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铁路工人全线大罢工使帝国主义各国，尤其英美帝国主义大为震惊。他们意识到这次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如果取得了胜利，多米诺骨牌一旦倒下，不仅直接损害他们的在华利益，而且有可能危及他们已经攫取到的各种特权，尤其是铁路建筑权和行车管理权，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华公使团立即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采取严厉措施解决工人的罢工问题。大总统黎元洪急忙召集国务会议，连续发表“大总统令”，诬蔑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是“越轨行为”，“扰乱治安”，为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大造舆论。
吴佩孚为掌握京汉铁路费了不少心机。他曾要求中共派人担任密查员为他清除盘踞在京汉等六大铁路干线上的梁士诒交通系势力，同时高谈“保护劳工”，恩威并用，企图用小恩小惠让3万多名京汉路工人听命于他，为实现他的政治野心服务。
为维护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决定对罢工工人实行屠杀政策。惯于使用反革命两手政策的吴佩孚，在操刀屠杀工人之前，先进行政治欺骗，以谋骗取部分社会舆论。因此，“尽管吴佩孚从北京和洛阳调集军队，还采取诡计劝说工人，企图破坏罢工队伍”。为此，他向京汉铁路工人发起了两种攻势：一种是指使京汉铁路局出面和工会方面进行假谈判，诱骗工会复工；另一种是使用他的武装军警威逼工人复工。这样，在大罢工过程中，京汉铁路工人和军阀吴佩孚，围绕着坚持罢工和破坏罢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在长辛店，赵继贤按照吴佩孚的指使，先以京汉铁路局局长的身份发出威胁工人的布告，宣称：“限于12小时内立即照常上工，恢复交通。”否则即认为各路工人等“跟本路脱离关系”，路局只有“另行找人做事了”。
但工人识破了吴佩孚的诡计，不为所动。赵继贤见恐吓布告无效，便派出所谓“宣慰员”，到沿线工会进行“劝慰”。他首先指使宛平县县长汤小秋带领商会会长白穆仁、劣绅吴品章等人到长辛店分工会进行所谓调停，提出“先行通车，再论条件”的建议。这实质上是要工人们放弃罢工斗争，当然要遭到工人们严词拒绝。接着，又有军警监察处督察长张雨霖和宛平县县长汤小秋等到长辛店“视察”。6日上午，交通部又派出3名“宣慰员”，由长辛店往南沿线视察，企图引诱各站工人违背总工会的命令，单独解决罢工问题。长辛店分工会和沿线各站的工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都坚决表示“罢工由总工会作主，分会无权谈判”。在郑州，驻军司令靳云鹗召集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姜游士、刘文松3人到司令部。靳云鹗在与工人代表会谈时气势十分嚣张，严令工人复工，否则将采取武力措施。高斌等沉着镇静，把总工会的《罢工宣言》递给他，并告之“没有总工会的命令，我们不得擅自做主。”靳云鹗只好说：“你们是总工会的，你们无权，不同你们说了。”随后，他又召集郑州绅商学和工界代表协商会，在他的授意下，各界代表发出通电，宣称如果12小时内仍不上工开车，“凡该工人等起居饮食日用应需，概不供给。如有暴动行为，即以武力为后盾”。
在江岸，交通部和京汉铁路南段段长冯沄也派出代表与工人进行谈判，答应工人，只要工会命令全路复工，罢工要求条件中属于路局职权范围以内的，都可以同意。路局职权范围以外的要求，可以转呈交通部及巡阅使署核办。但是，对禁止工厂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和封闭郑州工会的问题，他们却推说完全不知道。企图转移斗争矛头，把争自由争人权的政治罢工，引向单纯为改变经济状况的罢工。工会代表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没有上当。
2月5日，吴佩孚收到赵继贤的电报，说他有500名工兵，可担任恢复交通的工作。吴佩孚密令赵继贤“放手办事”，对罢工工人“先用好语开导，奉公守法者仍照常办事，由军警特别保护。甘心捣乱者，一律开除。劫去机车者速令交还，倘有违拗，以军法从事”。
