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上层中便开始出现亲日和反日的分歧，最初反日还是少数人所持的看法。但日本侵略势力实在太咄咄逼人了，到1935年出现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时，那种认为中国必须抗日而且能够抗日的见解在国民党上层中也逐渐形成比较广泛的舆论。11月19日，国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讲话中虽然仍高唱“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但也说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吞中国，它同蒋介石的矛盾也就变得更加尖锐。蒋介石后来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这样，在继续“剿共”战争的同时，蒋介石开始悄悄地伸出一些触角，进行政治试探。这种试探，是通过多种渠道同时并进的：1935年底，蒋介石派他的心腹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陈立夫在第二年春天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到达德国。但蒋介石又认为直接去苏联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命令陈立夫回国在南京同苏联大使鲍拉莫洛夫交涉。1月初，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也奉蒋介石密令赶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要求谈判。中共代表团表示：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于5月前后回国的潘汉年作为联系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国内也设法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陈立夫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亲信、铁道部次长曾养甫。1935年11月，曾养甫找来他的下属谌小岑，要他设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同一些进步文化人也有交往。他从两个途径进行了试探：一个是经同国民党元老覃振相熟的进步学者翦伯赞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到南京来同曾养甫见面。吕振羽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同北平的地下党有联系。他到南京的商谈，是在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领导下进行的。谌小岑的另一个途径是经过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的介绍，找到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也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但吕振羽也好，张子华也好，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最早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
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请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到她家里，交给他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旅途的方便，宋庆龄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党组织也介绍张子华与董同行。由于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下，董健吾等要安全地进入苏区需要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张学良从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那时，李克农还没有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张学良派人护送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这时，洛甫、毛泽东还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准备前往山西参加会议。留在瓦窑堡的博古分别会见了董、张二人。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条件应依照拟定的抗日救国通电及宣言所定，而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则为根本之点。3月4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国共两党中断了近10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下接通了。
董健吾南返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报告他同曾养甫接触的情况。王世英向中央报告同杨虎城谈判情况时，也报告了吕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洽谈的情况。3月23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南京政府这些新的动向作出这样的分析：由于日本侵略者总是前进，这就更尖锐地推动了民族战争的发展。对南京政府说来，“或降日，或抗日，其间的余地更狭了”。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这里所说的各党各派已开始把国民党包括在内了。5月15日，周恩来给谌小岑写信，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共同“商讨大计”。
这时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也更加激烈。6月间，控制广东的陈济棠和控制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把他们的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相对立。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这次会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的谈判中，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第一次表现出有所改变的迹象。
中国共产党长时期内一直宣传“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随着中日之间民族矛盾的急速上升，随着蒋介石对抗日态度的逐渐发生变化，对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新的考虑。
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后，8月8日来到保安，带回一个消息：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再到南京见陈果夫。这也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迅速作出决断。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形势发生的变化，指出：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周恩来认为，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实际问题：（1）停止内战；（2）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他明确地建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所说现在提“抗日必须反蒋”不合适。他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等方面也应有新的变动。25日，根据会议的精神，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8月27日，张子华又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以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回到保安。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弟等外出不易”，故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9月1日，周恩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说：“黄君（即张子华）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信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
也是在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写道：“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正式完成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个转变，所以在西安事变时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从9月15日起，中共中央连续3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面对的新问题。洛甫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主张“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提出“：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要取得领导，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我们要保持我党的独立、纯洁。”他说：我们要扩大党的组织，但不能使我们的党变为抗日党。毛泽东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指出这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他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周恩来在第二天的会上发言。他说：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把蒋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对的。自国民党五大以来，特别是近半年中，他是有变化的。他在动摇着。察看他向着哪个方向动摇？是倾向抗日方面的。但是走到抗日，还要从斗争中使他实现。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周恩来在发言中认为，现在应将苏维埃改为民主共和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他认为这是各阶级统一战线的政府，是走到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道路；不同意有的同志认为的这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他回顾历史，认为要记取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留下的教训，强调：建立统一战线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随时进行友谊的批评。特别是，理论的斗争与批评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武器之一。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能认为是民族的党。17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但是，长期以来的国共对立要得到和平解决谈何容易。正当事情仿佛顺利进行的时候，局势突然又出现了曲折。
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前，对国共谈判表现得比较积极；当他用收买和分化内部的办法搞垮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以后，觉得可以腾出手来，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地区增兵，再次企图依仗武力解决西北问题。
9月22日，周恩来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24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继续商谈。
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为共产党已处于困难地位，急于同他们妥协。因而采取军事压迫和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红军，一面仍由曾养甫出面，再次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由于蒋介石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无法进行。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21日，周恩来将此决定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