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主战派占多数，所以仍决定“讨伐”，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宣布“讨伐”，定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总之，那些闻变大惊、六神无主、力主大动干戈的人们，声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张、杨，方解心头之恨之势。当时主战最坚决、且言词激烈、举止反常者则是戴季陶。此人反共、反革命有理论（早在20年代中期，他就抛出所谓《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等歪曲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由于它带“理论色彩”，还被称为戴季陶主义）有行动，论其反共历史之悠久，并不比蒋介石逊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恼羞成怒，极力主张进攻呢！为了说服大家支持以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营救蒋氏的决策，他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上“痛切”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了。他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介石生命才能保。现蒋介石为张学良、杨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行。”因为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于是，在戴季陶、何应钦等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便通过了“讨伐”的决议。何应钦担任了“讨逆军”的总司令。
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是反对“讨伐”的。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答复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做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讨伐派起了抑制作用，缓和了南京与西安的矛盾。尤其是宋美龄，更为积极、坚定，当南京16日下达讨伐令后，她曾断然表示：“如打时，即飞往西安，同介石同死。”她还奔走呼号，对求战心切的南京军校学生讲演，要求军校学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要他们“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强调“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
那时的西安，由于南京“讨逆军”纷纷西进，步步进逼，西安以东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市内，因有南京“讨逆军”
的飞机不时进行威胁性的飞行，仍然人心惶惶。当时，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已到西安，宋子文也准备前来谈判。端纳是西安事变后宋美龄为救蒋最早派出的使者。这个任务要说难也难，要说不难也不难。之所以说难，是因为那时南京主战派正调兵西进，交通受阻，音讯中断，在完全不明真相事先也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单身一人去西安，当然是要冒点风险的；之所以又说也不难，那主要是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南京，是张、杨两将军和红军代表团的既定决策，所以只要蒋氏有诚意，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端纳精明，12月14日下午4时许，当他乘一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时，他没有冒然降落，而是先绕城盘旋，作欲降落姿态，以避怀疑。最初人们是有点担心的，主要是怕它丢炸弹。但看它飞得比较慢，又总是在机场上空兜圈子，像是想降落又不敢降落，所以没有向它开枪开炮，而是严密地监视着。后来，飞机上终于抛下来一个掷信筒，说明他是受宋美龄委托来见少帅的，如少帅愿意见他，请在飞机场烧一堆烟火。张学良同意见他，命令点烟火，使他终于走进古城西安。
那时，他带有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信中请求放蒋。另一封是给蒋介石的，据申伯纯谈，信的大意是：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能好好地倾听你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总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来，想不到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宋美龄讲的是心里话，还是道出了一点真情。
这时蒋介石固执己见、拒绝交谈的态度虽有好转，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张、杨讨论抗日问题了，可是还有些三心二意，仍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他不说必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只同意停战3天，让他速返南京。在他写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中说：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张学良也给何应钦发了电报，但那是针锋相对，毫不相让的，他在电报中说：……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启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
但西安事变将怎样发展，对蒋介石如何发落，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从南京方面看，主战派仍然声嘶力竭，定以武力“讨伐”张、杨，在蒋回京之前，他们不接受蒋的任何命令。后来只是由于蒋鼎文从西安飞回南京，面交了蒋的信函，又听了他的口头说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可是，对于宋美龄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谈判以救蒋却仍坚决反对。因为主战派认为堂堂政府官员，是不能与“叛变者”谈判的，经过争辩，才勉强同意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龄去不去西安，则还得看一看。
（四）周恩来启程赴西安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前并不知道这场事变的策划与发动。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方针就是力争实现联蒋抗日，但面对的情况确实很复杂。11月13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报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张学良向蒋说了与红军联合，杨虎城亦讲了，都碰了钉子。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化，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怎样处理红军的问题，焦点是在这里。最近他要我们照广西的样，要服从中央，改红军叫国民革命军。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表面上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他，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周恩来接着就说：毛主席的报告，我完全同意。我们的战略基础是在促成统一战线的成功。不管所遇的困难怎样，每个行动都要在这个基础上出发。逼蒋抗日是要有很大的力量，现在力量还不大。蒋企图控制各种矛盾而维持他的统治。他现在还能控制，我们应使他控制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