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新右派的崛起和共产党的对策
1.北伐前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与共产党的态度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在它内部，也有一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对1924年国民党“一大”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心怀不满，对经过改组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成为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心怀不满。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首先发难，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借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主张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也就是要同共产党人分手。为了反击这种进攻，中共中央在7月2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孙中山在北上之前，也表达了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的态度。由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享有崇高威望，所以，他在世时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还有所收敛。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越来越公开化。对于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国民党内部的各派由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所抱的目的也不同。左派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在推倒北洋军阀之后，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右派代表地方买办阶级的利益，力图利用工农的力量，由自己取代北洋军阀建立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左、中、右3派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特别老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活动猖獗，他们于1925年11月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反对三大革命政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
更严重的是，在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中壮大起来，在革命阵营内部已有举足轻重力量的蒋介石，这时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面目。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为了实现发展个人势力，取代北洋军阀地位的目的，他需要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但同时，他又害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的发展，妨碍他达到取代北洋军阀的目的。所以他在一个时期内所执行的是既联共又限共的两面政策。五卅运动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全国掀起。看到群众力量起来了，他的反共活动便逐步加紧。
面对国民党内部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是以斗争求团结，还是以退让求团结的问题是共产党面临的尖锐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总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使广东革命局面陷于孤立以至失败，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的退让，企图用这种方法使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得到缓和。共产国际代表所持的也是这种意见。这样，这种意见在党内就占了上风。
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这是国民党“二大”的积极方面。但是对于会议期间，广东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提出的“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并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的正确主张，并没有引起重视，对国民党新右派没有采取防备措施。
中国共产党的一再退让，丝毫没有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相反却使国民党新右派有恃无恐，得寸进尺。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在3月20日突然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李之龙私调“中山”号军舰要挟持他离开广东，并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原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被迫称病去职，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
1个多月后，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借口避免“党内纠纷”，要找出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该全部交出等。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何香凝等都投票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却认为国共关系之所以出现紧张，是因为共产党“包办”太多，继续主张退让，《整理党务决议案》又获得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其中包括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南方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这三件大事都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生的。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接连发动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节节退让下，把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从而为日后发动反共政变作了重要准备。
2.北伐期间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与共产党的态度北伐开始后，北伐军首先在两湖地区取得了胜利，但由于还有孙传芳势力的严重威胁。孙传芳部的兵力比吴佩孚部强大。这样，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还是比较谨慎，不敢采取重大行动。当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就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突然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下。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开会。这次全会否决了关于定都南昌的提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对于已经掌握着主要军事权力的蒋介石的约束，已经无能为力。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那时候，共产党人本来应该也有可能利用有利形势，直接掌握一部分军队和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的到来。可是，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却不许这样做。他们写信给湖北区委，叮嘱他们“：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以后，又批评湖北区委不应该让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要求已参加江西临时省政府的李富春、林祖涵等退出，还限令已担任江西九江、永修等县县长的共产党员辞职，否则将开除党籍。并写信给担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要求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陈独秀以为采取这样的退让的方针，就可以表明共产党人没有夺取权力的企图，使蒋介石放心，使国共合作不致破裂。但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分裂的部署。
在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在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面对会议总结的革命阵营中存在的蒋介石“军事政权”的“向右”，以及民众运动中存在的所谓“向左”两种倾向，中共中央这次特别会议并没有对国民党新右派已经下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行径进行斗争，反而制定了对群众运动进行限制的错误方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会后，这个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右派妥协的右倾方针就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二）北伐的夭折和国民革命的失败
1.“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反革命野心也日益膨胀，为了早日实现反革命的目的，他处心积虑地寻找靠山，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当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二军由安徽东进，占领南京的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突然猛烈炮轰南京，制造了南京事件。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他派员到同南京事件有关的5国驻沪领事馆道歉，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在上海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以牺牲国民的利益换取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与此同时，4月上旬，蒋介石和汪精卫、白崇禧等人举行一系列秘密反共会议。接着，蒋介石纠集流氓、地痞组织“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以反对上海总工会。他又指使吴稚晖、钮永健、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上海人民的政权。他施展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文告，限制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给工人纠察队送去亲自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来麻痹工人的警惕性。在这紧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既不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而是一味妥协退让。蒋介石利用了陈独秀的妥协，在工人同胞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凌晨，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解除了上海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纠察队员仓促应变，死伤300余人。驻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也纷纷出动，帮助蒋介石屠杀革命群众。4月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10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到宝山路周凤岐部请愿，提出发还工人纠察队枪械、释放被捕工人、严惩祸首、肃清流氓等要求。当请愿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时，突然遭到蒋介石军队的武装袭击，100多人牺牲，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江浙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在此次政变中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