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爱与恨
那天随空中警察队出勤，造型像蜻蜓、吼声像巨兽的直升机从松山机场升起后，立刻就在台北市的上空盘旋起来。第一次从这样的高度俯瞰每天生活于其中的城市，除了行人不可辨别，所有建筑物及马路上穿梭的车子都清晰可见。拥挤纷乱的市容成了抽象的几何构图，看起来秩序井然，充满冷峻的美感。
现在的台北堪称宜居城市，但三十年前可很少有人这么认为。那时，一条纵贯线的铁轨从市区正中央穿过，主要道路口都横着平交道栅栏，每当火车通过就会造成交通大堵塞。此外，公交车班次不够密、路线不够周延，马路又经常因水道、瓦斯管、电缆线等地下工程开挖，到处千疮百孔。交通状况差，生活质量立刻恶化，更何况流经盆地的基隆河及淡水河那时还未整治，污染情形相当严重。钢铁工厂、酱油厂和各式各样的小加工业就隐在大街小巷的民宅里，近郊还有一座垃圾山……总之，对大多市民而言，那时的台北实在不可爱。
引擎和螺旋桨叶片的吼叫，压盖了城市的一切声息。难得晴空万里，把台北盆地的好风水映得金灿耀眼，让人一时把建设带来的阵痛全给忘了。一个多钟头之后，当我走出松山机场，才知觉耳朵被震得暂时失聪。有十来分钟之久，敦化南、北路的车水马龙仿佛是默片电影的场景，需要配字幕才能述说心境。一句旁白蓦然浮现脑海：“无声的爱与恨。”
用力擦亮台北
为了写专栏，我又一一回到当时取景的台北街头。这家饭店已不见了，原址重建成一栋“玻璃方块”。会这么说，实在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形容。二十几层楼的大厦被刻意简化造型、削弱线条、去除色彩，成了毫无个性的建筑物，沉重庞大地坐落在荣星花园的正对面，以绝对的冰冷回应着绿意盎然的林木，正如同现代人以漠然面对着自然。
想当年，这条路是我天天必经之处，因为太太就在附近上班。那时她在一家医疗器材进口公司当行政秘书，下班不很准时，所以我老在这一带的某间咖啡屋等她，有时等得太饿了就独自先用晚餐。美丽华饭店是当时此区最高档的消费场所，我可是一步也不敢踏入，只在外头拍了一张颇具象征性的照片。
那个时期的台北空气糟透了，老旧公交车和多到数不尽的摩托车有个名副其实的绰号：乌贼车。油门一踩，排气管就一缕缕黑烟乱喷。大饭店的铜字招牌最怕脏空气，才擦亮没多久又被厚厚的落尘弄得黯淡无光，专门保养铜字招牌的行业也就那么出现了。
当天，一位工人正在用擦铜油仔细地打亮T.A.I.P.E.I几个英文字母。平时看惯了，知道那就是“台北”，当下却让人觉得它只是六个英文字母。如今，我站在那儿，努力回忆照片到底是在哪个位置拍的。一切如此陌生，周遭没有任何熟悉景物可当参考坐标。刹那之间，我仿佛迷失在玻璃方阵之前，失落的不只是空间，还有九千多天的时间。
铜像仍在孩子却少多了
以前在小学课本上看到，台北老松小学有158个班，学生人数高达11110名，不但是全台湾最大的小学，还创了世界纪录。等我到台北上班，有一次为了工作查资料，才知最大的小学已轮换过好几所了。新迁入人口虽逐年增多，各区开发却缓急有别，人口密度变来变去，学区孩童的多寡也就跟着起起落落。
在台湾，每个学校都有蒋介石铜像。后来民进党执政，无处不在的“伟人”雕像开始纷纷被移走，某些意识形态挂帅的地区，更有政客侮辱、戏弄铜像，以博媒体版面。
拍这张照片时，中山小学正是台北当时最大的小学，学生6000多人，足见节育政策鼓吹多年的“两个孩子恰恰好，一个孩子不嫌少”有了成效。学校位于市中心，面积不大，每天的升旗典礼，操场只塞得下一楼教室的部分学生，二三楼的孩子得整队在走廊上观礼听训。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孩子的表情，也分不清他们的班级，只觉得到处密密麻麻，就像一群群的蚂蚁。
那次的摄影工作看似困难却也容易，只要站对位置观看，表象的内在意义就能浮现。因此我打定主意只取一个角度，那就是从蒋公铜像的背后俯视。
再度踏进校园，铜像居然还在，后方也依旧是总务处办公室，只有远处的礼堂经过改建。时隔二十九年，整个场面竟有如这张照片的空景。时光仿佛没从这儿带走任何东西。一问之下，目前学生只有1510名，景物依旧，孩子却足足少了四分之三。
找寻另一半
