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底，渣滓洞看守所在押人犯全部迁往白公馆看守所。据1948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的任可凤回忆：刘厚总在狱内负责管理图书。狭小的图书室仅六七平方米，只作借书之用，不能在室内阅览。他的一张小床也安置在里面，等于独居一室。白天不上锁，刘可自由如厕或在天井内走一走。晚间门上加锁，与其他囚人并无二样。1948年春，国民党军统决定“开释”刘厚总，并发给他旧币2500万元，以资返籍。刘厚总一面“深感大德”，一面又伸手要钱。1948年5月10日，他向蒋介石呈上一份报告，拿枪杀项英一事邀功悬赏，他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击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
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刘厚总还声称，他因被禁囚多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2500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奖金，他将登报表示感谢，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11月下旬，当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时，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成渝公路上乱成一团，叛徒刘厚总死于乱军之中。
（八）皖南新四军失败的原因
对于皖南事变的发生，特别是皖南新四军的失败，无论是70年前还是70年后，人们都在查找原因，总结教训。归纳各方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1.战略上的错误，为整个行动失败的主要因素。开始未能乘顽敌准备未周时，迅速东进或北渡；等到顽敌已有准备向我进攻时，而我又未能迅速从顽敌间隙中突出包围，反而进入包围圈，此为整个战略之失着。
2.在行动部署上，以皖南全部战斗部队6个团编成3个纵队，分3路齐头并进，平均分配力量，指挥员不能掌握主力，无突击力量，以至发生情况，处处陷入被动，始终以劣势兵力与敌作战。结果，在战斗中只能取得个别小的胜利，在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战役方面却没有力量予敌人以打击，反而被顽敌各个击破。
3.指挥员犹豫不决，一日数变，过分害怕部队牺牲。在情况对我有利的情况下，不能以较小的代价打击敌人一路或坚决突围取得更大的胜利，而处处顾及，以致丧失消灭敌人与突围的有利时机。
4.对情况缺乏正确的估计，尤其是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认识到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已有充分的准备。
5.当战斗处于紧张状态时，指挥员没有沉着应付和机动指挥部队，使全军失去指挥中心而陷入混战状态，造成不利局面。
6.部队分3路前进，相互之间间隔较大，而且又是山地作战，以电台指挥和相互联络很不容易，即使能够联络上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加之下级指挥员未能灵活地与上级取得联系，所以战斗一开始就失去联络和相互发生误会。
7.没有掌握山地作战要领，轻易放弃制高点而使部队陷于不利境地，以至阵地被敌人突破。
关于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参谋部在《关于皖南事变的军事教训的总结》中进行了分析。一是认为项英没有接受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指示。这份《总结》指出，皖南新四军约12 000人，驻云岭、繁昌及其西南狭窄地区，横竖不到100公里，北靠长江，东临强敌，西南约有顽军12万人，凭借黄山、天目山筑垒堡监视。在过去国共摩擦紧张时，不仅不易发展，而且时时有被包围的危险。早在两年前党中央即向新四军指示向敌后、向江北发展，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迄未被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项英所接受。二是拖延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时间。1940年10月19日何、白《皓电》发出后，中共中央从团结抗战着想，从新四军的发展着想，催促项英率皖南部队北移，他虽赞成北渡方针，但又提出一大堆理由，说北渡路线只有两条，一条经铜陵、繁昌渡江到皖北，只有一两个渡口，毫无保证，且对江无为一带有顽军。一条经溧武路转苏南敌后过江，又须经过5道封锁线，一条运河，一条铁路，大队不易通过。他的结论是叶挺率一部分人过江，他仍“决心坚持皖南阵地”。直到党中央及中央军委于11月、12月不断指令催促，才派两营兵力从铜、繁过江保护交通，并将后方资财1300担及后方人员1000多人，于11月3日先后开赴苏南。三是军事布置与指挥上的错误。据刘少奇报告，皖南新四军到苏南应从青弋江、宣城、朗溪东进才安全。项英却采取了向南走茂林的路线。茂林是个绝地，位于青弋江上游两河之间，东西北3面是水，河深无法徒涉，南面靠山，直径不过80里，有顽军3个师凭险固守，很难越过，河两侧又有顽军4个师严密控制。另外，军队行动是1月4日晚，5日早晨即到达茂林，却停了下来，6日才与顽军发生小接触，11日顽军“聚歼”计划才布置完毕，12日开始总攻，13日我军伤亡7000人，14日除少数部队突围，其余多壮烈牺牲。从以上日期可以看出，如果到了茂林不停顿下来，不期望顽军自动让路，立即冲出是绝对可能的。
