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二十九军将士们在长城前线浴血奋战的时候，蒋介石却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不给二十九军以必要的援助，相反，他却命令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以及黄郛等人，寻找机会与日本人讲和。
由于长城战役中日本鬼子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谈判当然没有什么资本，也就得不到想要的更多的东西，因此，日本鬼子拒绝谈判，仍然千方百计地企图再次进犯。
日军惨败喜峰口后，改变了策略，将目光转向国民党内部，寻找内应，想通过策反内应，然后内外合击，打开华北的大门。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日本鬼子设在天津的特务机构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拉拢汉奸卖国贼。很快，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张敬尧。张敬尧是蛰居在天津的北洋军阀头头之一，在京津一带他的旧部很多。日本鬼子想利用张敬尧的影响，在北平发难，为其南进创造条件。
4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六国饭店来了几位商人打扮的人，嚷嚷着要预订最豪华的客房。饭店工作人员安排好房间，这些人仔细检查一番后离去了。
第二天，一位头戴礼帽，身着马褂的胖子住进了预定的豪华客房。在饭店的来客登记簿上，来人写上自己的姓名：常世五，他的随行都叫他常老板。
常世五住进饭店后，行动非常诡秘。他虽然包下了豪华客房，但却不常住，偶尔回来时，又总有些军人相伴。
在常老板住进六国饭店后不久，与常老板住处相对的客房里又住进了3个人。这3人的活动规律与常老板正相反，很少出饭店，甚至很少出客房。
5月7日夜，已经有一周没有在饭店出现的常老板回来了。与往日不同的是，常老板周围没有随从。
常老板开门进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对面客房的门正开着一条缝，一双眼睛正紧紧地盯着他。
8日晨，天还没有亮，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六国饭店的宁静。紧接着，有3个人从饭店里跑出来，跳上已经停在门口的轿车，疾驶而去。
第二天北平各报上刊登了“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遭刺殒命”。而不久后，国民党北平机关报证实“常石谷”即张敬尧，并说张敬尧是汉奸，潜入北平阴谋策动叛乱，被“锄奸救国团”击毙。
张敬尧此番来北平是奉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的命令，策动暴乱来了。就在张敬尧离开天津的当天，板垣征四郎还兴奋地密电关东军司令部，说张敬尧不久将在北平起事，关东军加紧进攻长城一线，以收里应外合之效。
张敬尧在北平被杀，真是给日本鬼子当头一棒，而这时尚未获知计划破产的关东军正加紧炮轰长城沿线，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此时蒋介石正竭力寻求与日本鬼子议和，对前方将士们的抗日义举，不仅不给予支持，相反还总是加以压制，结果，让鬼子没有想到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们在正面战场竟然取得突破。
5月下旬，日本鬼子从河北东北部杀进关来，侵占了许多城镇，形成了对北平三面包围的态势。
日本鬼子进逼北方重镇北平和天津，更加紧了蒋介石的议和活动。这时，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主动地位的日本鬼子，也觉得是谈判的时候了。
5月18日这一天，北平火车站显得特别繁忙，不断有轿车进进出出。
8时刚过，北平政务委员会、北平军分会的头头脑脑均出现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不久，一列火车徐徐地开进车站。
火车停稳后，从火车上走下了一位清瘦的中年人。此人中等身材，穿着洋装，手持文明棍，颇有些风雅。
这个人就是黄郛，与日本人关系密切。这次他到北平，是受蒋介石的委托，与日本人谈判来了。
蒋介石为了显示谈判的诚意，授予黄郛华北地区最高行政职位——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黄郛到北平后的第四天，日本人就主动找上门来了。
5月22日，一阵急促的铃声打破了军分会沉闷的气氛，军分会参事陶尚铭拿起了电话，从电话里传出了生硬的中国话：“我是大日本帝国驻北平领事馆参赞原田，中山详一代办要于今日会晤何应钦军政部长商量要事，你务必及时转达。”
下午3时，日本驻北平公使馆临时代办中山详一带着两名随从，趾高气扬地走进了军分会的会议室。
早等在那里的何应钦，赶忙站起来迎接。中山详一对何应钦的客套很不领情，径自坐下，神情严肃地首先开了腔：
“我早就接到我国政府的训令，如华方来人言和可以接受。可是，你们一直没有诚意，致使我们兵进平津。昨日，再次接到我国政府训令，说是黄郛先生到了北平，让我作好谈判准备，请你转告黄郛先生，若真有诚意，务必尽早来谈。”
中山详一傲慢无礼，何应钦唯唯诺诺：“先生的意见，我将负责转达给黄委员长，请先生放心，黄委员长全权代表中央，有职有权，我们是很有诚意的。”“但愿如此，我想战争对贵国是不利的。”中山详一威胁道。何应钦还想解释点什么，但中山详一一摆手，起身向门外走去。何应钦对中山详一的吩咐是不敢怠慢丝毫的，他立刻给黄郛去了电话，通报了日本人的意见。经过与日本人协商，双方同意24日正式会谈。
24日晚8时，黄郛带着秘书李择一准时到达日本公使馆海军武官藤原的住宅。
这所住宅位于城东的丁香胡同，这个胡同的住户基本都是日本人。
住宅面积很大，主人显然对原住宅进行过改建，因此它看上去完全是一座日式建筑。黄郛进客厅落座后，从里间走出了中山详一、藤原和武官永津佐比重。
