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在这庙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二姐回忆：
有一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敖弟去参观雍和宫……雍和宫里有个七丈二尺高的佛像，这还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为佛像太高，在室内即使退到墙根儿也看不全它的脸。另外每逢过年，寺院里的僧侣用各种颜色的细粉，耐心洒成寺院的立体结构模型，我已忘记是派什么用处，只记得工程浩大而且细腻。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欢喜佛。本来欢喜佛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额外付钱，导游僧带我们到楼梯口，上楼之前忽然小声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回答说：“没关系。”我当时真好好奇。为什么要怀疑我不能看？为什么不怀疑更小的敖弟？正因为好奇，上楼后我反而仔仔细细多看几眼，令我失望的是，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试想封建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内容露骨一些又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很多现代艺术、雕像、画报、照片内容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说不定也只是化缘的办法之一而已。
这些欢喜佛和导游的妖僧绝没想到在四十年后，我竟写《欢喜佛》一文研究他们，并且进而对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文物，大加挞伐。
二姐又记得当时年纪小，大家一起演戏的盛况。在内务部街南房那个大间，我们合组了一个“索罗门剧团”。在剧团中，我还单独演出过，一次是演明末遗恨，演崇祯皇帝被李自成围城后，大将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将。此剧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国处”那棵树有关。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国家危难时，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介石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二姐回忆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轶事：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本纪念册，里面有许多同学在分手前画的图画或写的文字留作纪念。不记得为什么李敖会凑热闹用铅笔在一页上画了条船，船上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撑着篙，船下还有波浪，另外还题了字，内容是：
二姐：
伟大惊人
愚弟 小敖 6月2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兴趣地认为：现在的李敖好像从来不用谦虚的“愚弟”这种字眼儿，更何况纪念册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笔迹吧！
后来二姐把这本纪念册寄给我，我看了这歪七扭八的四个大字，完全不记得了。“伟大惊人”，想是与二姐共勉的话，也许二姐从不敢以“伟大惊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姐说得没错，那的确是残留下来的李敖最早笔迹，那时我大概八九岁。二姐回忆：
两岸消息封锁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参考消息》上透露点台湾的情况，曾有一条消息内容大意是“台湾当局迫害进步师生，李敖等被捕”，根据敖弟的古怪性格，我们也想到会不会指我们的弟弟？但敖弟去台湾的时候毕竟还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锋芒的一面，因而也无法肯定，直到1976年年中，三妹首次从美国到大陆寻找两位姐姐，大姐和我才得知家中每个人的下落，也听说了敖弟在风浪中争斗成长的事迹……
这些事迹，也许正是“伟大惊人”的发轫了。
二姐回忆大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情致，但天宝一谈，总离不开繁华旧事和苦难前尘。谈苦难，最动人的一段是写妈妈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过县长，无论时间多短，反正他做过，肃反运动老姨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公民权，送往内蒙古劳动改造。老姨则在水电部设计院图书馆当管理员。老姨在哈尔滨读书并住过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聪明能干，工作还是蛮不错的。老姨父前妻生的儿子李景生从小就不爱读书，刚解放他就参了军，在空军某部队从事军事摄影。老姨一结婚，我们就认识景生二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十分调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来一批子弹，有手枪弹和步枪弹，还送过我几颗。二哥还说：“上面有红点儿的是炸子儿，打进身体会自动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儿危险游戏。一个用钳子镊住子弹壳，另一个用钉子顶住弹头平的一端，拿榔头往钉子上砸。结果真将弹头砸出来响了。老姨吓得要命，兄弟俩却说：“好响啊！”我想说的是二哥有枪弹由来已久。另外，老姨花费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为二哥的婚事也绞尽了脑汁。老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风趣地说，她花了多大力气帮二哥找对象，亲相来相去，设法安排约会，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总之，老姨这位继母与前房儿子相处还挺融洽。有时候甚至说景生对她比亲儿子庚辰对她还好些。庚辰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他个子像老姨一样很高，外表神气五官端正，在工作单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机部选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主要参加的是中央首脑人物，像周恩来也出席舞会，庚辰居然能以唯一的一名男士入选，说明他在单位相当红。
老姨父改造期满之后已经年迈，特别经过批准允许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没有选举权、没有医疗保险，也有没退休工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满释放而已。老姨因为身体很差，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开始水电部只同意她退职，退职拿一笔固定的退职金，然后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看病自己付钱，对年老多病的人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老姨一度心情很坏。没多久以后，老姨因患妇科疾病需手术治疗。医生得知她没有医疗保障，又确实体弱多病，好心的医生愿意给她证明，让她由退职改退休。这样一来，老夫妇的晚年总算有一份退休金能维持基本生活。
我从北京转天津到上海时，已是1948年岁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学校当时叫缉椝中学，今已改名市东中学，老友陈平景、陈兆基都代我旧地重游过、拍照过。缉椝是聂缉椝，他是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骂他“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椝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