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革命组织。随后，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人相继被杀。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4月6日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反动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我党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80余人。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英勇就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没能清醒地判断当时的局势，导致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采取右的迁就政策，并且对他们可能的背叛丧失警觉，不去作好相应的准备。丧失了挽救革命时机，因此没有能够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2.“马日事变”湖南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湖南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分子和一些反动军官的恐惧与仇视。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迫不及待地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
何键是策划“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何键，醴陵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1927年4月底，他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北伐前线之机，邀集死党叶琪、李品仙、周斓、夏斗寅等人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的反革命军事叛变，为了便于推卸责任同时又便于在幕后组织这场阴谋活动，经反复研究，决定避开中共有可靠军队的武汉，而选定中共无军队的湖南省首先发动。
随后，何键委托其心腹军部中校参谋余湘三去湖南具体策划。余湘三到长沙后，取得了代省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的支持，选定许克祥的独立三十三团充当叛乱主力。许克祥本是一个惯于在军阀厮杀中东奔西投的亡命之徒，其父在湘乡老家受到农民斗争，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一经余湘三等人许愿高官厚禄，激起为父报仇情绪后，就毅然充当了反共急先锋。5月17日，叛乱干将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陶柳、李殿臣、晏国涛、魏镇等人在小吴门外许克祥团部开会，决定用公开军事行动彻底摧毁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机关，推定许克祥担任指挥，于5月21日晚上行动。
5月19日晚，三十五军驻长沙留守处部队开始公开寻衅，收缴了工人纠察队10多人的枪支。三十三团许克祥部唆使伤兵向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队无理寻衅，并进行毒打。长沙城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面对剑拔弩张的形势，中共湖南省委（原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虽然于5月20日夜采取了一些对付反革命的紧急措施，但由于全省工农武装尚未组织起来，各县农民的自卫武装还处于零散状态，又没有掌握可靠的部队，因此无力阻止反动武装对革命政权的进攻。
5月21日，即星期日的晚上，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在长沙发生了。这晚11时许，1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叛军，在许克祥的指挥下，分别向长沙城内各革命机关进行突然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他革命机关，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省特别法庭、国民党省市党部及工运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等，均遭叛军疯狂袭击。至22日上午，被捣毁和袭击的革命机构达70余个。叛军在长沙整整捕杀一夜，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达100余人，被捕的40余人，被临时拘押的则无法计算。与此同时，在押的土豪劣绅则全部开狱释放。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奋起抵抗，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因21日的电报韵目代日为“马”字，所以这次长沙反革命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长沙。他们一方面改组省政府，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篡夺了湖南省的党政大权；另一方面，采取贼喊捉贼的手法，声称此次事变是由省工人纠察队要缴军队的枪械，军队被迫自卫引起的；与此同时通电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到处张贴“铲除暴徒”、“拥护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等标语，大造反革命舆论。以此为掩护，在戒严的幌子下，继续在长沙进行反革命屠杀。不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死于屠场，即使毫无关系的也往往身遭横祸。如北门外油铺街一木工晨出做工，衣服溅了泥水，顺手撕下一块已经破烂的反革命标语揩拭，即被指为“共产党撕毁标语”，就地砍头示众。
反动军官指挥的血腥大屠杀不仅仅发生在长沙，湖南其他各地也进行了同样的血腥屠杀。常德、溆浦、湘潭、湘乡、浏阳、衡阳等20余县，都先后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事件。据统计，马日事变后的半个月中，全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在一万人以上。
马日事变严重地摧残了湖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是湖南的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转折点。它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3.“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全国形成3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以及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的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的。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继续在武汉同汪精卫一派国民党人合作，并把北伐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身上，没有真正认清汪精卫集团假合作真分共的野心。
1927年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他歪曲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汪精卫声称，“综合这5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现在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3项决定：（1）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2）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3）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随后不久，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汪精卫集团实施的反共政变，表明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和北伐战争的夭折。至此，国民革命遭到失败。
北伐战争的夭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失败。北伐战争的夭折和国民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和损失，但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革命，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唤醒了全国人民；锻炼了共产党，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同时也给中国人民以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主要是：第一，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高潮，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振兴中华的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国民革命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进步，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有利于两党自身的发展。合则两利，分则有害，国共合作的破裂，使中国革命出现重大的挫折。
第二，中国的民主革命，能否实现和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国民革命的历史证明，当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革命就发展，就胜利；当中国共产党由于犯了右倾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革命就遭到严重挫折，以致失败。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第三，中国民主革命必须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必须发动广大农民，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四，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没有革命的军队就没有一切。共产党必须掌握革命的武装，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和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这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教育了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在有《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从1927年“八七”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就走上了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