这个场景我拍了几回都不满意，它就在西门町最热闹的街口。录像带兴起后，电影观众逐渐流失，这间风光一时的首轮戏院只有破釜沉舟，拆掉重建，以全新面貌吸引“新新人类”。那时还没有激光输出大图的技术，所有广告牌、招牌都是人工手绘。戏院重建期间，工地外围被一幅幅大油画包裹住。回想起来，在今天，它可就是观念艺术了。一个时代司空见惯的东西，另一个时代却可能管它叫颠覆。
油画中，几个油头粉面的年轻小伙子在演奏爵士乐，萨克斯管、小号、长号在他们手中不像乐器倒像兵器。或许，用不同的身段重唱老调也是所谓的创新。总之，整个画面实在是太抢眼了，以至于我费尽心思构图，都无法把现场张力释放。每次路过总是重拍，也总是泄气。
照相机的镜头因需求不同而被设计成不同的视角。那阵子我用的是徕卡M4相机，老装着28毫米广角镜头，仿佛那就是我和现实打照面的唯一距离及角度。几次从不满意的样片里找答案，连把另一个很贵却很少用到的大广角21毫米的镜头都给换上了，也只能认输，觉得与这个场域无缘，只能望景兴叹。
时隔半载，我们一家三口在大年初三到西门町赶早场电影，随着散场人潮又经过此地。当天我只带着一架平时备而不用的标准镜头相机，本无意拍，只是想看看窗口效果。50毫米的视角仅能框取油画局部，结果竟形成彼此找寻另一半的暗喻。
是了，这场域其实一直在等待着某个人以某种距离、某个角度跟它打照面！
万国旗下的物欲之火
回想起来，老家正对面的东方照相馆或多或少对我的摄影兴趣起过作用。老板姓啥名啥全不记得了，但他的样子和说话的腔调想忘也忘不了。学校开学和毕业是他最忙的时候，每位新生和毕业生都得拍照。我还曾被他叫进暗房帮忙裁切相纸，或是在泡着水洗照片的缸里搅动一番，免得清洗不够彻底。
老板平均每个月要上台北补一次耗材，货太重，得找人提，我的台北初旅就是这么发生的，之后还连着去过好几回。这让父亲颇为欣慰，仿佛看到令他头痛的我正朝着照相馆徒弟之路迈进。
材料批发店与西门町只隔着一条中华路，老板总是先下订单、看场电影，再取货直奔车站回宜兰。这种为省一顿晚餐钱的赶法可真是够呛，六个钟头车程外加泡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台北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倒是那部声光高保真、煽情之至的好莱坞大制作——猫王普雷斯利主演的《蓝色夏威夷》让我震撼不已，以为城市的真实面貌就是那样，一切都是为了感官享受而存在。我的物欲之火就是被那部电影点燃的，之后的大半辈子都在为了降温而努力！
这张照片是火苗被点燃的三十年后拍的。西门町的人潮上空吊着长串长串的万国旗，鼓吹物欲是跨国度、跨宗教、跨语言的，贪念一起就该拥有，空虚生起便得满足。市场经济当道，商人想尽办法刺激消费，人们被物欲牢牢所控，拥有再多也嫌不够，满足的下一秒又是空虚，终至迷失于滚滚红尘之中。
照见存在或消失
20世纪90年代，IBM可是锐不可当的跨国大企业，在台北，要迁入新办公大楼也成了媒体上的重点新闻。这座大楼就在我上班地点的正对面，每天都会看到，当年显得气派十足，现在看来却透着俗气。流行文化就是如此，最想表现的图腾，日后却往往成了想去除也难的刺青。
为了突显科技感，整个建筑的造型处处是锐角，建材又是玻璃与钢条，让人一靠近就感觉寒气刺骨。说实在的，我一直无法明白，怎么会有人盖这种建筑来虐待自己？可是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现代建筑已越来越像权力与地位的表征，不再考虑是否适合与人对话。
那天，人来人往的街口特地被清空，只是为了要拍一张空景的门面。摄影师傅可认真了，脚架先放粗杆再伸细支，水平先定左右再设前后，机座上好再锁螺丝，调高低慢慢渐进，换镜头步骤完全到位，对焦距把头埋入黑布中，密不透光以求精准……我完全被这位同行的敬业精神吸引了，然而，他战战兢兢所要彰显的，却正是我最不认同的。
多年后，IBM独占市场的优势不再，在台湾的总部也从以它为名的大厦迁出。现在的年轻人个个以拥有iPhone、iPad为时尚，大概没多少人还在乎IBM曾有的辉煌。时代就是这样，独大的目标总会让人看到它被超越、被冷落。替IBM大厦留影的师傅啊，你照见的是存在，或是消失？
看不见的大包袱
一群中学生正在市立体育场表演体操，这是校际运动会的诸多节目之一，其他还有各校代表表演的舞蹈、鼓乐、武术、跳绳、响铃、踢毽子等等。表象一片活泼健康，孩子们的表情却隐约透露了背负的升学压力。
