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张国焘被党史学家们评价为北大最积极的学生代表之一。在5月3日的北大举行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张国焘等人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在5月4日的游行示威以及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张国焘都是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冲在运动的最前端。随后还当选为北大学生会干事和北京学联讲演部长。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们积极地组织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6月2日，张国焘与同学在街上卖国货时，被反动军警逮捕。北京学界为此组织了罢课、商界罢市，支持被捕的学生。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警局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学生。6月8日张国焘等人被释放。随后不久，张国焘又立即赶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任总务方面的工作。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北京学界随即做了大量营救陈独秀的工作，张国焘做了大量的主持会议、沟通各校教员和学生意见等方面的工作。在欢迎陈独秀出狱的大会上，张国焘还担任主席并且在大会上致辞。在五四运动大大小小的事件中，都有张国焘的积极参与，并且以丰富的领导组织经验为五四运动的进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还有方豪、罗章龙、高君宇、罗隆基、陈长桐、何浩若、闻一多、瞿秋白、郑振铎等学生领袖在运动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天津的代表有张太雷、周恩来等人。张太雷（1898—1928），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的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早在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时，张太雷就参加了反对这一卖国协定的斗争。当时，京津两地都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张太雷是北洋大学的学生代表。1919年2月，张太雷又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先进青年组织了社会建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革新政治的途径。在五四运动中，张太雷积极参加讲演团，宣传演讲，奔走呼号；他担任天津学生的联合决策机构评论会的评议长，主持讨论斗争的部署和策略；他率领学生向省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他去北京营救被捕的爱国学生……在五四运动过程中的每一次斗争，他都是冲在斗争的最前端的。他的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深深鼓舞了天津群众的战斗意志，持续不断地向反动政府进行斗争。他后来还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但是在起义中不幸英勇牺牲。
周恩来（1898—1976），南开大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1917年去日本留学的，他到日本时，正当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情况传到日本后，日本学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热，一批知识分子信奉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以他一到日本，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对于欧洲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有了初步了解。在此期间，他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籍。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加深，他对十月革命有了新认识，从思想上赞成十月革命。日本学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正面介绍，又十分通俗。阅读这些通俗的日文读物，让周恩来受益匪浅。此外，周恩来还能顺利阅读英文书刊，而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也比较多。这时的周恩来虽还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和国内同龄知识分子相比，他也算是比较早、比较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和其他进步学生一样，热血沸腾的周恩来，立即积极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中去。5月17日，南开的学生组织“敬业乐群会”召开茶话会，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十分冷静、从容，他讲话不多，但句句都说到了关键处。周恩来此时尚没有学生身份，按理说还不能直接参加学生运动，但他凭借自己的独特才华，在学生中树立了威信，实际上成为了学生运动的重要人物。6月下旬，南开进步学生推举代表赴京请愿。事先，周恩来对赴京代表的活动做了详细谋划，还帮助解决了经费问题。为了把学生运动引向深入，天津学联于6月下旬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大家一致推举周恩来为刊物的主要领导者，此外，他还参与创办了觉悟社，打破了男女不同校的旧制度，为新风气的形成起了一个榜样的作用。由于他自身的知识储备和优势，使他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杰出学生代表。
此外，还有于方舟、马骏、孙越崎等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上海的何葆仁、武昌的陈潭秋等人在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相关团体及组织
通过这么多学者和教育家的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有了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意识，从而使新的思想、新的觉悟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进而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学生来扩大运动的阵营。从1918年下半年，在各地区各学校内，已经有很多类型的社团出现了。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如下一些社团：
1.学生救国会
从1918年5月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开始，学生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北京的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1918年暑假，这个团体派出代表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进行联络。北京学生代表在天津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那里的学生也已开始组织起来。他们在那里会见了张传琪、张太雷等人。张传琪在欢迎会上还以菜刀砍掉小指，来激励大家。
北京学生代表最后到达上海。这时，上海的学生也组织起来了。
7月的一天，他们在华龙体育场召开大会，欢迎并邀请北京学生代表在会上报告了学生运动情况。这次大会还邀请到了工商界各方面的代表参加。上海妇女界的代表人物很多，并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的思想。北京大学的学生还在这里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黄兴的夫人黄宗汉。
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拜会了孙中山、廖仲恺等人，还联系了《民国日报》、《时报》、《申报》的一些爱国人士。此外，北京学生代表还派人到广州联系了非常国会的议员，也派人到湖南越州联系了直系将领冯玉祥。
北京学生于1918年9月初回到北京，由于这些学生的积极联络，学生救国会不仅成为全国性的团体，而且得到各界的支持。
2.国民社
为了便于展开活动，救国会的成员们决定成立国民社，并出版《国民》杂志。杂志的经费是由救国会成员分摊的，此外，学生们还向同情他们的教师和社会人士募集了资金。国民社在北京租了一间大房子，通信、开会、讨论问题都在这里，会员曾达160多人。国民社的宗旨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它团结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在国民社的早期活动中，邓康是一个起了很大积极作用的人物。他负责《国民》中《国内外大事记》一栏的编辑事务，负责对重大问题进行评述。国民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积极关心政治。国民社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蔡元培和《京报》主笔邵飘萍都给予过帮助，他们曾出席国民社的成立大会，蔡元培还为《国民》创刊号写了序言。李大钊当时是学生心目中的导师，他对国民社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指导。
3.新潮社
在国民社成立的同时，北京大学文科的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新潮社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创办的，成为社员的标志是有无投稿。因为这样的规定，新潮社的成员并不多，该社刚成立时只有21人，后来放宽尺度，陆续增加，但到1919年底，也只有37人。新潮社也曾得到过蔡元培、陈独秀的帮助，蔡、陈曾代表校方给他们提供经费、房屋，李大钊、鲁迅等也给予他们支持，曾经为该刊物写稿。胡适一直是他们的顾问。
4.平民教育讲演团
在《国民》、《新潮》创刊号不久，邓康等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它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平民教育讲演团在1919年3月间正式成立，团员有39人，多为国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员。在五四运动前，讲演团主要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讲演活动。一次是在东边内蟠桃宫。之所以在这里举办，是因为4月3日至5日举行三天庙会，讲演团便也借此机会每日午后1时至5时在此宣讲。这次宣讲的效果还不错。第二次是在地安门外护国寺，时间是4月27日。这两次的讲演内容，还属于一般的启蒙教育，与当前的形式结合还不多，但是到了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后，情况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