谈判开始。这时，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居仁堂里，何应钦、张群、俞飞鹏、熊斌等人正焦急地等待谈判的结果。
谈判似乎很不顺利。钟已经敲了11下，还不见黄郛回来。
何应钦示意副官给黄郛家去电话询问。黄郛的卫兵回答说仍然未归。再给藤原家去电话，竟然没有人接。
居仁堂里顿时笼罩上了一层不祥的气氛。大家都低头不语，只有钟声孤独地“滴答”“滴答”地响着。
所有的人都认为，黄郛回不来了！被日本人扣留了！早已紧张地在屋里不停转悠着的何应钦，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吩咐副官调车，准备立刻回南京。熊斌一把拖住正要离开的何应钦：“再等一等吧，黄委员长真要有什么意外，我们怎么向上面交代呀！”何应钦不耐烦地甩开熊斌的手，说：“日本人从来就不讲信用。形势危在旦夕，现在不走，明天早晨敌机若将卢沟桥炸断，我们就都成了俘虏了。至于黄委员长，我们回南京后通过外交途径把他要回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些人立刻围绕去留问题争吵起来，吵声是这样大，以致掩盖了大铜钟12响的报时声。
正吵得不可开交之时，黄郛推门进来了。
屋里迅速安静下来。
黄郛一进门就瘫倒在软椅上，蜡黄的脸上挂着极度疲惫的倦容。他有气无力地举了举手中的一张纸，说：“大家看看吧，这就是谈判的结果，如果同意，我马上打电话要他们制止明晨的攻击，否则，我们大家今夜就要准备南归。”
大家传阅了那页谈判备忘录。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向南向西撤退，并保证不再有“挑衅”行为。
大家一时难以做主，于是，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定夺。蒋介石和汪精卫当夜回电，完全同意日本鬼子的苛刻条件。一听蒋介石同意了日本人的条件，黄郛像触了电似的，从座位上一跃而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喃喃地说道：“彻夜周旋，工夫终于没有白费，华北得救了！”日本鬼子当然不满足中国政府口头上答应的条件。第二天，鬼子派人向黄郛提交了日本方面参加停战协定正式签字的代表名单，并要求中国方面在天黑前也交出参加签字的代表名单。何应钦、黄郛马上召集张群、俞飞鹏、钱大钧、熊斌等人开会，推选代表。会场上，谁都不发言，没有人主动表示要充任代表，谁心里都清楚，这个代表不好当，不仅在日本人面前备受辱没，在国人面前也将遭到唾弃。
会议一直僵持到午后，没有任何结果。“各位均是党国重臣，在此国难之际，各位当要共扶危亡啊！”何应钦急得不停地敲着桌子。可是，就是没人搭腔。
约莫下午3时，南京方面急电送至会议室。
何应钦一看，大喜。
原来是蒋介石点将：“授熊斌先生北平军分会总参议之职，任谈判首席代表。”
熊斌一把抢过电报，白纸黑字准确无误，他垂头丧气地慢慢坐下了。
会场里的气氛瞬间活跃起来，大家纷纷起身与熊斌握手，表面上是安慰熊斌，其实都在暗自庆幸逃过此劫。
首席代表确定后，大家又商量决定铁道部政务次长钱宗泽、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诒、军委会顾问李择一和雷寿荣、华北第一军团参谋处长张熙光为谈判小组成员。
终于赶在天黑前将谈判代表名单报给了日本人，何应钦等人这才安下心来。
正式签字仪式是在天津塘沽举行的。
31日清晨，熊斌一行早早地来到塘沽仓库楼，静候日本代表的到来。直到9时30分，日本代表才姗姗而来。第一个走进来的是日本谈判首席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接着鱼贯而入的代表有：驻北平公使馆武官永津佐比重大佐、关东军参谋喜多诚一大佐、炮兵少佐远藤三郎、步兵少佐佐藤本铁雄、师参谋河野悦次郎、师参谋冈部英一大尉。
日本代表的态度依然那么盛气凌人。
冈村宁次微胖，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很随和，但是那双眼睛时刻露着凶光。
“中国的天气真好，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总坐在屋里，实在是太可惜了，因此，这次会谈时间不会很长，11时之前我们结束会议。”
翻译缓缓地译着冈村的开场白。
冈村边说边递给每位中国代表一份打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已经拟好了停战协定草案，请贵代表过目。”熊斌接过协定草案，大大地吃了一惊，所有条款都超出了以前议定的范围。他赶忙按照黄郛的交代，从包里拿出中国方面的“意见书”。“冈村先生，我方对停战协定也有一个初步设想，并草拟成意见书，也请贵方过目。”冈村的脸立刻阴沉下来，摇摇头，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我们拟定的停战协定是我们的最后方案，你们所要做的事很简单，就是回答‘是’还是‘否’。还有一个多小时，你们的时间是足够的。至于你们的所谓‘意见书’，那是以后的事，只要签订了协定，什么事都好商量。”
熊斌听完，大脑“嗡”地一下，像是要失去知觉一样，周围的中方代表也都是目瞪口呆。
“贵方对谈判没有诚意，我们表示抗议！”熊斌憋了半天才说出这么一句毫无分量的话。
冈村凶相毕露，“啪”地一拍桌子：“我想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面对的是大日本帝国，你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熊斌不再多说什么了。
10时50分，熊斌在协议上签了字。这就是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签订后，何应钦、黄郛代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了这个协定。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自由进出华北的“通行证”。华北危机日益深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