6日，赵继贤从塘沽、天津等地运来船工和新工126名，另挑选兵士500名送往长辛店、保定、郑州等地，从前被工会除名的工贼充当把头，组成“学兵队”，学习开车等工作以代替工人，并扬言罢工工人如不复工，一律解散。当天，这些人再加上一些雇来的地痞流氓，在长辛店、郑州等地导演了假复工的闹剧，用旧枕木和棉纱浇上油在炉子里烧，使机厂里的烟囱冒出黑烟，用小锤乱敲乱打，叮作响，并拉响汽笛，制造复工假象，妄图动摇罢工工人的信心，蒙骗工人复工。长辛店分工会调查团、郑州分工会敢死队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带领纠察队员返回工厂，赶跑了这些地痞流氓，并向外地来的工人讲述罢工的原由，劝其离开。同时，为了防止再搞假复工和军阀利用“学兵队”，对锅炉、水塔、水泵等重要设备作了技术破坏，并切断电源，锁定岔道，拆除进厂的铁路钢轨。这样，一场假复工的闹剧被揭穿了。
吴佩孚见欺骗手段不能迫使工人复工，便撕下伪装，以武力迫使工人上工。2月5日，吴佩孚电令湖北督军萧耀南，称“日来各路工人受人煽惑，动以罢工要挟，此等嚣风若不严加取缔，势将贻患无穷，除电沿线各军外，希予查明严禁，如果不服劝导，立即武力制止”。萧耀南接电后，立即命令汉口警察厅通知了警察所执行，并令汉口镇守使派武装军警前往江岸镇压工人的罢工运动。同日，萧耀南任命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为汉口刘家庙铁路警备司令，在江岸扶轮小学设立指挥部。张厚生会同汉口镇守使署派人到江岸分工会宣布两项命令：一是要求无条件复工，二是交出工会负责人杨德甫等5人，并称其余胁从的工人一概不究。否则，将以武力解决工人的罢工运动。这样的命令当然会遭到工会的拒绝。工会负责人告诉张厚生：“如有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谈判，否则，恕不接待。”到了中午，张厚生看工人并没有妥协的行动，便调集军队占驻车站和机厂，监视工会的活动，命令车站开始卖票，又从工人家中强迫两名司机开车。江岸工会闻讯，即派纠察团率领2000名工人，包围军警，将两名司机抢回。此时，张厚生又生一计，拘去纠察团内工友3人，以要挟工会送还被抢回的两名司机。工会不允，就派代表项德隆等与之强硬交涉。最后，无奈之下，军警不得不将这3位工人放回。
在郑州方面，2月5日，吴佩孚电令萧耀南的同时，也给靳云鹗电令，称：“如果工人执迷不悟，即以武力强迫开车。”靳云鹗接到电令后，即派一名巡官到高斌、姜海士家，欺骗说，靳云鹗师长请他们谈话。靳云鹗见两人之后，再次要求他们下令复工。当他们仍然回答“分会只有传达之力，并无完全主持之权”后，靳立令军警给他们加上脚镣手铐。有一名委员听说高、姜两人被捕，自愿与高、姜一同受苦。6日晨，军警又拘捕了两名工人积极分子，并加上镣铐。当日上午，将高斌、姜海士等5人游街示众，企图以此达到威吓工人的目的，并扬言，谁不上工，都将同样对待。但工人“不惟不畏，反更愤激”。下午，军警雇人鸣锣招呼上工，工人仍置之不理。当时报载：“靳氏并令军人搜索工人，迫其上车服务。人皆奔避，有被揪获者，皆饱受枪托之打击。但工人意志仍甚坚决，被军人捉至车站者，尤谈笑自若，口衔烟卷，绝无惧容，终不肯开工。”
在长辛店方面，军阀曹锟对工人就已开始武力镇压了。4日下午，曹锟所部王怀庆派一个旅的兵力包围了长辛店。当日晚，王怀庆又率步兵一个大队，约500人，开赴长辛店。5日晚，又有几支军队开到长辛店。他们妄图用军队震慑工人，逼迫工人上工，并派出许多密探出没在工会附近，暗中调查工会主要领导人的行迹。长辛店工人对此不但没有表现出恐惧，而是直接面对军警的挑衅，散发“敬告军警”传单，指出兵士、警察和工人“同是苦同胞”，“应该互相联合互助，不应该残害”，并向其说明“强不欺弱”的道理。6日下午，又有大批军队从涿州向长辛店运来，均系全副武装，表明军阀将要采取非常行动，但工人们都认为“为自由而战，死而无憾”，决不后退。当日，长辛店分工会又发表第二次宣言，再次说明罢工是为争回“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和人格，并保持我们的第二次生命——工会……而不得不出此最后手段”。“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外，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6日晚上，罢工斗争已经3天了，军阀统治当局仍不答应罢工要求条件。3天以前，各路工会代表在郑州分别时曾经约定，罢工后3日内如无结果，各路工人就要采取统一的总同盟罢工。根据这一约定，为了动员各铁路工人一致行动，迫使当局答应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要求，这天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了致全国各铁路工友书，呼吁各铁路工人给予“经济的援助”和“实力的援助”，共同努力，以争取共同的权益。