上长着杂草，热天我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蚱，捉到就放在一个硬纸盒子里，盒子上面扎好多洞给蚂蚱透空气用。有一天妈妈嫌我整天疯在草堆里不好好念书，骂了我一顿让我将蚂蚱全放掉，我将盒盖打开一条缝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相互踩来踩去东咬西嚼的样子，忽然手麻害怕起来不敢捉了，结果是敖弟自告奋勇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好不容易将蚂蚱拨走，剩下飞不动的便宜了猫。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天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儿，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蚁，敖弟抓一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时间睡在一张大床上，一天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于是规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线，半夜睡梦中我发现有人踢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敖弟，他说我的脚睡过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