有人认为，皖南新四军惨遭包围袭击、多数壮烈牺牲的结果，是因为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是一条错误的路线，这是导致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有人认为，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谁指定了这条使全军陷入绝境的北移路线，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但是，也有人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只有较少牺牲呢？”
由于临时改变行军路线，不可能对沿途地形、道路、河流等情况进行详细侦察，也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准备，特别是对顽四十师的装备与战斗力缺乏了解，产生轻敌思想。如果能够抓住时机，乘第四十师尚未赶到星潭一线布防，皖南新四军一举突围还是有可能的。退一步说，1月7日，在星潭受阻后，尽管地形、时间均对我方不利，但如果能果断地下定决心，集中兵力杀开一条血路，也是可以突围出去的。
皖南新四军的失败，虽然有很多原因，但这毕竟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为了消灭皖南新四军，国民党军队以绝对优势兵力，采取外线向心的作战方式向新四军分进合击。此外，国民党军队熟悉地形，凭借工事固守，等整个包围圈形成后开始发起总攻，并针对新四军的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
（九）上饶集中营
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被押往第三战区长官部驻地江西上饶囚禁。1月14日，叶挺被扣留后，于17日即被押送到上饶，囚禁在长官部附近的李村监狱里。几天后，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三支队五团团长徐锦树等也被押送到上饶。张正坤、徐锦树囚禁在距离长官部稍远一点的七峰岩监狱里，李子芳、林植夫囚禁在李村监狱。他们是上饶集中营关押的第一批新四军。
因被俘的新四军较多，顾祝同请求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请示派员前来接收，他还指派刘夷华、侯荫黎与陈淡如3名上校军官前往皖南，以“训练”的名义将被俘的新四军编成3个大队，刘、侯、陈分别担任 第一、第二、第三训练大队大队长。1月26日成立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顾祝同指派第六十七师少将副师长唐肃任训练总队队长，陈淡如任副队长。
训练总队成立后，负责“训练”的国民党特工开始清查被俘新四军人员的身份，发现很多排以上干部。于是，顾祝同决定将被俘新四军干部和士兵分开“训练”，把清查出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编为军官大队，有680多人。顾祝同任命第三战区军统特务头子、政治部情报室上校专员张超为军官大队大队长，把清查出的新四军班长一级的军士编为军士大队，有350多人，由陈淡如兼任军士大队大队长。第三训练大队被俘的新四军士兵分别编入原第一训练大队和第二训练大队，称为第一士兵大队和第二士兵大队，刘夷华、侯荫黎分别担任大队长。第一士兵大队有1480多人，第二士兵有1500多人。
2月17日，经参谋总长何应钦审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了《新四军被俘官兵“管训”实施办法》，指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负责新四军被俘官兵的“管训”工作，并规定“管训”方针：1.使其认识新四军“叛变”之错误；2.使其正确明了中国抗日建国之真实意义；3.使其认识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之特殊使命和任务；4.使其觉悟自新能为本党从事于抗战建国之工作。
《办法》要求被俘新四军的官长与军士的“管训”分开，要严密防止他们与当地民众接近。“管训”被俘新四军军士的地点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选定，于是，顾祝同就选择了位于上饶邻近的铅山县。重庆要求将“管训”被俘新四军干部的地点设在瑞金或吉安一带。顾祝同考虑到瑞金或吉安一带离长官部太远，不便“管训”，决定改设在上饶城南较为偏僻的周田村。
3月上旬，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部带领第一士兵大队、 第二士兵大队和军士大队，从皖南经浙江来到江西铅山县，总队部和军士大队驻在永平镇。第一士兵大队、第二士兵大队驻在石塘镇，军官大队单独开往上饶，进驻周田村。军官大队名义上隶属“训练”总队，实际上却是独立的，由顾祝同直接掌握，军官大队大队长张超直接对顾祝同负责。
周田监狱是上饶集中营的一部分，监狱里除被俘的新四军军官外，还有一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囚禁皖南事变前后东南各省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80余人。此外，囚禁叶挺的李村监狱和囚禁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七峰岩监狱，以及后来囚禁李子芳等人的石底监狱，也是上饶集中营的组成部分。
“训练”分为两期进行，每期3个月。1941年11月下旬，第二期“训练”结束，第三战区长官部以连为单位把第一、第二两个士兵大队所谓“中毒不深”的2341人分别补充到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和第一○○军里。这些人后来大多跑掉了，不少人重新回到新四军部队。部分“顽固分子”于1942年3月前后，与军士队和军官队中的“顽固分子”
组成“训练”补充大队，军官队改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到1945年8月，其中大部分人送到徐州绥靖公署所属部队，部分编入第十二军军官总队。
据第三战区长官部资料记载，军官大队里26人逃跑，军士大队有81人逃跑，士兵大队共有460多人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