学生们整齐地快跑入场，排开阵列，在扩音喇叭的口令下展开上下肢运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甩手、弯腰、蹲腿，一看就觉得少了力道。每个人只是照着要求比画比画，呆板空洞，动作和心神仿佛是两回事，就像每天上课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和升学，和教育的真义相违。我在他们蹲腿屈身、双臂后甩的连续动作中按下快门，每位学子仿佛正扛着一个看不见的大包袱。
以前的学校可真难考啊，我自己就是个大学落榜生，而且再也没勇气与兴致重考。上台北参加联招，试题一发下来我就自知无望。两天考完，干脆顺便在大都市谋个职，谁知随身携带的一叠画稿，竟被我直闯进门的《幼狮文艺》主编痖弦先生看上了。于是，我立刻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文化核心地带上起班来，以“Q.Q”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插图。念不了大学的我，如今竟然已在大学里教了二十五年书。
重看这张照片真是感慨。1994年，台湾开始实施败笔连连的教育改革，让一些专科学校争先恐后地改制为大学。“少子化”1后僧少粥多，有些大学科系甚至招不到学生，以至于联考得8分的也有大学可上。着眼下一代的素质，我倒宁愿孩子们多扛扛那看不见的大包袱。
八又二分之一和一又二分之一
费里尼的电影《八又二分之一》像部天书，看不懂的人也不敢批评，大家都被大导演天马行空的叙述给迷惑了。主角不折不扣是费里尼本人的投影，希望在现实人生和梦境世界的混沌交界中找到出路。看这部片子时我刚读高一，罗东镇上的小戏院声光效果不好，看得我一头雾水，只觉得过去、现在、未来全给搅浑了。尽管如此，很多画面依旧深印在脑海里，仿佛是往事的一部分。
我在二十岁前写过五个短篇小说，处女作取名《一又二分之一》正是借自费大师。主角A君和B君先后出现在看似独立、实则串联的两个故事当中。A君在每天必走的路上发现了一些秘密：路的长度、红绿灯的转换、步伐的跨距、擦身而过的路人、店铺所放的音乐……都似乎与自己有某种关联。总之，一个无名小卒渐渐认为自己是个负有特殊使命的非凡人物，只是没人明白而已。
刚到台北上班时，除了《幼狮文艺》的办公室之外，我最常待的地方就是西宁南路一条巷子里的“天琴厅”。只要一杯茶资就可占用一组舒适的沙发与茶几，从开门混到打烊，在人进人出、声音嘈杂的环境里享受自己才懂的寂静，画了无数插图，也完成了那篇处女作。
接触摄影之后，我不再画画和写小说，“天琴厅”也被行医的屋主收回当诊所。我在原址外头所拍的这幕人流景象，就像是《一又二分之一》的插图，虽然另外那位主角B君的遭遇，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
电影总有散场的时候
我是在金像奖戏院看《超人》这部电影的，如今这座戏院和周遭的商场早就不见了。人与都市的关系总是善变，新商圈一崛起，之前最夯的闹区就会被冷落，寡情的人潮迫不及待地朝更炫的消费场奔流。记得这家戏院当旺之时，再早去排队，也只能买到下一场的票，因为售票口老被黄牛轮流霸着。
生意人脑筋动得快，戏院正对面开了家餐厅，专门替用餐的顾客代购戏票。我们一家三口常在这一带度周末，由餐厅的落地窗望去，排队买票的人个个显得焦虑不安、闷闷不乐，散戏出场的人们却是眉眼舒坦，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即便是虚拟的也成。生存环境越艰困，民众的无助感越强，梦境制造者的空间就越大。现实生活令人失望，银幕上的英雄却能一一摆平小至社会治安、大至地球危机的困局。美国好莱坞将一个本土漫画角色化为举世皆知的救世主，这位英雄是外星人的遗孤，被地球人抚养长大后隐藏身份，当起了报社记者。每当他进电话亭换装之后，就会一飞冲天，成为无所不能的超人。
对大多数进去观赏的小市民而言，电影院大概也等于是他们的“电话亭”吧！在还没进去之前，连过个马路都会有挫折感，搭趟公交车也得奋战一番；未来憧憬与人生原则一层一层地消磨在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里。在戏院里，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所有的不公不义都能得到伸张。
只不过，电影总有散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